石诚忠！
　　
　　独自静处的时候，总想起这个人，和这个听似铿锵，看似憨厚的名字。
　　
　　他现在怎样了？是不是像一片秋叶，被那无情的风刮到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腐烂了？
　　
　　总在阴雨霏霏的日子，那最后一次与他见面的情景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双打膝的深筒胶鞋，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又黄又稀的头发凌乱得像鸡刚扒过的一蓬稻草，一直散披到衣领边，蜡黄而又微肿的脸蛋，散淡无光的眼睛，像很久很久没睡过一夜好觉似的。
　　
　　走在象山大道，远远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待我认定是他，喊他时，他反而有些木讷：
　　
　　“我……石诚忠，你……你是邓……书记？！”
　　
　　我们好像隔了几个世纪似的，他在原始森林狩猎，而我已进入了高度文明的城市。彼此认得是那么艰难。
　　
　　这一瞬，我怀疑起他是否还记得我以前对他的好处和我曾赊他的那辆“蝴蝶”牌自行车。话到嘴边却又换了一句：“你现在还好么？”
　　
　　明明看着他跟街上拾破烂的没什么两样，还是找话问了这么一句。
　　
　　“嘿，嘿，”他憨憨一笑，老样子，话少，只是多了一份傻气：“才，才出来呢。”
　　
　　“怎么，二进‘宫’了！”我十分惊讶，以为这几年他多多少少弄了几个，还指望他还帐呢。幸亏没张口，要不，又是黄腔了。
　　
　　索钱无望，又急于办事，不知与他怎样草草支吾了几句，便撂上了车。他好像是很有话要说的样子，站在那里不动。我勉强地挥了挥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铛铛地摇铃去了……
　　
　　认识石诚忠，还是在一家建筑企业做青年团工作的时候。
　　
　　这家公司刚刚招了80多名青工。吃饭时，一哄而来，队排得蟒长。这里面，有一个表现特别的人。当小伙子们急躁地敲着碗筷，或开心说笑嬉闹时，他总是默默地尾随其后，不声不响。轮到打饭，才听得到他那粗声粗气的声音：
　　
　　“六两饭，一个豆腐，一个肉。”
　　
　　然后端着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海碗，往食堂外边木料堆上一蹲，虎虎地吃。上班下班，头总微低，眼光落在离脚尖不远的地上，直直走，像有想不尽的心思。再漂亮的女孩子从他身边擦过，也从不瞅别人一眼，似乎禅心极深。
　　
　　一天，我在水池洗碗，他来了，站在身后。
　　
　　“来洗吧！”我侧身挪出一个位子。
　　
　　他伸过一只手，接碗水，唰唰地洗，还扬了一口进嘴，咕噜咕噜，又吐出来。好像还留了一半在嘴里，便干脆沽沽地落进了肚里。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许是因为自己做青年工作的缘故吧，总喜欢主动找人说话。
　　
　　“石诚忠！”这回答干脆得就像一面掷地的锣，没一点多余的声音。
　　
　　“哦——你就是石诚忠啊！”这几天总听说有个叫石诚忠的，这里组合也不要，那里组合也不要。当时听到这消息，就想见见这人，原来就是他呀！
　　
　　“怎么啦？！”他回过头，脸色死灰，像是谁把他的名字放在脚上踩了一通似的。
　　
　　“不怎么，不怎么，”我生怕他误解，连忙说：“早听说你的名字，只是，只是今天才对上号来。”
　　
　　我对他笑了，笑得很自然。实说，在此之前，这人就给了我一个并不坏的印象，反倒喜欢他不多言、不趋附的性格。
　　
　　过了数月，公司领导为石诚忠的事头痛。说拿他没法。说这家伙一定很坏，哪里都搞不成器。说干脆让他自谋职业。甚至有的说把他除名算球！
　　
　　这时逼近年关，是建筑业的淡季，许多家远的人早已放假回去。单身楼更没了几人，一向热气腾腾的“和尚居”陡然冷落，格外孤寂。
　　
　　到食堂进餐的人就更稀少。
　　
　　打饭出来，一眼见他蹲在圆木上，吃过，一碗水端在手上，一勺勺往嘴里喂，懒散地打发着时光。
　　
　　“小石，”我走拢去问，“你没回家？”
　　
　　说不清出于责任还是怜悯心，我坐到他的身边。
　　
　　“唉，哪里有家哦！”他把勺子往碗里一荡，水花溅了一地。
　　
　　“怎么，你没有家？你是孤儿？”
　　
　　“与孤儿有什么两样！”他痴望着地上的那方水渍。
　　
　　“那你家，你的家呢？！”搞了大半年的青年工作，还是头一回关心起同龄人的家庭。
　　
　　“你，你是哪里人呢？”他无语，我又问。
　　
　　“南漳的。”
　　
　　“南漳怎么会招到荆门来的？”我知道招工是分地域的。
　　
　　他望了望我，很心重地又将眼光落在地上。
　　
　　“我看你这人蛮好，不是那种假情假意的人——。”他埋下头，喃喃地说开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出生南漳，父母离异，很小就把他送给了与南漳交界的荆门栗溪供销社的一个职工家庭。后来养父养母又得了亲生儿女，对他一日不如一日，就弄到了互不相认的地步。
　　
　　难怪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连栗溪都不肯提及呢。
　　
　　“你说，哪里有家，母亲嫁了，父亲娶了，我能回到哪里去？！”
　　
　　我的心酸得难受，眼直想流泪。再看他时，他的表情居然与往常并无两样。也许是小小年纪就饱尝人间冷暖，从没感受过人间欢乐的缘故吧，感情就像一股暗流，怎样涌也不外露。
　　
　　我更喜欢他了，真正地。我直在心里说：开年，一定找事给他做！
　　
　　4月的一天。我喊住他：“你想干活么？”
　　
　　“想啊。”我蛮以为他会十分高兴，狂叫一声“OK！”的，他却怏快地说：“谁要呢？！”
　　
　　“我给一队队长说了，他要你！”
　　
　　“可……可我会搞不长的”他讷讷地说，“上次在4队搞不了几天就不要我干了！”
　　
　　“为什么？”
　　
　　“没车，老迟到。”
　　
　　“买一辆沙！”
　　
　　“唉，说来不怕你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有钱买车！”
　　
　　难怪别人总不要他呢，承包了的，谁愿意谁迟到？可他没车也是实呀！步行怎赶得上自行车、摩托车呢？我的眼光落在了我的“蝴蝶”车上。我在机关，出门少，可用可不用；弟弟上学，骑不骑无所谓。我这样想着，便说：
　　
　　“那么，就骑我的车吧！”
　　
　　“你的车？！”他眼睁得从没有过的大。
　　
　　我知道他的心理：公司领导懒得管他；承包头头看他寒碜，瞧他不起；成天寡言少语，同事都懒得缠他。我的话，他难以置信的。
　　
　　“这样吧，这车买回来没两个月，很少骑，只当赊你，行不？原价176元，等有了给个一百一二，好不？”我怕他难为情，这般说。
　　
　　“好，我一定还你钱！”说过这话，车就换主易姓地吱吱跟他走了。
　　
　　这刻，我的心好酸，就像嫁了女儿，不知她的命运将会如何。
　　
　　后来，我到市政府写书去了，再也少见他。有次待我到公司才知他被拘留，正在受审。罪行是伪造木材出口证。
　　
　　听到这些，我怨死他了：好好的事不做，偏偏去充当鸡鸣狗盗之徒！唉，聪明倒是聪明人啊！说他到印刷厂摸来了铅字，自己拼了版；说他仿照木材出口证的开幅、字体、颜色在家搞土法印刷；说他还用干肥皂，雕刻出了林业局的公章……这些都是聪明人才想得到干得出的呀！可惜，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这会儿，他若在眼前，我肯定要冲去扇他两耳光，骂他个痛快的。这样想后，心里又隐隐作痛：会判他多少年呢？这么一个孤儿，一个无助无济的人，他将来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不久的一个中午，我去公司收拾剩物。这点东西一提走，便与这家公司毫无瓜葛了。
　　
　　天下着雨，朦朦细雨洒在身上正消暑。推着自行车上坡，拐过弯就看到曾经装过我的“和尚居”了。
　　
　　这时，一个老头模样的人从门洞里走出。
　　
　　“石——诚——忠？！”走近，我格外惊奇。
　　
　　他瘦了，黄了，下巴上面的两片脸已布上好大把年纪才会有的沟槽。头发削得只剩下些短桩桩，像羊啃过的一地草。
　　
　　几个孩子光着上身，赤着脚在雨中的空场上玩泥。而他却还像在过冬，厚厚一套皱巴巴的带里衬的中山装罩着他那微微筛糠、永远走不出冬天似的虚弱的骨架。
　　
　　我站在雨中，一任雨的淋涮。雨水从光滑的头上滚落到眼里，又顺耳沟流进了脖子。这时，我说不清挂在脸上的是雨还是泪。
　　
　　看他这样子，哪里还有勇气去揍他骂他哟！我心软了，软得像一团棉。
　　
　　他呢，他看到我傻了眼，怔怔立在那儿，像木偶。一手抱着脸盆，盆里装着些小东西；一手提着一兜衣物，身边还躺着一个大大的背包。
　　
　　这样的姿态静止了好一会儿。
　　
　　“你怎么啦？”我真不知说啥好，他太叫人失望了。
　　
　　“拿东西。”他像是我知道一切似地不再多话。
　　
　　“你的车，我卖了……钱也没了……等我出来，再，再还钱你！”他支支吾吾了一阵。
　　
　　“你，你怎么想到搞那些事呢？！”此刻，我只想亲自听他说说为什么放着正正经经的事不干，却去搞歪门邪道。
　　
　　他没开口，脸色灰白。僵持了几口烟的工夫。我说：“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弄得去？！”
　　
　　说着，我不由分说地把背包往车尾一卡，说：
　　
　　“走，我送你！”
　　
　　我们边走边谈，这才知道，我给他介绍的那份事，一个月都没做出头。原因是为了一面墙的做法，跟队长抬杠，就被炒了。他说他找公司领导，可领导不管。找工会，工会又无权。找共青团组织，他说，自我调走，就没人再接任……
　　
　　雨小了些，风又大起来，正是上班上学的时候，行人正稠。
　　
　　走到第一中学门前，一个个头不大的学生骑着“54”型大车，像一匹高大的洋马失缰似地飞奔过来，这来势凶猛的样子，我预感到不妙，果然那小子的车一头就撞在了我“百灵”牌的前轮上了。
　　
　　圆圆的轱辘，眨眼间变成了绞麻花，车还是新配不到半年的呢，我直叫苦。
　　
　　我不能送他了，好在离他要去的司法局已不太远。
　　
　　他把背包往肩上一挎，一手端，一手拧，望了一眼我，一句话没留就走了。望着他一架散骨的背影，想喊他，没喊出，只希望他今天进去，明日就出狱。
　　
　　这天回家，老想他。好可怜的人儿哟！为什么就没有人好好待他，温暖他呢？想着他走进黑暗的牢里的那刻，就想起在乡里见到的那种施鱼的笼子，人们把鱼从这头赶到那头，又从那边赶到这边，鱼慌了，就只好往笼子里钻，以为正好躲命呢，那晓得恰恰送上了小命呢……
　　
　　好长的时间没见到他了，真的几乎全忘了他。只是在算经济帐时，还清清楚楚地记道：石诚忠还欠一百多元呢！许是环境的变化或是时间的淡化，想起他时，心里再也激荡不起浪花。
　　
　　一个寒冬的晚上，家人煨在一屋看电视——那时，我把父母刚接到荆门不久。
　　
　　“笃——笃——”门连响两下，很轻。荆门这季节，风大，且怪叫，呜呜像鬼嚎得怕人；门也常被吹得砰砰乱响，总像有人在敲门。
　　
　　“咚——咚——”
　　
　　这会儿，电视里头没说词，风也驻了下脚，满屋都听清了这声音，倒是我母亲拖着步子，从她房里先我拐了出来。
　　
　　“你找……找谁呀？”她与来人问话。
　　
　　“这，这是邓书记的家么？”
　　
　　“哪个邓书记？”这头衔我好多年不曾有人呼了，很耳生，何况才接来不久的母亲呢。
　　
　　“就是邓……邓三君！”
　　
　　“哦！快，快快进来吧！”她热情地迎进了来人。
　　
　　听说我的名字，我把脑袋从里屋探出了门。
　　
　　“石诚忠！你来了？！”一看是他，惊了一下，指了指旁边的沙发，“你坐吧！”
　　
　　我还以为他来还钱呢，然而没有。
　　
　　我没像以前那么怜悯他了。对他的来访印象也不深刻。只记得在寒冷的冬晚，他穿件牢里发的薄薄的黑棉袄，一双解放鞋，除此之外再也记不起有什么特征。也许当时觉得看电视比跟他谈话更有意义吧，连他的脸色也没看清。
　　
　　他告诉我他出来后想做事，一直找不到，没人要。再是户口没地方落，原来的单位说他已被开除，不让落户。
　　
　　可能是我答应了他去跟他原单位领导谈谈的吧，但事后确没有到他单位去说。是因为与工作无关了，还是事忙而疏忽？只是在路上碰到他们单位的书记轻描淡写地招呼了一声，至于效果，从没过问。
　　
　　倒是我的母亲在吃饭的时候，问起过几次。
　　
　　“老大，那人的事你去办了没有？”
　　
　　“哪人的事？”我真记不起来了，悟了老半天。
　　
　　“就是那个怪可怜的，跟你年纪差不多的，那天晚上到我们家来的那个！”
　　
　　“哦——，您是说石诚忠呀！是的，我是要去说的。”嘴里这么说，却并没往心里去。
　　
　　时间过得真快。
　　
　　当我再见他的时候，就是象山大道的那幕情景了。
　　
　　那天办完事，回到家里想起了他，想起第二次坐牢又才出来他那寒酸的样子，一种被虚土埋葬了多年的善良的种子，经一夏的高温高湿，突然萌发。
　　
　　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想起母亲得病无钱读书，恨不得去抢钱的那些动机，又想起那晚他是带着怎样求生的心情摸到我的家门……
　　
　　他来找我，说明他对人生还寄托着希望呵，说明他还有着生的勇气。他该是问了多少路，七弯八拐了多少巷道才摸到我搬的新家啊！而我，却狠狠地将那根系着他生命的希望之线给掐断了。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定是想着他最相信，最能依靠的人的。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来找我呢？不说明他还相信世界有真情在么？而我，我却伸出的是一双冷冰冰的，毫无血色的手啊！
　　
　　唉，他把我看着是光明是希望呢。一辆自行车换来一个人的心还不满足么？为什么总就忘不了那一百多元……唉，是我太残酷了呀，连那荧荧如豆的希望之火也给他吹灭了。
　　
　　要是我那次能诚意去帮他，他会再坐一次牢么？好似浪里漂泊一只破船，我非但没拉它拢岸，反而将它撑得更远了——我不知他因什么再坐牢，肯定与我对他的冷漠是有关的呀！
　　
　　人怕就怕无望啊！一个无望的人，还会怕死么？不怕死的人什么事又做不出来呢？
　　
　　唉，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些人无望，而堕落毁灭呢？
　　
　　往床上一倒，我饭也懒吃，就这么想，总像有不祥之兆要发生似的，心里怪慌。
　　
　　他还会去坐牢么？或是想烦了去死？这个念头缠得我在床上翻来滚去，赶也赶不走。
　　
　　“老大，你怎么啦？”母亲看我焦灼的样子问。
　　
　　这一问，我倒想哭。
　　
　　母亲看我背过脸去，就一跛一跛地拐到了床边：
　　
　　“孩子，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母亲一辈子都没变过调的，这般慈爱的声音，我真哭了。不是哭别人，而是哭自己。我说：
　　
　　“妈，你真好，要是人人都像你……该多好啊，妈——”说着，我坐起来，拉着她那双枯瘦如柴却很温善的手。
　　
　　为什么有的人只能得到爱，却不能给人爱呢？我在想。
　　
　　“怎么，孩子，你今天怎么怪头怪脑的？”她露出惊惑的目光。
　　
　　“妈，那位青年我又看见了！”我喘着粗气摇着她的手说。
　　
　　“在哪里？怎么样了？你帮了他没有？”石诚忠只到过我家一次，她却记得好牢，问了一大串。
　　
　　“他坐牢又才出来！”
　　
　　“又怎么啦？孩子，为什么？”我这才注意到我母亲头发里藏着一根根的银丝。她已是人生汪洋的另一岸头的人了。她一激动，身子直颤。
　　
　　我想我能像她那样善良地度过一生么？
　　
　　“你怎么不带他来，到家里来！？”她喘喘地说，一绺头发落到眼角。
　　
　　“我事急，没跟他多说，待我再找他时，他已不在了！”我的声音有点发沙，像小时打破了一只糖罐的孩子，惋惜不已地站在妈妈的跟前，等着受罚。
　　
　　“孩子，有什么事比一个人的命运更重要呢？孩子，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捏在另一个人的手上。他的祸福就看这个主宰命运的人有没有必要的同情和爱心了……”说着，她又拄着那根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望着她单薄的背影和僵直的下肢，我的泪又涌出来。
　　
　　母亲从来没打过我们，此时，我真希望她扬起那根拐杖狠狠地抽打我一顿，让我懂得爱心才好呢。
　　
　　这年，我满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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