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桃源本是边城丹东市内的一条老街，靠近六道沟北边的山麓，原属于城乡结合部。那里曾多有桃树，每到桃花盛开时节，花红柳绿分外怡人；亦有河流由北向南穿越其间，淳朴而富有灵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里狭窄的道路两旁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平房，低矮而简易，常常弥漫着烟火气的味道；舒缓的生活节奏，不施粉黛的自然而然，使其很有些世外桃源的意蕴。历经四十余年的变化，桃源的规模与布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模样，而今道路笔直宽阔车水马龙，高楼取代了平房，商铺成行，但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些轶事仍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仍可以作为考察城市变迁日新月异的一个难得的参照。
口音的误读与冲突
过去的桃源街由东到西约有三里多地，东依英华山，西靠桃源山，最远处可以到达菊花山以东；算起来也只有从当年的东风服装厂附近到丹东造纸厂后厂及其家属区附近的范围。英华山西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花园河，日夜不停地唱着歌儿，扭动着腰姿穿过桃源街直出鸭绿江。夏日的花园河里常有围坝戏水的男孩或洗衣的女子，而冬日的花园河面一片雪白的冰冻，又成为孩子们理想的溜冰场，单腿的或双腿的爬犁在冰上穿梭往来。桃源山东边紧挨着并不怎么热闹的沈丹公路，那里为丹东赴沈阳方向公路的西出口。
桃源街最大的单位是丹东造纸厂后厂，占据了花园河下游西岸即今万达地段，直至红房即今知春园社区的大片地盘；其职工家属亦多，那时北区、西区、保管厂即今昆源社区，直至桥头即今英华山下的华美社区，均属丹纸的家属区。花园河上游西岸，位于桃源街与花园街交汇处，有一片称之为桃铁的居民区。那里居住的多是丹东铁路分局职工的家属，大概由于国家铁路建设的需要或是铁路系统管理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来自辽北一带，口音腔调与丹东本地人殊异；许多本地人听不惯人家的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人家也瞧不起本地人那种土得掉渣的海蛎子味。桃铁有铁路子弟学校，桃源有丹纸子弟学校，两校读书声隔着桃源山而相闻。
当年两社区的年轻人时有殴斗，其中不乏社会闲散人员；双方难分难解，都有被打倒在地者。有一位号称臭李子的地头蛇，打遍桃源无敌手，传闻他就曾手提自制的火药枪打进桃铁，并把那片的老大打得跪地求饶。后来不知是被人报复还是偶然事件，某日，此人在沈丹路口突然被疾驰的货车撞倒，头部致残，没过几年就死掉了。桃源这边称桃铁那边的学生或闲散人员为铁路崽子，语气中似乎包含着莫大鄙视。桃铁那边有商店，却不允许桃源这边的人去购物；桃源这边有商店，亦不喜欢桃铁那边的人来购物。地界之分已在对立中形成。那时是计划经济，商品短缺，难免有人打破地界去购物；一经被发现，轻者被骂，重者挨打；这种对立不能不包含着短缺经济的烙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对立？今天想来似乎有些可笑。或许这就是狭隘的地域观所致吧。双方谁都瞧不起谁，特别是难以接受彼此说话的口音腔调，桃铁那边的人嫌桃源这边的人说话比较土气，而桃源这边的人则嫌桃铁那边的人说话好“装”——拿腔作调，高人一等。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话的音调是由其地域性的文化传承所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刻意装出来的。双方都不知道自己说话的音调均不符合普通话的标准，却以自我为尊，均拒绝吸收彼此合理的成分。再往深里说就是见识广与见识少的对立。铁路子弟相对见识较广，因为他们来自辽北多地，又与列车这一特殊的四面八方流动中的社会相关联，所以他们有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感。而桃源这边的子弟久居本地，天性质朴，见闻较少，缺乏走南闯北的历炼，信息量不多，故对铁路子弟的那种优越感充满反感。现在看来这种对立不过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社会管理极其封闭，缺乏必要的社会融合机制，加之地域文化的差异，以及打仗斗殴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产生这种对立亦不足为怪。现代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的融和与和谐，人们开始聚精会神地做自己的事，也已敞开胸怀接纳与自己口音腔调不同的人，往日的那些群殴早已荡然无存；而丹东造纸厂已经消失，铁路依然存在，只不过桃铁社区里纯正的铁路子弟已经不多。
桃源商店
桃源商店位于丹东造纸厂后厂北边的铁道及公路旁，与丹东造纸厂子弟学校毗邻。这里一字排开共有三家店，副食品商店居中，粮店居东，衣布鞋店居西。它们共同承担着桃源街这一片居民的日常生活保障。紧挨着粮店东边的是煤厂，以售卖朝鲜无烟煤为主，为居民提供生活能源保障。这大概是商业局的统一布局吧。三家店共用一幢大房子，坐北朝南，房子据说是日本人盖的；里面比较宽敞，墙体十分敦实。此处当是桃源街最为热闹的地方了，每当来了新鲜的疏菜，特别是海鲜肉食之类，如果又突然不须凭票供应了，那么这里就挤满了抢购的人，有时甚至会把窗子玻璃挤破。等到这些东西卖完了，自然也就安静了，就像散场后的电影院一样。那时一般情况下是凭票供应的，只是偶尔会有不凭票的时候，那热闹的场面下其实是短缺经济的体现——人们的物质生活太匮乏了。
在这家副食店里，我至少认识三个人。一个是老丁，高高瘦瘦的，红鼻头，戴一顶泛白但干净的帽子，五十多岁样子，说话是关里一带的口音；据说他是回族人，负责卖酱油和咸菜之类工作，总是不紧不慢，和和气气，为雇客打酱油的时候，手法干净利落，从不会弄得抹里带外的。我记得他手里时常握有一块抹布，随手就能把酱油缸盖儿上的星星点点的东西擦干净。我在他的手里买过酱油、醋、腐乳、涪陵窄菜和味素等，却很少听到他说话，不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已。有时是中午，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坐着，默默吃着自家带来的饭菜，看到有人来了，他便不声不响地扣上饭盒，按照雇客的要求提供服务。另一个人是老计，他大概是店里的主任，约有五十好几，人干瘦，嘴里长着两颗大门牙，常常叼着烟卷，说话是纯粹的海蛎子味。每次见他都是风风火火的样子，特别是在货少人多的时候或秋菜上市的时候，他不但张罗着发票、卖菜，还要张罗着维持秩序；对有些特殊关系的雇客，他总是笑脸相迎，安排得妥妥的。每当有人喊他老计的时候，他的脸上就露出自豪和满足的笑容，因其手中掌握着整个桃源街居民副食供应的大权啊。还有一个人叫小肖，三十多岁样子，白净子脸，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米七几的个头；据说是当过侦察兵，身手不凡，常常会变出一些如背身识酒瓶之类戏法，引得店内外不少人围观。那时有些不守购买秩序的人，都是由他出面来安抚的；有时也难免与人交手，但他从没有吃过亏。而派出所好像也向着他，每次冲突之后他都能平安地回来；他好像是老计的助手，两人往往形影不离，老计不便出头的事，他便自动出头办了。
我对衣布鞋店的小高印象很好。小高是大家对她的称呼，那时她已有四十岁左右了。身材瘦小，面容白晰，大眼睛，薄嘴唇，梳着两个小辫子，总是给人以特别清新的感觉；她从来不耍脾气，无论对待谁，语气十分平和，你想买什么她就给你拿什么，你如果说想换一件，她就立即给你换。不像有的营业员，不但不给你换，还要训你一通。我特别喜欢她量布撕布的样子，量得准，撕得齐，那动作节奏感颇强，而那声音让人听着非常舒服。我在她的手里买过网球鞋，实际就是比较细软的胶鞋，那是为了学校开运动会才买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阵子，这家商店的黑布被疯抢一空，四面八方的百姓争着为主席戴孝，竟然把商店的门窗挤碎了。那种几近疯狂的争先恐后地表达悲痛之情的场面，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极少有人怀疑过这种毫不掩饰的真诚。小高那时是一边哭着一边撕着黑布的。
衣布鞋店的门前有一位掌鞋的师父，六、七十岁，患有腿脚不灵便且“罗锅”的残疾。但他眼睛大眼神好，手也巧，土黄色的脸上常常泛着油光，知道底细的人背地里说老头可是富人家出身啊！实际是说其家庭成份为地主。在那个有成分论的年代，地主成分往往受人唾弃，但这位掌鞋的老师傅非但没被唾弃，反而却颇受人尊敬。因为他的手艺好，活儿好，而且待人和善；不管什么样的鞋子拿到这里，他都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那时也没有什么好鞋，胶鞋、布鞋、塑料凉鞋你都可以拿来掌一下，几毛钱就能解决问题。每有来此修皮鞋的人，他都格外小心，生怕失手让人家不满意，况且穿得起皮鞋的人差不多都是有身份的人。那时学校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我们班里有的同学就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去帮助老人收拾摊子；他的家就在离此不远处，黑漆大门，独门独院，裁有果树和鲜花，别有风情，可谓园林式宅院。风里来雨里去，在这里摆摊久了，他也自然成为这里与商店同在的一道风景；如果某一天他忽然没有出摊儿，这里就好像缺少了许多东西。尤其是那几位时常在这里晒着太阳围着他闭聊的老者，更觉无处可去了。
大车店与传染病院
大车店就位于现今辽丹种业有限公司的位置。三间大瓦房面南坐北，青砖红瓦，理石为基，打眼一看就是有些家底和财气的老店。店面临街，店内挂满了缰绳、马鞭、马鞍、马笼头之类牲口和赶车人所用的物件；还有那种手编的防冻乌勒鞋，鞋里面只要垫上乌勒草，就能让一个贫寒的人对付一个冬天了。
掌柜的是一位个头不高却比较胖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眼睛不大，嘴唇不厚，颧骨突出，脸上有光；头发稀疏又有些花白，但总是梳得板板正正，嘴唇上的小胡须也有些发白。他常常在店里不停地搓着牛皮绳儿，用以编织马鞭等物件。弯着腰，系着围裙的老伴则在一架小火炉旁不声不响地烧着开水，有时也端起长烟袋有滋有味地抽上一锅。
他的手艺不错，鞭杆所用的竹子成色好，韧性更好；每制作完成一只马鞭，他便自信地握在手里，独自走出屋子，轻轻地将鞭梢向空中甩出，随之发出一声脆响，他便满意地回到屋里，以此证明这项工作完成了。他家的后院挺大，可以供大马车进出，院内东西两侧还有房子，可以供赶路赶车的人在这里过夜。特别是数九寒天的时候，这家大车店就更加热闹了，路过此地的赶大车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停下来，进屋暖和一下，坐一会儿，喝一口水或吃点随身带的东西，彼此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无意间把天南海北真假难辩的消息传播开来。
那时候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塞活动，学校要求学生利用寒假四处拣粪，为农业生产作贡献。这家大车店的门前由于车马进出频繁，自然就吸引了拣粪的小学生；只要大车一出现他们就跟在后面，眼睛一直盯着马屁股，也不怕严寒不怕危险，只希望快一些拣到它的排泄物，有时一跟就要跟出几十米远。然后再把拣到的马粪牛粪送到学校操场，从值班的老师手里换回一张粪票，开学时再交到班主任老师的手里，以证明自己完成了任务。那时学校还设有验粪的值班老师和学生，如果发现粪量不够一只土篮子，或有以土块子充粪的行为，那就要给予批评并拒发粪票。粪票多的同学还可以获得学校奖励，奖品不过就是一个盖有学校章子的小楷本或算术本；能使用这样本子的同学，脸上往往充满骄傲的神情。
大车店的西面毗邻丹东市传染病医院，那时它建在半山坡上，背依西山即今之菊花山；多为平房，树木环绕，寂静中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氛围。出入其间者很少，那些偶尔出现在室外的医护人员似乎也都是神秘兮兮的样子，白衣白帽白鞋白口罩，只露出两只闪亮的眼睛，彼此亦少有说话，让人一看就感到惊悚。附近的大人们常常叮嘱自己的孩子，不准到那边去玩，一旦染上传染病可就没命了。这种反反复复的叮嘱，无疑使我们倍感恐惧，生怕染病丧命，又给全家带来灾祸。靠近该院的有点本事的人家，已经想方设法搬走了，显然是因为对生活环境担惊受怕的原因。现在想来，那时人的卫生健康知识真是少得可怜，而有限的官方宣传中也不乏故意吓人的成分，这大概与那时医疗卫生科技发展的低水平有关吧！
我记得那里还有一处孤零零的圆型的房子，据说那就是太平间——专门停放死人的地方。我们小时候从医院门前走过时，连看都不敢看它一眼。也不知这医院到底能治什么病，反正认为进到那里的人，差不多也就完了；否则为什么要在黑乎乎的树丛掩蔽的半山腰建那么一个圆圆的吓人的太平间呢？后来医院不断改扩建，我们也渐渐长大了，才知道那里并不怎么可怕，所谓传染病也不过就那么几种病而已，死人的事并不多见。那个太平间何时被拆掉了，已无从所知。许多人从其门前走过已经习以为常，原来传染病并不如有时宣传得那么可怕，那些天天与传染病打交道的医生护士不是都好好的吗？只是现在的传染病种类增多了，比如性病、艾滋病等。或许为了人性化的需要吧，该院的楼顶上专门立有皮肤病专科的招牌，普通人以为它看的就是普通的皮肤病，其实不然，它治得是艾滋病。那里常有神情有些紧张又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诊者出入其中，有时难免让路过其大门前的人心生疑惧，不得不远而避之。不知何时传染病医院的牌子早已换了，现在称为丹东市第六人民医院。
磨房、马掌铺与饭馆子
在现今中国农业银行丹东支行那个位置，曾有花园公社设立的一处磨房和打马掌处。那时国家定量供给的粮食不够吃，家家户户都想办法买一点苞米或高粱米，然后去那里磨成面以补贴主食。我曾多次背着父亲悄悄到蛤蟆塘、五龙背甚至汤山城一带买回的苞米，去那里磨面。那时农民手里的粮食也不允许随便卖的，父亲有时只能空手而归。磨面的人不少，往往要挨帮，有时还要排号，过了一定的号数就不再磨了。当然是先要过秤交钱，然后才给你磨面的。磨面的马达响起来，可以完全盖过马路上的马蹄声，那时的马路为汽车与大马车甚至小驴车所共用，蹄声又与汽车的笛声常常交织在一起，互不相让。磨完之后，磨面者常常要求负责磨面的师傅当着他的面，把专门收集苞米面子的大口袋好好地倒一下，以免浪费了；而那位头戴披头与口罩的师傅也不吭声，只把磨完的面放到秤上一秤，然后一挥手，示意足斤足两赶紧拿走吧。于是下一位就开始了。有时遇上较真的主儿，还非要看看磅秤上的示数，哪怕差个一星半点，也难免一番争执。
紧挨磨房的就是打马掌的地方。前来打马掌的大车也比较多，特别是冬天，雪多冰多，不打马掌马走路就会打滑，所以赶大车的师傅都提早把马掌打好。有时钉马掌的师傅还要先给马修脚，每当看着他用特制的锋利的刀子一层一层地削去马脚上的硬质，然后又一锤一锤毫不犹豫地把马掌钉进去，我的心里就发出一阵阵疼痛。在等着磨面的时候，我常常站在一边看人家打马掌，心想这马也真够可怜了，整天拉车赶路，还要动不动就被固定在绞刑架一样的木头架子下，不得不遭受这样的洋罪。懂行的人说，那马掌上过厚的硬质就如同人手上的老茧，不及时削去是不行的。削去过厚的硬质打上崭新的马掌之后，就如同给马穿上了新鞋，它行动起来才能蹄轻致远，才能在冰雪地上有力地行走。马掌铺还有别的业务，院内有一座挺大的火炉，经常有铁匠把烧得红红的铁块从中取出，轮流锤打出农具之类物件；那红红的火苗欢实地窜起来，把那面写有“农业学大寨”标语的石头墙映得如同晚霞照射一般，也让在大冬天里看眼的人心里顿时暖洋洋的。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抡动大锤的两位师傅，那满面的汗水和粗壮的臂膀，在大锤颇有节奏的交替抡动中使其愈显无比英武。
馆子与马掌铺一路之隔，门当户对。一座不高不大的平房，还有后院，本是一家清真饭馆；大师傅好像姓洪，身体微胖，常常是白帽白衣，脖子围一条白毛巾，他烙得火烧特别好。整个桃源街仅此一处，而且位于三叉路口，所以食客确也不少，但他们能点的也都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而已；那个年代对于能下得起馆子的人来讲，不仅是一种奢华，也是一种荣耀，哪怕吃上一盘暴炒牛肺，吃上一碗大米饭，也会使你得意洋洋回味无穷。这家馆子的油条炸得挺好，每天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油条对对饱满，色泽微带焦黄，那种香味能飘到花园河两岸的大坝上，方圆三五里的居民都愿意前来购买。我家那时住在距其三里多地的地方，父亲高兴时会让我早早起床，去那里买油条和豆浆。冬天天还没有亮，路灯又只有那么昏暗的几盏，十一二岁的我拎着水壶，胆怯地沿着马路前行，特别是走到花园河大坝的时候，心里尤为胆怯，因为那里比较荒芜，人家颇少，影影绰绰的树后不知会藏着什么。而且传闻那里发生过多起抢劫甚至强奸的案件，就连一位老公安的枪也曾被歹徒抢走过。所以我每次都是跑步通过那座并不宽大的花园桥，以防大坝里突然窜出个什么罪犯来。下了桥向东，越走离饭馆的距离越近，油条的香味就越浓，心情也因之越好，胆量也不由越大。买完油条豆浆赶紧往回赶，等到回家时天已放亮。那种在大冬天里天不亮行走时的胆怯而又心揣美好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小火车站与自来水井
小火车站位于现在桃源立交桥西头的位置，站点极小，只有一间小房，房内也就容得下一二人落座而已，没有自来水，冬天时靠一个小火炉取暖。但它也有卖票检票之类业务，那时有一列专门开往前阳镇的小火车在这里设有一站；西边乡下的来客常常就乘这列小火车，在城里串亲或做事——这里无疑就是城边子了。此站的负责人也即工作人员，是一位一只胳膊落有残疾的师傅，年龄在四五十岁，据说是因为扳道刹发生事故受伤所致。他用一只胳膊卖票检票办理业务，却也干净利落；而另一只衣袖却空空的，往往被揣在上衣兜里。他身穿蓝色立领的铁路制服，头戴别有铁路徽章的蓝色帽子，很有些军人的威武而严整的样子。小火车一来，他就要提前以立正姿势站到铁路旁，十分规范地以手里的小旗子发出某种信号。有一趟小火车是货车，专门拉水泥之类建筑材料，从西边返回东边时它往往就是空空的平板车。有不少小朋友就常常趁着这趟车停靠小火车站的时候，偷偷地爬上去，坐着它到丹东的锦江山公园去玩，那里恰好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火车站，称为锦江站。这是十分危险的事，那位独臂摆旗的师傅，总是高声断喝地禁止那些胆大不要命的孩子们。那时乘公汽的票价才五分钱，却很少有孩子拿得出来；更重要的是锦江山动物园的诱惑力，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们玩命地爬上平板小火车。
这小火车站最热闹的时候，是从西边的前阳镇方向开来的小火车到站的时候。许多进城的农民捂着盖着，携带着一点点农副产品想进城里卖掉，赚个油盐酱醋钱；但也不知哪个部门却偏偏不许卖，那些检查的人专等到人家下车的时候，才把骇人的红袖标戴上，然后冲上前去，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并还没有开始卖的农产品全部没收。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收获的一点点农产品，就这样一分回报也没有地被人家检查人员抢走了，没收了，有一些农家妇女甚至流下泪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也非常同情他们，纷纷为他们求情，甚至勇敢地斥责那些没收人家农产品的人。这些被没收的东西到哪去了呢？谁也不知道，又好像谁都知道。我家东头的一位邻居就是干检查的，家里的鸡鸭蛋吃不完地吃，每年端午节包粽子的黏米、大黄米、红小豆、粽子叶，可是应有尽有，把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那时还生出过长大以后也当检查员的念头。但当我把这个念头说出来的时候，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她严肃地说：“小孩子不好好读书，想那些没用的事干什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别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母亲对那些检查员连抢带夺的行为十分鄙视，从心里可怜 那些被抢被没收的农民，这是她反对我长大以后当检查员的理由。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检查员就是当时的工商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不容易，每天起早贪黑的，奉命而行，不完成任务还不行。
那个自来水井与小火车站一路之隔，周围半径一百米内外的人家都到这里挑水。所谓井却并非传统意义的井，而是自来水公司在这里设置的一个水龙头。它被一个一米来高的圆环形的混凝土构件保护着，水龙头伸出环外；圆环上面原有一个盖子，后来不知谁把盖子掀掉了，再后来环内就有了不堪入目的杂物，或有好心人把它捞取出来，但不久又不知谁把杂物扔了进去。好在水是从铁管里流出来的，未被直接污染，挑水的人也就不当一回事，其实是卫生意识淡泊或已经麻木罢了。更糟的情况是冬天，水井经常被冻住。没水可挑的时候人们自然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那没有被冻住的井，你挑着两桶水往往要走出汗来，还不敢快走，因为桶里的水会跳出来。有些好心人就找来一把草，围着水管烧火，但往往也是徒劳，因为冻得太结实了。有时烧得比较顺利，水流出来了，人们就不再关闭水龙头，而是任其流淌，昼夜不停，结果水漫公路冻成了厚厚的坚冰。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要小心奕奕地开过去，而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常常被摔得的半天爬不起来；每当此时，挑水的人都成了看眼的人，他们似乎有一种以此为快的看热闹心理，不仅常常暗笑，有时还放肆地大笑起来。那时的公路管理部门也很奇怪，从没有看他们来解决一下坚冰覆路所造成的危险问题。据说就是这样的水井也是满州国时日本人建的，在地下埋有一个控制阀，需有专门人员手持一杆长长的铁质工具才能转动它。
排队挑水的人自然也是一道风景，水桶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弯弯曲曲排成一队，就像巨大的可以吹奏的乐器一样，让人看着心里舒服，感到有些生活韵味。离水井不远处有三二老者在下象棋，常常把木制的大棋盘拍得山响，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将军”，有时还毫无顾忌地羞辱对方是“臭棋臭出了水平”，有时则为了一步悔棋的事争吵不止。挨帮挑水的人没有不来此围观的，或蹲或立，时笑时语，看戏一样；难免偶尔发表一点高见，遂引起奕者一方不满，指着棋盘大嚷：“别摆嘴，有本事上来试把试把！”于是发表高见的人就勇敢地坐到奕手的位置，早把挑水的事忘到了脑后。一盘棋未下完，妻子已找到这里，大吼：“臭缺德的，你要不要脸？我这里等水做饭呢，你却玩上了！”丈夫闻声赶紧抬屁股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不玩不玩了。”对方却不肯，说：“你这臭棋说不玩就不玩了？这么怕老婆还能下棋！”他把下棋当成了真的两军对垒，那怕老婆的人怎么当得了将军呢。也有人把挑子一放挨在别人的桶后，然后就去邻近小火车站转悠去了，结果后来的人先于他把水挑走了，他发觉后反说这些人真不讲究，就没人喊我一声。谁能喊你呢？家家都忙自己的事，赶紧接完水赶紧走，这不很正常嘛。
山东老太太
老太太一家从山东来，满口鲁南话，腰板溜直，头发花白，面带皱文，手中习惯性地拎着长长的烟袋锅，走起路来脚下生风目不斜视。她的家就在临街的公路旁，对面就是小火车站。据传老太太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是一位师长级的大人物，有一次他来探望老太太，身后还跟着腰别手枪的警卫员呢，专车接送。但他并没有在这里住下，因为安全问题或是军务繁忙，只是短暂的探望之后就离去了。师长的两个儿子都扔在老太太这里，在老太太的照料下长大，聪明灵俐虎头虎脑与众不同；只是大一点的儿子，有一年因为吃了从后山上采下的野蘑菇而中毒，抢救不及时死了。此事给老太太打击不小，不仅忽然间增加了不少白发，而且走路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始终昂首挺胸了。本已大功告成，辛辛苦苦把外孙子带大了，孩子懂事了，上学了，学习又很好，却突然发生了这么个事，她觉得实在对不住自己的姑娘和女婿。不久师长的二儿子就被接走了，据说当上了娃娃兵。两个外孙子先后离开了，老太太忽然感到异常寂寞，烟抽得更频了，话也不多了，但走路生风的劲头一点也没有改变。
她在紧邻房子东头的空地里种上了一片红高粱，长势喜人，杆壮穗大，秋风吹来的时候此起彼伏，甚是漂亮。某一天经人介绍她把西边的一间房租给了一户从乡下返城的人家；男性户主身患硒肺病，夫妻二人带着三个孩子，据说是被下放到农村的。第一年彼此相处很好，房租按时交付；第二年就不行了，租户请求暂缓一个月再交租金，她答应了，可是二个月、三个月都过去了，租户还是没有交租金，称现在真的没有钱了，希望等到有了钱再一次性还清。老太太不干了，说我的房被你住了，我的地也被你种了，说好的房租你却一拖再拖，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有钱呢？再说我能不能活到你还钱的那一天呢？于是就要求租户搬走，那房租你看着办吧！体弱多病的租户就是不搬，说我不是不给你房租，可以给你打欠条，有朝一日肯定要还。老太太说我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天呢，你欠我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的钱能心安吗？啥也别说，你搬走就完了。但租户就是不搬。无奈之下，老太太找到了驻街道的民兵小分队；那里的民兵都知道老太太的女婿是军队的一位首长，而且人家在理，于是就找到了租户，令其搬走，不走可要强制执行了。那时民兵小分队的权利很大，负责治安管理，民事纠纷他们也管，甚至还有抓人的权力呢。没几天，十几个民兵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租户清出去了。那天破破烂烂的家什扔了一地，那个切不动菜的破菜刀被民兵小队长抢在手里，生怕被清出的租户有行凶的行为。此事过后，老太太好像比从前更硬气了，终于出了一口冤气；不久她就把房子卖了，据说到女儿那里养老去了。
李玉和与老丈人
李玉和是邻居给他起的名字，因其面相酷似《红灯记》中的男主角李玉和，而且喜欢唱京剧——实际是样板戏，动则突然喊出一嗓子：“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把身边的人吓一跳，所以邻居们就认为他就是李玉和了。街道办社会主义大院开庆祝大会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地喊：“李玉和，来一段！李玉和，来一段！”他闻声也毫不怯场，立即就站出来来一段，那身板，那脚步，那动作，那气势，那眼神，那唱腔，足以让你相信他就是李玉和，只是没有被上头发现使他成为正式的演员而已。李玉和不光样板戏唱得好，而且乒乒球打得好，他有时是一边哼着样板戏一边打球的，气得对手干脆不跟他打了，说你打球就打球呗，怎么还要打心理战，弄得我心神不定，连球都接不住了。李玉和则说：“你说你球艺不行就算了，哪来的心理战，我只是对付你富富有余，不需要那么专心致志就是了。”对手闻言扔下球拍不打了。于是下一位上场，他还是不停地哼唱着《红灯记》的戏词，间或还模仿鸠山的腔调，说“人不为已，天诛地灭”！
梳着大分头的李玉和也并不总是喜上眉梢的样子，他的难心事也不少。虽然身体棒棒的，媳妇也年轻漂亮，二人却就是没有孩子，无奈只好领养了一个孩子。当时老丈人持反对态度，说以后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孩子了，再说没有就没有呗，没有还不活了？据说老丈人是地主出身，养过船，租过地，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他看不起女婿的这种穷派头，没啥本事又唱什么京剧，打什么球？简直不务正业。李玉和与老丈人住在一起，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每到此时他就一个人喝闷酒，戏也不唱，球也不打，话也不说，然后掉头便睡。可是他的老丈人却不饶他，情不自禁地要训他一番；久而久之两人成了冤家对头，在一个家里生活，一个桌上吃饭，却连一个招呼都不打。这让媳妇非常为难，有时媳妇说：“我爹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过不去干什么，你让我怎么办？”他却怒道：“好歹我也是个老爷们，我怎么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爱好，偶尔唱两嗓子、打打乒乓球也是不务正业？”媳妇说：“你不是偶尔，你是天天唱，还真把自己当演员了，再说家里的活儿你一点也不干，没事就去打乒乓球，我爹说你几句有什么不行的！”他回道：“这屋里就只有你我他，也没有个孩子，能有什么活儿非得让我干！”媳妇说：“没孩子是谁的事？咱现在不是领养了一个吗？你还说这种疯话，我看你是真疯了。”此时他们要来的孩子恰好不在家，否则这孩子闻言心里不知会是什么滋味。李玉和想大吼一声，以维护自身男子汉的尊严，没有孩子是谁的事？是咱俩的事，不是你，就是我！但他终于还是压下来了，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要脸的人，觉得这是丢人的事，也从未敢去省城的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啥毛病，也好吃点啥药；况且一旦传言出去对全家都不好，尤其对领养的那个孩子。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小姑娘。
后来他唱样板戏的时候少了，但还是喝酒，有点钱都扔到小卖店换酒去了。有一次他自己把自己喝大了，开始陈芝麻烂谷子地胡说一通，老丈人火了，把饭桌掀了。他竟怒不可遏地指着老丈人大喊，：“你这个老地主，你以为这是旧社会啊？我不是你的长工，我是这家的爷们！你不让我喝，咱俩没完！”他一醉一怒，竟把老丈人地主出身的老底儿掀出来了。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老丈人最讨厌地主这个称呼，平日他在街面上都是小心奕奕的，也曾被挂牌子游街，接受过街道安排的扫大街之类改造。此刻听女婿这么骂他，他立刻失去了理智，竟与女婿扭打在一起；两个人一直打到有气无力地坐在墙根下为止。媳妇无奈地哭泣起来，左邻右舍则批评李玉和，说无论如何你是晚辈啊，这辈份可不能颠倒啊！不久李玉和就患病卧床了，其实他早已染病在身，只是不知道而已；没过多久就故去了。从此那个字正腔圆动则高唱“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李玉和彻底消失了。而他的老丈人也在不久后郁郁而终。
猎户老常
猎户老常本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这大名却被街坊邻居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他的头上。他与李玉和年龄相仿，爱好近似，也喜欢样板戏，但只是简单地哼上一哼，根本记不清那些戏词儿，也并不像李玉和那样痴迷于此；他会拉京胡，也曾为李玉和伴奏过，那摇头晃臂有板有眼的投入，为二人的合作增色不少。但他更喜欢打猎，有一身与猎户老常差不多一样的猎装，还有一杆擦得铮明瓦亮的猎枪。这杆猎枪被他严严实实地锁在柜子里，谁都不得翻动。那时候派出所对猎枪的管理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每到冬天大雪封山之时，他就在休息时间翻出自己的猎装和猎枪，对着镜子全幅武装起来，长毛的皮帽和羊皮坎肩，硬硬的乌拉鞋和毛布裹腿，翻毛皮手套，腰系子弹袋，挎上心爱的猎枪，他默默地向桃源山以北的群山走去。我们那时都被他的英雄范儿吸引住了，心想等长大干活儿挣了钱，也要买一套这样的猎装，也要有这样一杆猎枪，也要在大雪封山时独自扛着猎枪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后山走去……
猎户老常虽不打招呼地独自进山，但消息却总被泄露，邻居的孩子们都喜欢跟着他进山，在雪窝子里趟雪，看他屏住呼吸追踪野兔或野鸡的样子，特别是看他踞枪瞄准、弹无虚发的样子。每次进山他都小有收获，那几个随他看眼的孩子也能尝到一口他亲自烹制的野味，然后他的神勇就被传扬得更神了。有时邻居的孩子上山玩时发现了野鸡，就赶紧跑回来告诉他，他则迅速披挂上阵，在邻居孩子的导引下去追猎那只野鸡，一追能追到滚兔岭那边去，运气好的时候这野鸡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这邻居家的孩子自然成为猎户老常的座上宾。吃了野鸡的孩子出门后一边剔着牙，一边大讲野鸡的美味，以及其发现野鸡的功劳，常常把其他小伙伴馋得直流口水。
猎户老常的冬天是充实的，也是诗意的，他特别享受大雪封山的日子，享受这套猎装和这杆猎枪给他带来的英武和快乐，享受孩子们对他的崇拜和赞誉。后来街道办社会主义大院的时候，有人背后反映他藏有枪枝弹药，危及他人安全，于是派出所找上门来，要收缴他的猎枪。他说当年我买这杆猎枪的时候，国家并没有不允许，而且我始终把它锁在柜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走火伤人的事情。派出所的同志说：“过去不是没有社会主义大院吗？现在有了，群众的觉悟高了，人家反映的问题我们不能不管不问。再说天长日久，哪里没有个矛盾冲突之类事呢，如果哪天你碰上了，你一冲动，把猎枪拎出来了，子弹一上膛，那可怎么办啊？后果不堪设想，人命关天，所以你还是想开点吧。”猎户老常好说歹说，也没能保住他心爱的猎枪。打那以后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哼唱样板戏，也没有机会穿上那套心爱的猎装独自而潇洒地向后山走去；那个被孩子们喻为神勇的猎人不见了，而冬天大雪封山的诗意童话也从孩子们的眼前消失了，当然那个属于猎户老常的快乐而享受的冬天同样不见了。
大烟囱上的舞者
在丹东造纸厂后厂家属居住的北区有两座大烟囱，均为伪满时日本人办造纸厂时的遗存；通体钢筋水泥，表面有若干几何图案，一座高约五六十米，一座高约四五十米，分别矗立于坎上坎下两户人家的院子里。较高的这座大烟囱处于坎上，根部有一拱形的大洞，本是与机器设备相连接的地方；人可以由此进入其中，那里空间不小，可以容纳杂物。这家男主人大概是河南河北一带的人，说话明显有一种南腔北调的混合音；五六个孩子，老伴多病，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唯一的男孩却是天不怕地不怕，个头不高，手脚灵活，喜欢攀高。爸爸喜欢喝酒，他就偷爸爸的洒喝；没酒的时候爸爸让其买酒，他却擅自把酒钱扣下一点，然后往本已不足量的酒里加上自来水。这小伎俩很快就被老爸识破了，于是满院子追打他，一边打还一边说着邻居都听不懂的南腔北调，大概意思是你这个兔崽子，老子的酒你敢喝，老子的酒钱你也敢扣，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他则边跑边躲，时不时地顶上一句：“凭什么你能喝我就不能喝？凭什么你有酒钱，我却连个零花钱都没有？”不管爸爸怎么打，他就是不哭不掉泪。其实这种打他挨得多了，以往逃学被老师找上门的时候，他也免不了挨打；但逃学的毛病未改，喝酒的习惯却养成了。
这大烟囱在他之前没有谁爬过，他却敢于挑战，某日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沿着大烟囱贴身的铁梯爬了上去。邻居大妈出门看天，忽然发现高高耸立的大烟囱上竟然坐着一个人，还在向着远方挥手，顿时吓了一跳，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谁敢爬上去，而且那烟囱贴身的铁梯早已有些腐蚀了，这孩子咋就这么大胆子？她于是放开嗓子大喊：“谁家的孩子，快下来吧！”男孩子不但不理睬，反而一抬脚把一只鞋丢下来，差一点砸到她的脸上。这一喊不要紧，邻居们纷纷来到大烟囱近前，商量着他一旦掉下来怎么办？有人认出来了，说：“这不就是某某家的儿子吗？没事爬那上去干啥！”这边说着，上头另一只鞋又落下来了。邻居把他妈妈找出来了，老太太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子，说：“你要作死啊，赶紧滚下来！”有一位干部模样的邻居连忙劝止，说：“老嫂子，别喊他，如果他一紧张，那可就真危险了。”这危险二字一出口，老太太就哭出来了，她是打心眼害怕这孩子从那么高的大烟囱上掉落下来。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那男孩子却从容不迫地爬下来了，他爬到中间，还停下来，故作姿态地向着仰头看他的邻居们挥手致意，似乎在说怎么样，你们谁敢爬上去试试？落地之后，妈妈立即冲上去打他，他却迅速地跑掉了。从此以后，这五六十米高的大烟囱上，时不时有一个坐在顶端向着远方遥望的人，那就是这位男孩。每到此时，邻居们就像看戏一样围拢来，向着大烟囱仰望，一边仰望一边议论着。他就像大烟囱上的舞者，那大烟囱贴身的铁梯和顶端就是他的舞台，他在顶端还不断变动着坐姿，也在已被风雨腐蚀的铁梯上变动着挥手劈腿的姿态，就像杂技演员一样，只不知他终究要表达什么。他理所当然成为我们这片居民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最受歧视的人，打小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一双不露脚趾的鞋子，一年四季也没有穿过一双袜子。贫苦的家境似乎使他有了一种顽强的自卑感，除了上学他很少与人接触；而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就有老师找上门来，如果不是老师的坚持，如果按照爸爸的意思，他早就无学可上了。他是不是要通过这么一种骇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勇气和存在呢？虽然家境并没有改变，但他却从此大名在外，成为居民心目中的攀高英雄。
傻柱子
傻柱子本是一个十分剽悍的人，三十岁上下，真的肩宽背厚，敦敦实实，走起路来地面都要发出被他碰撞的声响，只是其眼神凶神恶煞一般，让人一看就很不正常。他一年四季总是剃着光头，穿着破破烂烂，但胸前总是有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他认为好的东西，当然以吃的东西为主。那个时期粮食不够吃，家家凭票供应，而他这么膘肥体壮的人自然食量也大，家里如果满足不了，那么他就只有到外面想办法去了。从这点来看，他一点都不傻，他也要想方法解决吃的问题，也不愿给家里增加负担。但人们还是称其为傻柱子，而且还要老远地躲着他，因为他的精神有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一旦发作起来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别看他平时不说话，打起架来谁都拉不住。桃源商店被他打砸过，桃源饭店也被他打砸过，人们看到他都唯恐躲之不及，然后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大声地叫骂：“傻柱子！傻柱子！”他闻声便拼命追过去，或拾起一块毛石狠狠地打过去，那高喊傻柱子的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据说桃源饭店就是被他打砸黄了。他饿了就去那里，没人敢拦；反正也不花钱，就坐在吃饭人的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吃饭，看得人家胆战心惊，而他身上那股沉年的馊味则把人家呛得够呛。人家赶紧不吃了，他就迅速把剩饭剩菜拿过来一顿吃，然后一抹嘴走人。有时他坐在脾气大的食客面前，人家喝令他滚开，他却二话不说，直接端过人家的饭菜放肆地大吃起来，似乎在告诉人家，你敢让我滚，我就敢抢你的饭菜。食客操起硬板橙就要砸他，他却像没看见一样，继续旁若无人地吃，似乎知道人家不过是吓唬一下而已。食客看到他如此镇定，就把橙子放下了，心说我这一橙子真要打死他，然后我再被法办这也不值啊，算了，不就是一顿饭吗？可是转头一想，难道我这钱白花了，就这么走了？不行！于是就找上饭店了，说你们饭店里怎么能养这么个人，不管不问看着他抢我的饭菜，你们负责吧，把饭钱返给我！于是食客与饭店的头儿吵起来了，又正值饭口，这买卖还做不做？头儿说您消消气，我们也实在没办法了，不然我们就给您赔一半吧，反正您也吃了一点。食客见好就收，怒气冲冲地走了，嘴里还说：“这它妈什么地方？开饭店还要养着一个彪子，以后我再它妈也不来了！”
其实饭店里也曾有人轰过他，让他赶紧出去别在这影响生意，但他非但不听，还把饭店的桌子掀了。店里的两个年轻人都打不过他，其他人更惹不起他，于是就报警。结果警察来了也没用，反而劝说报警者，你们包涵一下吧，他就是个傻子，我们也没法处理啊。有时派出所在饭店的反复要求下也抓他，几个人好不容易把他制服了，然后送到他家里；结果还是没用，他一会儿功夫就跑出来了，还到饭店里来，还在吃饭的人面前痴痴地坐着。爹妈无奈地对警察说，你们谁能管谁管吧，打死他最好，我们也省心了，这辈子让他祸祸毁了。这或许就是心里话吧，因为家里有这么个傻儿子，当爹妈的哪个不闹心不上火呢？他照旧去桃源饭店，照旧穿着破衣烂衫在吃饭的雇客面前眼巴巴地坐着，照旧把人家恶心得走人，照旧吃得酒足饭饱，然后一走了之。可是饭店的生意没法做了，雇客都知道有这么个傻柱子，都不怎么来了。后来又加上经营上的一些实际问题，饭店终于黄了。但傻柱子绝对是其中的一个突出原因。饭店黄了，傻柱子也不见了，据说是没地方蹭饭饿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