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又忙着家活、农活，所以照顾弟弟的事，也就落在大姐的身上。大姐常常带着我们几个弟弟挖野菜充饥，采摘带棘的野花制作年糕，去山上摘地桥子、牛眼睛、乌饭子①等野果，吃的满嘴紫红、牙齿酸麻。闲暇时，就把几个弟弟关在厨房，将稀薄的红米汤熬成锅巴。有一次，老三不听话，总是捣乱，大姐就将他赶到门外倒闩着，老三贴住门缝边看我们吃又香又甜的米汤锅巴，边垂涎着，气得他三天板着脸不理大姐。
大姐不光要照顾几个弟弟，还要负责拔兔子草、打猪草。不光要协助母亲打理家务，臼米、烧饭、洗衣服，还要协助父亲种菜、浇菜、挖地瓜、制作地瓜丝。大姐见啥做啥，样样得心应手，成了家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由于大哥逼近成婚年龄，邻村友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家庭没有剩余的钱缴纳彩礼，父亲成天愁眉苦脸折了一小方块白纸，抓一点烟丝卷着，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卷成一支香烟，划一下火柴点燃—“叭叭”地抽着，吐出一缕缕白烟在屋子里飘散，苦思冥想又想不出妙招，悄悄地叹息着。突然，使劲地吸了一口香烟，火星四射，然后狠狠地将烟蒂扔在地上翻滚着，匆匆忙忙地做出决定：嫁女儿。于是，父亲仅凭媒人之言，就火急地将十六虚岁的大姐以六百六十元的彩礼嫁了。
1967年冬天，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父亲将年仅十七虚岁的大姐出嫁到二十华里外的坂头苏坑村。姐夫是孤儿，年幼丧父，母亲改嫁，由他的堂哥带大，便与堂哥住在一起。姐夫比大姐年长十四岁，也没有读过书，大姐极为抗拒这门婚姻，常常要死要活地向父亲要求退婚，父亲威胁她说：“你就是不去，也要砍成四块抬到苏坑去。”在说一不二的父亲面前，尽管大姐怎么抵触，也软化不了狠心父亲的硬心肠。
大姐出嫁的前一天，满屋子楹联相映、宾客盈门，村庄里来了一支迎嫁队伍。有挑礼物的，有抬花轿的，有做媒人的，唢呐声声，鞭炮震耳。大姐站在三楼用一块米筛挡着脸，唱着《哭嫁歌》，边骂媒人与挑担客，边向客桌上撒地瓜丝、苦锥果，边伸出蜡烛盘向媒人倾洒烛泪，以发泄内心的痛苦。
次日下午，大姐迟迟不肯下楼，经过亲人的多次催促，才姗姗走下楼梯，在厅堂绕着大红花被边走边哭道：“姐妹脚踏楼梯尾，兄弟买地买到福州街。姐妹走到厅堂地，兄弟雇奴又雇婢。”哭了三圈后，才被堂舅背到村外螺子坪的花轿里，大姐站在花轿里左手拿着红手帕捂着嘴巴，右手向送嫁的人群挥舞着，唱着《哭嫁歌》，声音沙哑，与父老乡亲道别，坚决不让花轿盖下盖子。轿夫抬着花轿小跑，媒人扛着轿盖追赶，送嫁队伍尾随。媒人好大劲才将轿盖盖上。我边哭喊边追赶了一段路，目送着大姐的花轿渐渐远去……这是王大厝的最后一台花轿，也是我人生唯一一次见到的花轿。螺子坪渐远的花轿，载走的不只是少女时代的大姐，更载走了某个传统农村最后的剪影。
一周后，大姐的披肩长短发已盘起了发髻，从少女变成了少妇，从女儿变成客人。她第一次回到娘家，打开一个装着花生、瓜子、豆子、爆米花和糖果小布袋，一把一把的分给我们吃。接着打开包袱，摆着出嫁时，姨、姑、舅之类的亲戚送的陪嫁布料，说是给几个弟弟缝制衣服。她依然忙个不停地协助母亲打理家务，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大姐住了一个礼拜对母亲说，家里没有经济收入，想养一头猪崽，已预约了抱猪崽日子，就回苏坑了。
后来，大姐生了两子一女，次子体弱多病，常常半夜三更背他步行两华里外的花桥村看病。有时也会给孩子做些迷信。有一天半夜，外甥高烧不退，大姐又是熬药，又是点着火把向土地公求福保祐。走之前，吩咐我她求福回来要接应一句话。当大姐点着火把回到家。我立即按大姐吩咐的意思吞吞吐吐地接应，显得很笨拙。
家庭的忙碌与儿女的拖累，大姐回娘家的次数渐渐地少了，居住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往往住了一两夜，就说孩子没人照顾，家里的鸡鸭猪没人喂，提起包裹走了。
或许是独来独往惯了的缘故，姐夫往往会忽略对待亲戚的礼节，即使家来了客人，他也从不在乎。每天出门干活，换了鞋子，腰缠柴刀，一顶斗笠往头上一扣，就走了。从不与客人打呼，往往受到大姐的批评。有时，大姐会提醒他说：“妈在家呢！你也不打声打呼就走了？”姐夫才恍然大悟补充道：“妈，你在家休息，多住几天，我干活去了。”母亲也会回答说：“好，你也注意安全，早点回家。”从此，姐夫才渐渐地学会了礼节。姐夫虽然不大讲究礼节，却对大姐很好，忙时忙农活，闲时出门打工赚钱，在家帮忙做家务。姐夫处处让着大姐，家里的大小事也由大姐做主，日子过得不比人差。
大姐与姐夫性格完全不同。她总是惦记着娘家，翻箱倒柜将陪嫁的布料全部往娘家送，倾其所有，补贴娘家家用、救济弟弟妹妹们。只是我见大姐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
于是，想念大姐成了我的期待，周末或送端午、送中秋，成了我去看大姐的最佳契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大姐去哪，都带上我，怕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有一个秋天，天刚朦朦亮，大姐腰缠柴刀，挎着一个大竹篓，塞进一个麻布袋，带着我去十华里外的杨梅岭山上打苦椎。
满山遍野长满了苦椎树，沉甸甸的果子垂挂着。紫色的、豆大的乌饭子压弯了枝头。我竟然忘记了打苦椎的活儿。采摘一串又一串的乌饭子狼咽虎吞着，渐渐牙酸嘴麻，肚子咕咕叫，顿时肚子疼痛难忍。大姐听到我的哭叫后，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将我放在一块岩石上帮我揉肚子，待我稍好后，她又忙着打苦椎了。傍晚，大姐挑着一大竹篓与一麻布袋的苦椎。我的小竹篓只铺着一层稀稀疏疏的苦椎，挎在肩上，倒来滚去沙沙地响。大姐不但没有骂我，而是让我走在前面，怕我丢失。不停地问我肚子疼不疼。
1979年9月，我到坂头学校读书。1983年6月，又在坂头购销站工作一年半，大姐知道我生性怕凉，就常常杀兔子炖草药给我调理肠胃。家里一有好吃的，总要赶来叫我吃饭。就这样，我也不停地在花桥上来回穿梭。
大姐身上遗传了母亲的好客基因。母亲是个传统的好客之人，即使家里没米下锅，来了客人也要到邻居借米煮白米饭，招待客人，自己啃着地瓜丝饭，而且来往的五花八门的亲戚特别多，几乎是天天不停顿。母亲却毫无怨言，常常忙得乐此不疲。大姐家境虽然不富裕，靠养鸡鸭生蛋及养猪，维持一家生计，但是待人接物却极为大方。她不光是对父母、兄弟姐妹的喜爱，就是所有王大厝人路过苏坑被她遇到，也像从天而降似的，非留下吃顿饭不可。我有一位乡邻曾对我讲过，他有一次代朋友去苏坑送信，正好遇上大姐，把他叫到家里留下吃饭，还特意煮了一碗地瓜粉丝，盖上两只荷包蛋，让他非吃光不可。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大姐能如此好客，是很不容易的事。另一位我的好友也对我说过，你大姐太客气了，一旦去苏坑被她碰到，总是念念不舍，走得进去，走不出来。这是大姐的性格，更是大姐的品质。
随着年龄的变大以及火急性格与过于劳作，大姐患了心脏病。2019年3月，在上海闵中心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2021年2月，又在上海第五人民医院进行心脏搭桥修复手术。然而，大姐火急的性格从来没有改变，一旦病愈，就帮忙外甥女公司忙这忙那，总是闲不下来，对于看不惯的东西，难免也回说七说八，偶尔，引发女儿的不快，说她几句。
尽管大姐身体不好，却依然不忘关心身边的亲人。有一次，我回到老家，大姐也从苏坑赶到王大厝，为姐夫堂哥的儿子找草药医治伤病。同时有人对我说，曾经看到大姐在苏坑的菜地旁，抡着锄头挖草药，全身衣服都湿透。为我姐夫的堂侄医治伤病。听后，我大吃一惊：大姐的心脏里还装着金属夹子呢！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仿佛听到了大姐身上的金属夹子与锄头的碰撞声。
岁月如梭，一转眼，大姐嫁到苏坑风风雨雨已经五十八年，从孑然一身到子孙满堂；从风华正茂的少女，变成了体弱多病的老妇人。
2022年4月，正是上海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大姐心脏病复发，进入不了上海，外甥连夜将他母亲送到福州省立医院抢救。结果医生误将营养管插入肺管，致肺部感染，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大面积肺组织坏死，在ICU病房戴着氧气罩，昏迷了五十多天。正当家人准备放弃治疗时，大姐却奇迹般地复活了。
6月1日，上海疫情解控。6月24日，我夫妻俩和小妹、二哥二嫂及他们的孙女一行七人，先到王大厝遵守七天居家隔离后，赶到福州省立医院。大姐己从ICU转到普通病房。我们呼叫她时，她依然不能动弹，闭着眼睛不会说话，只是动了一下眼皮，流下几滴眼泪，知道我们来看她了。接着由大外甥父子日夜轮流留守三个月多后，大姐终于出院了。
外甥女将她母亲接到上海的家里疗养。一出院，大姐瘦得像一棵树，只挂着一层皮，要儿女撑着走路。渐渐地才恢复了健康，而且就像没有患过重病一样，尤其是记忆力恢复的神速，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大姐，虽然不识字，头脑却像装着一本活家谱，什么往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甚是令人惊讶！
康复后的大姐像只困鸟，总是念叨苏坑的菜畦猪圈，又想回老家了。兄弟姐妹及她子女们担心她旧病复发，没人照顾，就百般劝止，不同意她回去，却始终没有成效。二哥患绝症的消息，本来封锁着不让她知道，怕她承受不了。外甥女眼看母亲就要回家，就告诉她说，二舅已经肝癌晚期，万一有什么不测，你怎么办？女儿的一句实话，把她惊呆了。大姐暂时停止提回老家的事。老二去世时，亲人都在担忧大姐的承受能力。她却出乎意料的冷静，只是难过地嚎哭一场，没有伤及身体，让亲人稍感宽慰。可是，就在我提笔写本文，正向外甥女了解大姐的一些细节时，外甥女告诉我说，妈妈一定要回老家，她安排了两辆车子把妈妈送回去了。
回想起福州省立医院亲人陪伴在大姐身边，病床边插着的不知名野花在微风中轻颤，恍惚间又成了紫红的乌饭子—就像大姐用她苦涩的人生，为我们酿出最甜蜜的幸福。
①地桥子、牛眼睛、乌饭子：都是小树上的果子，紫色的、圆圆的，味道酸甜。
地桥子：比乌饭子大，比牛眼睛小。
牛眼睛：长得像水牛的眼睛清澈照人。
乌饭子；长得跟比饭粒大一点，学名，南烛果。
2025年7月5日于上海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