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毛衣的红纱巾，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县城的百货公司给荣买的，荣也一直没舍得戴过，到现在三十多年了，还依然红艳艳的。
我和荣是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差不多都坐同桌，毕业后又一块插队，我们很快相恋了。插队第三年，我在县农机厂当了工人，荣则到公社中心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我去工厂报到那天，荣到汽车站送我，递给我一个报纸卷，我展开一看，里面卷着一件用细细的白线勾的背心，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那是荣头发间散发出的特有的香气，她把它一针一线地勾到了背心里。我忙重新用报纸卷好，仔细地装到背包里。
县城离我们的小镇虽然只有一百多里路，但在那交通落后的年月，想见一面是很困难的，打电话就更困难了，只好用书信往来传递互相间的思念之情。我们相约每周一封，在当时的农机厂，我的信最多，荣说在学校，她的信也最多。平日里想荣了，就把荣给我勾的背心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闻到了那香味，就仿佛见到了人一样。
两地分离非但没使我们的感情疏远，反倒让我们相处得更加亲密。相恋八年之后，我们终于结合了。婚后，我对调（就是找一个愿意到我工作单位的人调换工作）到离家更近一些的矿山，不久荣也随我来到矿里参加了大集体。一家人过上了温馨惬意的生活。
我慢慢掀开红纱巾，轻轻把叠着的毛衣展开，仔细地看着毛衣上的图案。这是一件浅栗色的“光夫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热映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中，男主人公相良光夫穿的毛衣样式，在当时风靡一时。记得电视剧刚上演不长时间，荣就给我织了这件毛衣。那时，我在矿办集体企业劳动服务公司上班，办公室在三楼，那天，我穿着荣新给我织好的毛衣，刚走到二楼，就被招待所的女同事们围上了，大家一个劲儿地夸：“真好看！嫂子的手真巧。”晚饭后，我家就挤了一屋子人，都拿着毛线和钢针，向荣学织“光夫衫”。
荣的手真的很巧，我家有一台五斗下箱标准牌缝纫机，是我们往矿里搬家时，母亲送给荣的。这台缝纫机到了荣手里，真可谓物尽其用了，我和孩子们、双方老人、兄弟姐妹们的衣服，荣全包揽下来。我出差买回两本《服装裁剪》，她竞能照着书裁剪缝制出时尚的时装来。惹得熟悉的人都来求荣做衣服，不收钱就送别的礼物，有的比去服装店花钱还要多，于是，荣索性买了一台锁边机，开起了服装加工店。没想到这服装加工店一开，果然顾客盈门、应接不暇。我家的日子一下子充裕起来，荣虽然很累，但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儿。
我很喜欢看荣在缝纫机上做活的样子：她把黑而浓的齐肩短发，用一条水粉色的丝帕拢在脑后，鬅松的流海下一双大眼睛忽扇着长长的睫毛，肤色微黑的圆脸上泛着红晕，整齐洁白的牙齿晶莹闪亮，衬得嘴唇像涂了唇膏似的，纤细的手指灵巧地翻弄着布料，双脚有节奏地蹬着缝纫机的脚踏板，身子跟着一颤一颤的，就像在跳着精心编排的舞蹈，一高兴还要唱上两句。她最喜欢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坐唱《祖国处处有亲人》：“我不是哭来，我这是乐呀，心里边一着急，眼泪就多……”，唱起来细声细气，很好听。
荣对自己的穿着并不十分讲究，但对我和孩子们的要求却十分严格，特别是我，每天上班前，她都要前后左右看看，扯扯这、拽拽那，直到她满意为止。她说：“男人的穿着女人的脸，你穿的躐蹋不是丢我的脸嘛”。
我仔细地看着荣给我留下的毛衣，毛衣的两只袖子，从肘部往下颜色稍深。那是在翻新重织时，原来毛衣上的毛线不够了，后买了添上去的。记得这后添的毛线是我陪荣在北京看病时，在西单商场买到的。那两只颜色稍深的袖子，也是荣病重时忍着病痛织上去的。
一九九零年秋，荣渐渐的觉得身体不适，经矿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肝癌。我们立即赶赴北京进行确诊治疗，虽然我百般哄瞒，但聪明的荣还是很快知道了真像，知道了病情的那天晚上，荣整整哭了一夜，枕巾都湿透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化疗，荣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她坚决要回家，我向医生打听了一下，离下一次化疗还有一个多月，再加上我们也都想家想孩子，于是，我和荣回到了家中。荣稍觉疼得轻时，便开始整理尚未做完的一大摞布料，把每块布料都清清楚楚地写上标签，并嘱付我，等人家来取衣服时，要好好跟人家解释清楚。忙完这些，又拿出从北京买回的毛线，忙着去织剩下的毛衣袖，无论我怎么阻拦，她都不听。荣说：“整天瞎忙，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多做几件像样的衣服，这是我最后悔的事。往后，恐怕再也不能给你们做了。”说到这里，荣已经泣不成声，我也忙背过身去抹着眼泪。
尽管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能挽留住荣的生命，凶残的病魔，把一条鲜活的生命从我身边夺走了。
想到这里，泪水又一次摸糊了我的双眼。我抚摸着手中的毛衣，这是荣精心编织的呀！毛衣上错落有秩的图案里，编织着我们曾经的甜蜜，也编织着撕心裂肺的痛苦记忆。
我把毛衣轻轻地贴在脸上，仿拂又嗅到了荣身那淡淡的、幽幽的发香。
写于200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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