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的话说，从高中毕业开始工作，到今天退休，无休无止的工作了40年。
爸爸一直在一家化工厂工作，担任厂里的电器管理维修职务，说白了就是一名电工。电工的手艺是爷爷教的，后来传给了爸爸和大伯。大伯先于爸爸工作，于是大伯顶替了爷爷的位置。而爸爸的运气显然没有大伯的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找到工作，最开始只在生产队的公社里当电工。给会议室牵牵电线，帮忙安装下村里的路灯，调试下宣传会上的喇叭。爸爸和妈妈的姻缘也是在公社时候促成的。我家大姨是公社医务室的医生，爸爸常去帮医务室维修电器，久而久之，大姨对这名憨厚的青年格外喜欢。多方打听，爸爸祖宗八代身家清白，并且欣喜的发现我爷爷还是工人阶级。于是大姨赶忙的牵线搭桥，安排妈妈和爸爸见面了。
用妈妈的话说，她最开始是没有瞧上爸爸的。“老实得话都说不出来，木头人一样。也不哄人，也不逗你开心。”妈妈很嫌弃，现在说来也是嫌弃，“要不是你外婆非要包办这场婚姻，我怎么会倒了霉嫁给你爸爸。当时追我的人可多了。”妈妈确实比爸爸优秀，大学生，长得漂亮，念书那会时常收到别人寄来的情书。而爸爸显然是众多追求者中最为普通的一个，家境一般，长相一般，最致命的是嘴巴还笨。“家里成分不好呀，你外婆是地主阶级，当知道你爸爸是工人阶级后，打着骂着要我嫁，没有办法，就嫁了。”妈妈笑了起来，尽管脸上多了皱纹，但还是笑得很纯真。
和妈妈结婚后，爸爸去了一家国营化工厂当电工。从工作到退休，爸爸的工作都比不上妈妈。妈妈毕业后去了银行，工作环境好，待遇高，最重要的是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人而言，在银行工作是很体面的。小时候妈妈单位总是会分发许多东西，譬如挂历，譬如钢笔，夏天的时候有清凉饮料，每个月还会发卫生纸。而爸爸这边，除了拿一些电线、钳子回来，啥也没有。妈妈曾托人想把爸爸也安排进银行的，后来被爸爸拒绝了，这事儿过了三十年，妈妈依然耿耿于怀。
妈妈单位的一闺蜜，丈夫是人民银行的主任，有个职位是损钞规整员，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每天收到的损钞，工作简单，待遇尚可，重点是相比工厂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好歹还算是个坐办公室的。闺蜜想把这份肥差给爸爸，爸爸知道后却断然拒绝，“过去就是个临时工，没有编制，工资再高也不好。哪天不要你了，丢了工作，保障都没有了。现在这里，虽然工资低些，好歹还是个正式工，各种费用厂里都缴着，老了退休了总算有个保障。”
这个思想伴随了他整个职业生涯，谨小慎微，矜矜业业，本分老实是他工作的准则。妈妈对此嗤之以鼻，“一辈子就这么胆小，从来不敢冒险，成不了大器。”
90年代初，“下岗”一个词像是雨天前的乌云，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大人们张口闭口就是“下岗”。这个下岗了，那个下岗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大伯和伯妈就是在那时候双双下岗的。下岗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件可怕、可耻的事。几十年来的铁饭碗，这时候忽然就没了，仿佛生活都静止了，前路昏暗，让人寸步难行。大伯和伯妈下岗后，艰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是伯妈那个在大酒店当总厨的姐夫拉了他们一把。
卖包子。伯妈的姐夫把自己做点心的手艺倾囊相授，大伯家开起了包子铺。短短的几个月，包子铺生意火爆，由于是大酒店传出来的技术，大伯家的包子皮儿白，馅儿美，花样还多，即便价格比其他包子铺贵了些许，还是很受欢迎。第一个月利润的核算，大伯说，顶两个人上班的了。
大伯鼓动爸爸也跟着卖包子，应该是在多方的纠结与权衡下，爸爸同意了。但为了保险起见，爸爸并没有离职，去厂里申请了个停薪留职，这才放心的开起了包子铺。
那是我上小学的1997年，记忆里全被面粉、猪肉、葱段子、豆沙馅儿和果脯仁儿霸占。铁质的蒸笼，澡盆的大小，一摞摞的垒起来，比爸爸都高。很辛苦，很多年后，爸爸回忆起卖包子的日子，也不禁的摇头：“卖包子很累的，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和面，赶在第一波上班的人出门前就要蒸好，本来卖的花样就多，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妈妈也回忆说：“我赶在上班前去帮着卖些时候，最开始又没有门市，搬个桌子就开始卖。下班了又要去菜市场买肉，回到家还要准备第二天的材料，我觉得我变老就是在那一年。”家里的包子摊就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常的我会看到妈妈站在一摞铁笼屉前，慌乱的给客人拿包子，收钱，找钱，而爸爸就在不远的一处楼梯间的一隅和面。套着个围裙，一身粉扑扑的白，弓着背，脸上都是汗，害怕汗水滴到面团里，一个人一边揉面，一边擦汗。
包子卖了一年的时间，爸爸放弃了。倒不是嫌弃太累，1997年重庆直辖成功后，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容市貌大整顿，对于我家这种流动小贩是严厉打击的，我家的小桌子就这样搬来搬去的躲避城管，营业额严重受损。加上我那时太小，父母忙着包子铺，无暇照顾我，导致我长期吃方便面严重影响了我的生长发育。思来想去爸爸最终放弃了继续卖包子。“钱什么时候能挣到头呀？钱什么时候能挣到够呀？与挣钱比起来，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爸爸对于包子铺的歇业如是的说。
爸爸又回归了工厂，直到千禧年，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新的挑战。
时代的进程与人生的变化，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各种的变故与革新，让寻常人家也是应接不暇。本以为躲过了“下岗潮”的爸爸，却迎来了“整合潮”。
多年不变的经营与管理，让爸爸所在的国营厂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最终在千禧年宣布破产。破产后被整合进了一家民营企业，从此爸爸也被整编进了民营企业的编制里。但对于他们这群国营整入民营的“外来户”而言，显然是不受欢迎的，除了几个拔尖儿的人外，其余的都被闲置了，这种情况甚至波及到了爸爸这种微不足道的电工。“两个选择，要么走人，要么下车间。”厂领导是个油头粉面的小老头，大会上对着喇叭扯着嗓门硬生生的喊着，宣传着。爸爸选择了下车间。用爸爸的话说，走人后干什么去？一没有人脉，二没有文凭，三十郎当四十多的人了，谁要？下车间就下车间，好歹编制还在，福利还在，退休了还是有保障的。
爸爸被分配进了锅炉车间。烧锅炉，给磷酸生产线烧锅炉。三班倒，最后一天夜班后就是休息，其实休息不足二十四小时又接着白班。那时候是2004年左右，我初中了，爸爸也四十多岁了。
那段时间，爸爸回来总是觉得累，腰酸背疼，腰上腿上胳膊上贴满了膏药。夏季本来就聒噪，明晃晃的太阳又从窗口照进来，在暗沉沉的客厅里打出了一块矩形的光斑，看得人心慌，下班后的爸爸就躲在这光斑的背后大口大口的喝着浓茶。
后来的一个暑假，我和妈妈偷偷去车间看过爸爸一次。爸爸所在的锅炉房位于靠近长江边的一栋矮房里。房子什么样子我不记得了，大致还有印象的就是墙面是偏赤黄色的，是被酸一类的材料熏出来的。走进锅炉房，热浪袭来，让人呼吸困难，这样对比，室外那盛夏的天气似乎来得凉爽些。爸爸此刻背对着我们正和工友休息，都赤膊着，垂头丧气的耷拉着身子弓坐在长条板凳上，大电扇猛烈的吹，几米远处就是烧得通红的锅炉，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红，红中带橙，红得发亮，红得刺眼。爸爸赤裸的背，晶莹剔透的纵横着汗水，手臂上有些的灰斑，头发上也落满了杂物，鸡窝一样的头发，和外面的拾荒者无二。几个人吹着电扇，蔫蔫的拿着脸盘大小的茶缸子喝茶，地上四处散放着藿香正气水的空罐子。看到我们来了，爸爸先是一愣，然后就是一通责备。“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么热。”爸爸赶忙用工作服把长条凳擦了擦，让我们坐。爸爸的脸已经没有了寻常模样，黑一块灰一块，没有哪块是干净的。爸爸递来他的茶缸子，黑黝黝的茶汤里，大半都是茶叶。工友们对我打趣道：“看到你老子的工作有多辛苦没有？所以你就要好好读书，不然以后像你老子一样下苦力。”说完笑了一阵后，他们又开始上工了。一人拿一把铁铲，撬开锅炉的盖子，火焰噗噗的猛烈的往外窜，翻腾的火苗子，像是饥渴的猛兽，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四处觅食。爸爸和工友们忙不迭地将地上的碳花铲起来，投进炉火中，一铲接一铲。呼吸是困难的，他们的呼吸声很重；重复的动作是劳累的，几分钟后，他们铲煤的频率明显慢了下来。很快的，他们的后背就趟出水来，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肌肤，如柱的滴到地上，滋啦啦的响动后就快速蒸发得无影无踪了。忙碌完这一岗，所有人都气喘吁吁，胳膊肘搭在铁铲上，头枕在手臂上。爸爸看到我俩，露出了羸弱而无助的笑。
爸爸在锅炉车间工作了两年的时间，最终又调回了电工岗。但对于那两年的日子，我想，对于我爸而言，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辛的一段时光。
四年前，根据现行的环保条例，爸爸的工厂搬离了主城，前往偏远的山区。那个干瘪的，更加油头粉面的老板又一次在大会上宣布：“原厂的人，要么跟着走，要么你就走人。”这一次，爸爸依旧选择了跟厂。用爸爸的话说，都五十多岁了，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个时候放弃，那保障也没有了。
于是爸爸去了距离家里近两个小时车程的深山里，一周回来一次，就这样干到了2022年的1月28日。
退休前我在和爸爸核实时间，好驱车去接他，把他寝室里的物件也搬回来。
“你就提前几天把退休手续办好，退休那天我就来接你。”我在电话里给他安排。
“27号才能走，到时候我再去办手续。”爸爸电话里有些犹豫。
“你一个退休老头，兢兢业业了一辈子，最后几天摸下鱼不行吗？非要干到最后一刻吗？你提前几天去办手续怎么了？”我不耐烦的问。
“不行不行，就28号办手续，办完了手续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再来接我。就几天的时间，多的时候都过来了，也不差这几天。”爸爸坚持着。
于是，爸爸坚持到了最后，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用自己的退休时光去办理了退休手续。我开车去寝室接他，他早早的在门口等我。背上背着用电线捆起来的棉被，手里提着我给他的尼龙袋子，干瘪瘪的小老头，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那么的矮小。
离开的时候，爸爸并没有眷恋的回看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厂房，高高兴兴的与我回家。在路上，他感慨的说：“算上高中毕业在公社的时候，到今天我连续工作了四十年了。四十年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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