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的一生

　　张伯驹（1898—1982），字从碧，号“好好先生”，项城阎楼村（今属项城市秣陵镇）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生父张锦芳，幼年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其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求学与从军（出生—1927）

　　张镇芳的姐姐是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昌的夫人，因此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晚清时中进士，因得到袁世凯提拔，曾署理直隶总督。民国初期任河南都督，后退出政界，创办北方第一家银行——中国盐业银行，所以家境十分富裕。张伯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伯驹幼时聪明过人，天赋极高。七岁入私塾，非常勤奋，朝夕诵读，有惊人的记忆力，凡读过的诗文，皆能过目不忘。九岁能作诗，时人赞为“神童”。因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入天津新书学院读书。后张镇芳回河南任都督，张伯驹又随父亲回河南入河南陆军小学就读。十九岁考入由袁世凯兼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二十岁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先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供职。

　　1919年任安徽督军倪嗣冲统辖的安武军全军营务提调，是个闲职；1922年任河南省暂编第一师参谋，也是个虚名；1924年，任陕西督军署参议，并不做什么事情。因为有机会接触张作霖，从而结识了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并结为知己。又因与袁家的特殊关系，与袁克文为表兄弟，两人都小有名气，并称为“项城才子”。后又通过袁克文认识溥侗，他们四人当时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可是张伯驹始终以“中州张伯驹”自称。

　　其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战事频仍，国内大乱，民不聊生，国政日非；当大官的生活腐朽，对洋人奴颜卑膝、对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间尔虞我诈。本想为国家出力的血气方刚的张伯驹自然对这些看不惯，十分的不满。他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己与这般小人绝非是同路人，深以为与他们为伍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遂于1926年毅然辞去所有挂名职务，退出军界。后在家人的要求下进入其父张镇芳首创的北方第一家银行——盐业银行任职。

　　古人常说，三十而立，张伯驹正应了这句话，也就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第二阶段：弃武经商与厌商喜文（1927—1949）

　　张伯驹进入盐业银行后不久，张镇芳去世，张伯驹本可以继任董事长之职，可是他又看不惯商人所固有的那种斤斤计较，只知毛票大洋而勾心斗角、相互拆台的恶劣习气，一不爱官二不爱钱的他，只挂了个常务理事的虚衔，对银行内部的事情从来不管不问。而是热衷于诗词创作、书法绘画、京剧表演、文物鉴赏收藏等研究工作，从此一心一意走上了致力探索艺术真谛的道路。其词《八声甘州·三十字寿》是他的第一首词，能很好的反映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变化：

　　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堪五陵年少，骏马貂裘。

　　玉管珠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断肠，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消愁。

　　是说他在而立之年，立下誓愿，从此读书从艺，在艺术的海洋里遨游人生。首先追怀古昔朝代兴衰亡替变更的历史，抒发了人间沧桑，山河依旧的感叹，并检讨了自己“骏马貂裘，年华已逝，追逐官场，一事无成，空余遗恨”的过去。其次，表达了他对连年军阀混战所产生的忧虑，这世界哪堪挽救，不如对酒当歌，才不废人生。使用张绪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性情和志向，显示出自己所具有的当时普通人和贵公子所不具备的那种超脱和飘逸。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无奈和不屑为伍的心态。从此，他致力于词作，终生不废。因其词风颇有清代诗人纳兰性德之风而出名，被诩为“项城二才子”之一。（另一位为袁克文）

　　抗战时期，张伯驹曾一度避祸西南，写有《扬州慢·武侯祠 · 依白石韵》一词，借痛惜诸葛亮功业无成，壮志未酬的忧愤，联系到当时日寇侵略中国，中原荆棘，山河涂炭的灾难，不禁泪下，发出沉痛的呐喊，呼唤诸葛亮一类的英杰再度出现，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悲壮浑劲的情韵，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抄录于下：

　　丞相祠前，锦官城外，下车拜问前程。尚森森翠柏，映草色青青。似当年、纶巾羽扇，指挥若定，谁解谈兵。看江流石在，寒滩犹咽孤城。

　　吕伊伯仲，贯精诚神鬼堪惊。系一发千钧，三分两代，生死交情。忍诵杜陵诗句，还空听，隔叶鹂声。正中原荆棘，沾襟来吊先生。

　　1942年，张伯驹曾出任秦陇实业公司经理。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回到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的孙连仲，慕其名气，以石家庄市长和唐山市长的高位相邀，拉他出山做官。但是他谈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到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的真实内幕，断然拒绝了孙的邀请。《摸鱼儿·同南田登万寿山》就能代表当时他的心声：“试登临，秋怀缥缈，长空澄清如浣。关河迢递人千里，目断数行新雁。杨柳岸，犹瘦曳烟丝，似诉闲愁怨。天低水远，正黄叶纷纷，白芦瑟瑟，一片斜阳晚。    空怀感，到处离宫荒馆，消歇燕娇莺婉。旧时翠辇经行处，惟有碧苔苍藓。君不见，残弈局，频年几度沧桑换。兴亡满眼，只山色余青，湖光剩绿，待付谁家管。”

　　此后，张伯驹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投入北大学生组织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因与傅作义将军、傅的顾问侯少云、军长邓宝珊有旧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曾助有一臂之力。

　　这一时期，张伯驹词作结集为《丛璧词》。重金收集《平复帖》、《游春图》、及李白、杜牧、范仲淹、黄庭坚等历史名人墨宝真迹。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镇国将军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另有书法、绘画等作品。

　　第三阶段：献宝与受挫（1950—1972）

　　建国后，张伯驹致力于文化艺术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并亲自创办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古琴研究会。

　　这一时期，是张伯驹心情最舒畅的时期，从《鹧鸪天》词可以看出：

　　四望迷濛瞑不开，江流一线自天来。衰黄败柳迎风舞，残绿荒沙委地埋。 寒悄悄，白皑皑，粉弓弹出玉楼台，征人情意诗人兴，只少梅花与酒杯。

　　这首登临词写出了漫天飞雪，寰宇茫茫，江流封冻，直入云端的壮观雪景，赞美雪的力量和净化世界、扫荡丑恶的气势。清静在净化着人的心灵，征人在江雪里跋涉，由此美妙的诗情画意而触动着思乡的情怀。这时候要是有一株梅花和一杯美酒该多好啊，岂不叫人豪气顿增？

　　是啊，诗人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自己也有了得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有了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时机，怎能不叫人振奋，不叫人鼓舞。赞美吧，放开歌喉高唱吧，歌唱新中国，歌唱中国共产党！诗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积极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施展自己的才华。

1956年，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与夫人潘素一起将他们舍生忘死费尽千辛万苦收藏的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帖》等十余件国宝级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存放于故宫博物院供人们观赏。

　　陈毅副总理喜好诗词书法，乐意与有此同好的知识分子交朋友，在一次明清书法展览会上结识了张伯驹。陈毅赏识张伯驹博学多才，曾把他请到家中畅谈诗词和书法，曾说：“你的词很有北宋风度，情彩可观，不可多得。”给予张百驹极高的评价。张伯驹更欣赏陈毅的豁达大度、豪放潇洒和不拘一格，非常敬重陈毅那传奇式的不世功勋，因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北京一些禁戏开放，张伯驹感到欢欣鼓舞，就热心张罗著名花旦小翠花（于连泉）的拿手好戏《马思远》复演，并请呈中央领导审查观看。《马思远》本是一出清代情案戏，可是戏中女主角是一个淫妇，与当时文艺要突出政治的气候相悖，因此反右时被定为坏戏，张伯驹被戴上一顶“戏曲界头号保守派”的帽子，再加上他的出身，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停止工作，开除工资。夫人潘素也由此受到牵连。1961年，其夫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潘素受聘吉林艺专，张伯驹只得同往。陈毅副总理最了解张伯驹，因而对他特别关照，让他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张伯驹临行前到陈毅家辞行，陈毅设宴用好酒招待张伯驹。席间陈毅对张伯驹说：“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欣赏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薄，不拘成格。再一位就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韵铿锵，字字功夫。”同时还勉励张伯驹不要丢下手中的笔。把张伯驹的词和毛泽东的词相提并论，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恐怕只有张伯驹一人了。也只有陈毅才敢这么说。
　　

　　关于被错划右派一事，张伯驹是怎样看待的呢？1977年，张伯驹和刘海粟先生有一场有趣的谈话，很能说明问题。

　　刘问：“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什么感想？”张答：“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献给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带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的时间，一拖就是四年。……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陈毅）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的说：‘此事太出我的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总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们珍重道别，心里暖烘烘的。”

　　这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热爱祖国之心，敢说真话的豪情溢于言表。贡献那样大，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冤却不怨，坦然处之。能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易。

　　1967年，七十高龄的张伯驹出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度愤慨，不顾个人安危，写下痛斥林彪、江青的两首词，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他坦然面对，不屈不挠，默然坚持。隔离审查八个月之后，未能罗织多少罪名。最后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矛盾处理”的结论，将他和夫人送往吉林省舒兰农村插队。那里的人看来了一对伤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更不相信材料上的罪名，拒绝接收。他们只好回到北京当“黑户”，在异常艰难中度日。

　　1971年陈毅副总理逝世，张伯驹悲痛万分，挥毫写下“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人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的挽联。

　　追悼会上，因张伯驹的反革命身分，不准参加，此联也就被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结果还是被毛泽东主席发现。毛主席看后连声道好。为何？毛泽东主席是当代伟大的诗人兼书法家，能入他的法眼的自然非同凡品了。毛泽东既欣赏此联诗句的工整、气势的磅薄，更欣赏书法的功力，再看作者是张伯驹，当然知道此人，可是却看不到他，于是问陈毅夫人张茜：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觉得这是为张伯驹尽力的时候了，回答道：不允许他参加，并讲了陈毅和张伯驹的关系，介绍了他们夫妇没有工作的困难处境。毛主席听后，沉吟了一会儿，嘱咐周恩来总理：这件事情，你过问一下。周恩来以极快的速度办妥了这件事，十一天后，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地派出所也随即把户口送到张伯驹手中，住房也随之得到解决。

　　这一时期，张伯驹将自己所作之词先后结集为《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

　　第四阶段：晚年笔耕不息（1973—1982）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文史馆为张伯驹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此时，张伯驹已年愈八十。他虽历经磨难、倍受折磨，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整日手不释卷，笔不离手，积极撰写戏剧、历史、书法、绘画以及文史资料等方面的文稿。曾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晚年，张伯驹亲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的种种迅速变化、进步，对祖国的前景非常乐观，充满信心。特别是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尽心尽力。1981年元宵节，在民革、中山书画社联合举办的集会上，与刚从美国回大陆探亲访问的著名书画家方璧君女士同席吟诗作画，张伯驹即席挥毫填词：“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银花火树夜喧阗。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得团栾，声平歌舞咏群仙。”（《调寄浣溪沙》）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因患感冒引发的肺炎合并症，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人生征程，终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