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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爱反思的人，总是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和一些特殊的日子，回望自己的过往，检讨自己的不当言行。我曾经写过《风雨无阻的承诺》《我们应该在太师椅前挨训》《还债》等忏悔性的文章。几十年来，有一桩事一直淤积在心里，总是让我感到自疚和惭愧。那就是给朋友家设计的一个房子图纸。当时还觉得没有啥事，可是随着我的年事渐长和自己认知的提高，才发现自己当初的逞能和妄举给朋友家造成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和生活上的极大不便，同时浪费了土地资源和投资费用。这对于一个当时刚刚从农村转入到城市来的家庭来说，该是造成了多么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啊。我一直想找机会表达我的歉意，可是却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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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1981年的时候，我从荆门市建筑公司抽调到市政府地名委员会工作。当时从各个单位抽调了共10名工作人员，组成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位叫黄道成的长兄，他曾经是我参加漳河水利建设工程时的领导——后港镇书记铁顺民的亲戚，因了这层关系，我和他在很短时间就熟络起来，走得很近。他是西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尽管如此，在当时也算是很吃香的人才。他学的是工民建专业，虽在机关工作，但是也常常接一些外面的设计活私干。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下乡五年，荒废了大好光阴，走进城里，求知成为我的一种强烈欲望。因为我与道成兄关系好，他就让我跟他学习绘图之类的事情。铁顺民书记从后港镇调到荆门市生资公司任书记的时候，成立了一家色拉油加工厂，主要是以稻谷壳的尖头为原料加工成色拉油。这个工厂的厂房就是请黄道成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黄工画好草图，就要我绘制在硫酸纸上。由此，我开始涉足建筑设计。

　　我在荆门结识最早的师友，当属宁本俊、熊立贵、张忠泉、沈联斌等人，主要是大家爱好学习，都集聚在宁本俊的周围学写新闻稿件。本俊是学新闻专业的，又在新闻单位工作，自然成为我们的核心人物。而我们最早经常在一起私交的则是熊立贵、宁本俊、张忠泉和我。按年龄立贵是老大、本俊是老二、忠泉是老三，我最小，排在第四。我们常常自诩为“四人帮”。无论谁家有事，立贵一声号令，大家都会参加。那时，立贵在工商银行信贷部，本俊在电台，忠泉在龙泉街办文化站，我在荆门市建筑公司，当时抽调到荆门市地名委员会。有一年，我们到忠泉家去玩，记忆中那是牌楼乡的一个村子。在他家房子的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水塘，水质干净而清冽，我们扑进河塘里游水，好不快活。也就是那天，忠泉说，他要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忠泉的父亲，一位中国传统的诚实农民，个子不大，对人相当热情。母亲身材高大些，说话利索，一看就是一个相当能干的当家人。她是忠泉的继母，却视忠泉为己出，他们关系十分和睦。忠泉弟兄俩，弟弟与他好像是同父异母吧，感情也十分好。我们去到他家，弟弟忙前忙后，宰鸡弄菜，忙得不亦乐乎，可见手足情深。不多年后，忠泉果然兑现了他的愿望，在荆门市的中心地段金虾巷买了一块宅基地，建了一幢房子将父母从乡下接到城里生活。当时不知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就充当了房屋设计的角色。在我的记忆中，当我知道忠泉购置宅基地后，应该表达了自己愿意帮助设计的意愿。我当初之所以有这个勇气，就是因为我的背后有黄道成工程师做后盾。记得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兄弟俩一人一半，做两层。我将他们的要求告诉黄工，请教他如何平面摆布，黄工拿出了基本构图。我就按照黄工的基本思路画出平面图和结构图。忠泉家的自建房也就按照我们的图纸建造起来了。房子竣工后，我特意去看过，总觉得这幢房子设计有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我也隐隐感觉到，忠泉家人对房子设计不很满意。

　　一晃好多年过去，我在金虾巷另一端购置了一块90平米的宅基地，因为中间有一个国防电线杆而一直无法动工。随着城市的发展，国防线路改迁，移走了国防电线杆，我才开始设计自己的住房。我的住房与当时的市工业局隔墙，我们做了两层半，设计成四房二厅（含一间小书房），二楼加上飘出去的部分，就有一百多平米，显得宽敞大气。一楼和三楼（只有一间房和一个大平台）用来出租，二楼自住。家人和朋友都觉得设计得很好。由此，我又联想到多年前给忠泉家的设计，一层阴影陡然就笼罩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觉得自己那时太鲁莽，太轻浮，太逞强，给朋友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1992年我调入荆门报社工作，深得毛华社长器重，安排我主持副刊工作，并告诫我，以前龙泉副刊由张祥铎主持，已成为报纸的一个重头版块。他希望我能把这个班接好，发扬传统并光大传统。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我在报纸栏目，选稿，地域、职业用稿平衡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并增加了《荆楚风》文化版块。我之所以被调入荆门报社工作，就是因为我与本俊等师友学习新闻写作后，又结识了武生智、李诗德、张德宏、胡耕等文学方面的师友，在他们的引领下，我把写作触角延伸到文学圈，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就是新闻报道，亦尝试用散文的笔调表现。那段时间，我不仅在自己当执行主编的《人口土地报》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纪实文学、长篇通讯，还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人生》《中国人口报》等报刊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荆门报》改为日报的前夕，报社需要人手，毛华社长将我调入。也就是在荆门报社工作不久，在一次聚餐中，我表达了自己的写作观，可能是我没有准确表述，有失偏颇的原因，造成忠泉的误会，认为我小看了新闻写作者，而我们当初以写新闻走上文字工作的朋友，除了本俊向言论、杂文方面发展之外，基本都还在新闻领域耕耘。这次误会造成的不愉快，却被演绎成了一个“高层次”与“低层次”的笑话。朋友聚会一谈起这些，我都觉得委屈和难受。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愧对忠泉的真正痛点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痛点就像发胀的肉瘤，疼痛得越来越强烈，只是因为我们关系的变化，碍于面子，我没有向忠泉和他的家人吐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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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初到惠州还是36岁的我，现在已然变成了64岁的小老头了。在这近30年里，因为职业的变化和生存的压力，很少与荆门的朋友联系。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吧，我回到荆门，特意联系本俊，想与联斌、忠泉聚聚。那天由本俊牵头做东。当我按定位的地址赴约到餐馆时，本俊和妻子刘蕾、联斌和妻子小英都到了，唯独少了忠泉和他的妻子小谢。饭桌上，当本俊告诉我忠泉说是有事不能来时，我心里难受至极，不是因为忠泉对我“高层次”“低层次”的误会，而是一直淤积在心中愧对忠泉家房子设计失误的那个块垒，突然间破溃，让我一时不能自己，默默流下惭愧的泪水。本俊、联斌见此状，大批忠泉的不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积压在我心中的愧意。

　　今年夏天逢妻放暑假，7月22日，我与妻子Milly开车回荆门看望失去老伴近两年的岳母。这次回荆门，我没有与其他朋友打招呼，在回荆门整休一天后的25日，我就联系了本俊和联斌。我说想请他们聚聚。谁知本俊身体出现状况，欲去省里医院治疗，联斌亦准备到恩施苏马荡避暑。尽管如此，联斌兄还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与本俊联系了，要他吃了中饭后去武汉。他还特意告诉我，他告诉忠泉了。其实，我心里很想见忠泉，但是因为他上次的拒见，我也不好主动提出。联斌的确是位世事洞明、体恤人心、人情练达的兄长，再次邀请了忠泉。我迟疑地问，他来吗？他说他来。我的心房，瞬间像洒进了阳光雨露般格外亮堂与温馨。当我把车开到联斌的小区，与他和小英及孙女步行到餐馆时，忠泉已到。他坐在那里，还是故旧的样子。虽然在未见面时心情有些起伏，但是见面之后，似乎一切如常，就像春风吹过的杨柳，景象依然青翠和柔美。酒席间，本俊因病，下午又要赴武汉就医，不能喝酒，忠泉说最近肝脏不好，亦不能喝酒，我与联斌兄半斤八两，干完一瓶。席间，本俊总是那么幽默与诙谐，尽管下午要赴省城就诊，言谈举止依然显现出他的豁达与乐观。看到这么好的气氛，我当着大家的面，表达了对忠泉家在房屋设计失误上一直深埋在心中的愧疚。我认为，生命短促，真情不易，当自己有愧于人时，就得有个说法，哪怕是一个真诚的道歉。可是我的这个道歉迟到了三十余年。

　　很让我欣慰的是，在分别的三十年里，朋友们各有所成。本俊在新闻业务上取得了高级编辑职称，在行政上按荆门的说法当上了副县级领导；联斌则一直在国有企业，从一名企业管理干部成长为企业的老总；忠泉则由一名文化干部跨行进入了公检法，当上了东宝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据说只有立贵发生了一点人生周折，现在上海，仍然从事着金融职业，过得亦很从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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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荆门回到惠州，我依然坚持每天万步的散步。而在我的微信朋友运动圈，有我特别关注的朋友，他们都是我每天惦记的人。我以为，生命不尽然在于运动，但是对于一个生活无忧的人，适量的运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我虽然不习惯像有的朋友那样，每天早晨发问候语，但我却习惯在微信运动圈给我特别关注的朋友点赞。这样可以关注朋友的运动情况，对于经常运动的朋友可以互相激励，对于不爱运动的朋友，可以提示与启发他们运动。我以为这是我对朋友的一种特殊的问候和关注。我加忠泉的微信后，他亦在微信运动圈，理所当然被我列入特别关注的对象。

　　忠泉习惯每天早晨发来问候的温馨语或图片，我因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的不同不能及时回复，便用语音告知了我给运动圈点赞的特殊问候方式。我想，不论是哪种方式，都是对朋友的美好祝愿。人生虽短，友谊长存，我希望我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美好！

　　2022年8月10日于闻之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