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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人近于老年期的缘故吧，在年节的时候，老是想起以往的人与事。今年的春节前，在我人生中曾给我过帮助的人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其中，就有王前正先生。

　　一算，我与王前正先生近30多年没有联系了。我离开荆门，也是匆匆成行，除我所供职的荆门日报社外，没有告诉更多的朋友。在年节逼近的一个下午，陡然就想到了王师傅，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的身体怎样？他现在还安好吧？我知道，他们一家一定是回到武汉生活了。在他们那批下放到荆门的武汉人，绝大多数都渴望调回武汉工作。就是不能调动，也希望在退休之后，早早回到大都市里去。那里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亲人，有他们的记忆。自从我调离建安公司，客观上说是因为要奔个人前程，忙于工作，再是家大口阔，迫于经济压力，我就很少与王师傅有频繁的来往了。想起过往，想起他们家对我们的帮助，我十分愧疚。于是，我通过建安公司老领导李德昌、周道华、吕启良等好几人，几经辗转终于从他侄女婿那儿问到王前正的电话。2月5日11时，也就是大年初五中午，我拨通了王师傅的电话。听得出，他的声音还很洪亮。我问：您的身体怎样？他说：很好，能喝酒抽烟喝茶。我牵挂的心似乎安稳了许多。经过交谈，我才知道，他的老伴冯菊珍阿姨近年走了。更让我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他们的女儿小慧还不到五十岁就因病离开了人世。我感叹世事无常，命运难测。他们一家人给我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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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我们沙洋农场的一批知青近30人，从荆门各乡镇招到荆门城关镇建筑队。不久，荆门撤县改市，城关镇建筑队改为荆门市建筑工程公司。这批人，大多数是没有其他出路的新生子女，也有被认为是表现不好或是没有家庭后台的干部子弟。在我们这批二十出头的青年中，多数人安排学泥瓦工，还有锯木工、混凝土工、钢筋工等。这批青年，爱学习的人不多，我应该算是极少数的一个。那时，我在劳作之余，有空就看书，很得书记刘传灯的喜欢。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天的培训后，在分宿舍的时候便把我安排与一位何姓的老会计同住一间，意在让我进财务室工作，跟何会计学习财务。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后，就炸锅了。有几个干部子弟上蹿下跳，到处传谣，说我是反革命的子弟，是劳改犯的崽子，不能安排到行政部门工作。也许是在他们舆论的压力下，我就被重新安排到了预制场工作，也从何会计宿舍搬到了青工宿舍桶子楼里。

　　原来的建筑队，几乎都是本地城关人和武汉下放到荆门的人员，年纪大，缺乏生机与活力，各类组织亦不健全。建筑队改成公司后，因为年轻人剧增，首先成立了公司团支部。我被推选为首届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是因占地招工进公司的城乡结合部当地青年卢克金。到预制场工作不久，公司安排我学钢筋工。所谓钢筋工就是将粗细不等的钢筋按图纸要求制作成支撑混凝土的钢骨架。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还是要涉及到计算，领导认为要派一个爱学习的人来学。我先后跟三位师傅学习。一位是黄师傅，好像叫黄（？）煌，他的名字在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了。他是拾廻桥人，不爱说话，嗜烟，一静下来就一根接一根抽，呈思考状，就像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据说，他在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是数学。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大学录取；再一位就是田从喜，他是武汉下放到荆门的老工人。他的一只眼有疾失明。尽管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在制作钢筋的过程中，对每一个角度、弧度，扎腰筋的间距和混凝土的保护层都要求得非常严格。第三位就是王前正。对他们我都是以师傅称呼。

　　王师傅也是武汉下放到荆门的，老家黄陂。他们一家五口，膝下三个子女。长子叫大康，留在了武汉，没有随父母下放到荆门。他在一家招待所工作。后来我抽到市政府工作的时候，出差武汉，偶然也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做事非常仔细到位，像沙发的背后，柜子的底座都擦得一尘不染。那时，武汉市都实行门前“三包”政策，经常有街道和卫生部门的人到招待所来检查卫生。检查人员戴双白手套，在凳子、沙发或柜子的某个角落一摸，如果有黑色污渍，就要扣分。然而，只要是大康当班，很少有被扣分的情况。在大康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老二是女儿，叫小慧。小慧很文静，不爱说话，有空的时候总是不声不响地做事。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定像她妈妈一样，将来是一个贤妻良母。老三是小康，亦叫双喜。他当时在哪所学校读书已记起不得。他长得高挑结实，一对招风耳，是一个很活跃的小帅哥。王师傅是一个多面手，泥水工、钢筋工都精通，而且做得极为精细。他虽然在专业上是一位大师傅，在家却是一位很会持家的暖男。因为冯阿姨在预制厂工作，经常加班，同时劳动强度大，王师傅只要有空，就帮助家里择菜、洗菜、烧饭。王师傅这一代是经过苦日子的人，知道一针一线的不易，所以他们从不浪费一纱一粒。择菜的时候，只要是青叶子，都不会丢弃。他们的这一习惯，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做人大气却从不浪费。王师傅爱喝酒，喝茶，抽烟。他尤其爱吃臭鱼。把鱼买回来后，先用盐腌，闷在盆子里，有些臭味了再晒一下。他说这样的鱼特别香。这种奇怪的嗜好因人而异。譬如说榴莲有的人说香，有的人就说臭。据说安徽就有一种特制的地方菜臭鳜鱼，很多人喜欢。王师傅说，臭鱼下酒特别爽。那时都兴喝本地自酿的盐池白酒。每到吃饭的时候遇上，王师傅就会拉上我，说：三君，来一杯！最让我感动的是，1982年底，我将父母和弟弟接到荆门随我落户。初来乍到，全家三口挤在一个桶子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王师傅看不过去，他就把他家两间房腾出一间给我的父母住。其实，他们家本来就有四口人，挤住在两间并不大房间里，还腾出一间给我们解急。现在想来，我真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样居住才能让出来一间房子来。我父母尽管在建筑公司居住的时间不长，但是却给他们来荆门落脚解决了燃眉之急，让我父母和弟弟落户有了一个很顺的过度期。王师傅他们的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为人品质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在我人生中默化与体会，我也由此受到感动，并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他们的这种品质一直在我人生中践行与光大。

　　大概是1984年吧，我在荆门市建工局完成《荆门建筑安装预算定额（1983年版）》一书的编辑工作后，就正式调到了新组建的荆门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作。新组建的这家公司，是荆门从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后，为城市新兴建设发展配套而组建的一家国营建安企业。特从各公司抽调了一批具有领导和管理能力的人组建，其中王前正由市建调入，李德昌由沙洋建筑公司调入，再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军转干部周道华等组成了领导班子。我当初分配搞人事，不久便被任命为综合厂厂长，后来又配备部队军转干部吕启良为副厂长。工厂设在进330水泥厂右手的一个山坡上，当时是一片荒山，主要是制作混凝土预制件。那时的钢筋、水泥相当紧俏，并且有市场价和计划价两种。我通过建行的朋友弄到了一批计划价的水泥与钢筋。记得6号的钢筋线材，计划价才六七百元一吨，而市场价却卖到了一千七八，甚至二千三四一吨。我从鄂钢弄的50吨线材摆在山坡上，十分抢人眼目。有工地等钢筋用的老板，就打听到我家，要我用市场价买一些给他们解急。其中，有位叫朱碧元的老板，一天晚上来到我家，说要我卖给他5吨钢筋救急。他把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军用挎包往沙发上一倒，十元一扎的票子堆满了沙发。我一时惊讶得脑袋发麻：我的妈呀，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呐！我说，朱师傅，你这是干什么？如果你这样，我就一根钢筋也不会给你。当时我就火冒三丈，要他把钱收起来，并且告诉他：你去找建委和局领导，只要领导批字下来，我可以考虑给你，钱我一分也不能收。于是他就收起钱，按我说的去做了。其实，那时是我家经济最为拮据最困难的时候，家里刚刚添丁，父母又没生活来源，弟弟还在读书，妻子的工作调动还没有落实，全家仅靠我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可是，我就坚信一条：不该拿的就绝对不能拿！我这人，虽然不相信什么主义，但是却相信上帝。因为综合厂新办，正在平整场地和建厂房，堆在山坡上的钢筋一时也没有用处，结果那批钢材被建委和建工局领导批条子都给分光了。

　　在建安公司的时候，王师傅已经是公司领导，我也是部门负责人，各忙各的，虽有来往，私下交往却少了许多。我调到新的工作单位后，因为忙于工作，奔自己的前程，我们的来往就越来越稀少了。现在想来，这是我的疏忽与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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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是1983年下半年搬进位于象山大道的科干住宅楼的，三室一厅，房间虽然不大，但是居住环境却大为改善。父母一间，我和弟弟共一间，另一间做了书房和客厅。1984年5月我成婚，当年12月邓非出生。1985年，我调到荆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做宣传工作。1992年10月，我调入荆门日报，负责文艺副刊和参与创办《荆门日报·青年版》《荆门日报·教育版》及发行等工作。1994年2月我离开荆门，调入惠州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在《大惠州》杂志任编辑部主任。1995年10月，惠州市工商局以引进人才将我调入，给职务并分配了137平米的住房和一间单车房。1997年5月，我将父母从荆门接到惠州随我生活。我母亲在她49岁那年瘫痪，从此行动不便，但是她坚持读书学习，写诗作文，以此支撑自己微弱的生命。2004年2月，我为母亲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八十寿宴。我特别撰了一联，请木刻艺术家用阴字镌刻在一块红木匾上。上联：“八十年入尘世心若柔水润夫润子润宗亲”；下联：“三十载抗病魔志似磐石砺己砺人砺宗亲”。魏隶变体，庄重大气，描以金粉，灯光下，熠熠生辉。摆寿宴一年后，我母亲的身体明显越来越差，我想通过某个事件来刺激提振一下母亲的精气，便请《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温振儒到家里采访，对老人家不惧病魔、坚持写作的顽强精神写了一篇报道，南方都市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我母亲看后，顿时眼睛发亮，精神为之一振。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撑下，迈过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之坎。2007年11月1日，油枯灯灭，我母亲坚毅地走过了她83年的风雨人生。8年之后，我父亲于2015年正月十六，亦在他88的寿上驾鹤西去，与母亲同葬于他们的老家长阳县金子山公墓。

　　我的父母是在新政下被荒废的一代，有太多的辛酸与苦难，他们像大海中的一片叶子，从一个风波卷入到另一个风波，没有安居之所，更失去了自由和奋斗理想的天地，好在有像王前正先生这样一些心底善良好人的关心与帮助，度过了生命中一个又一个坎，最终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晚年。一算，我的母亲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父亲也有7年。每每想起他们，我就自然会想起曾经给予我父母帮助的人们。我通过与双喜微信交流，得知王师傅1937年1月4日生，一算今年也是85岁高龄了。按60岁退休算，他应该在1997年，也就是在香港回归的那年退休了。我想也应该是在那年吧，王师傅举家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武汉。那时是我来惠州的第3年，正处在拼命工作，改变命运关键年头。一晃，王师傅退休25年了，我退休亦5个年头。正可谓人生易老天难老矣。在此，我祝愿王师傅健康幸福，长寿快乐！祝愿天下的好人一生平安！

　　2022年6月24日于三君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