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小学时，我家共8口人。我曾祖母、祖母都跟着他们的独根我的父亲过日子。那时，每天工分才值0.28元钱。为了养活一家大小，春夏秋冬，我父亲白天上工不算，还经常上夜班，给生产队放牛。
没有风雨的晚上还好，要是赶上雨天，或是连雨天，就够遭罪的。父亲经常披上麻袋做的雨披，顶着风雨出去。有时，放牛到荒地乱坟边，想躲雨躲都没地儿躲，他就蜷缩在坟地旁，忍耐着。那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风雨中荒山坟地闪着的点点星火，过路人看了，都以为是鬼火。有时实在太困太乏了，就倚着坟墓打个盹儿。可机灵一下，就醒了。牛是生产队的，这是绝对不能放丢一个的，更不能让牛跑到周围的田地里啃庄稼。不然，罚工白干不算，还得遭批判：“你安的是什么心!”
冬天上工，别人可以干点轻活，像我父亲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这是改造，大家在看你表现。
很多冬天，我都看见父亲和几个人在一起刨那冰冻三尺的沤肥(夏天沤，冬闲刨开，以备春耕用)。
随着那沉重冰镐的无数次上下抡动，父亲的脊背在扭曲，双手布满血泡，钻心地疼，但我从没听见父亲叫苦喊疼。
有时，夜里生产队开会，不管这一天有多累或是吃没吃上饭，也不管年纪已大，就让他挨家挨户地通知开会。
每逢过年，村里组织秧歌队，就让我父亲去抬大鼓。场地小用车马不灵活，就用牛马一样好驾驭又肯卖力气的人——所谓的“四类分子”。
扭秧歌敲大鼓的欢天喜地、眉飞色舞；抬大鼓的低头弯腰把泪往肚子里咽，默默地忍受着那鼓棒有力地敲打带来的身心剧痛。
小孩子家盼过年，可我在盼过年的同时怕过年。今年不要有秧歌，不要让我父亲去抬大鼓。抬大鼓，我认为那是最丢脸的事。因为我小小年龄已知道，抬大鼓的都是革命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敌人，是坏人。
我曾在玩耍中，看见父亲和另外几个人在大队部站成一排低头认罪的场面。我含着眼泪跑回家问妈妈：阿爸干什么坏事了？妈妈摸摸我头，替我擦掉眼泪，告诉我：只因为阿爸是地主崽子。
贫下中农可以拖欠国家三角债，而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是不能拖欠的。暴风骤雨中，我的父亲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劳作着。“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让老人和孩子挨饿!”这是父亲的信念，他咬着牙在拼命。
自留地是房前房后的那点儿，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划定的可怜的几亩地。
为了侍弄好园子，让一家人不缺吃少用。父亲苦挣苦熬地在园子里安了个洋井，浇园子。没有电，只能靠手压。白天上工，中午休息时，顶着炎炎烈日，不间歇地咔嚓咔嚓地压井。人们躲在树下乘凉或在家午睡，狗都热得受不了，伸出舌头呼呼喘气，我的父亲却在挥汗如雨地劳作。
炙热的太阳光下，父亲晒得黝黑的脊背，汗珠喷涌、闪光。在那笨重的机械运动中，清凉的白花花的井水流向那一畦畦菜地，小苗喝饱了水，懂事似的个个抖擞起来，亮起绿油油的颜色给红眼的太阳看。
白天是这样，有时星光月夜，父亲每隔十天八天，也浇一遍园子。
看父亲很辛苦，我们就想让父亲换换手，歇息歇息。父亲就用大手把我们拔拉到一边：去，去!给我好好学习，用功读书，比什么都强!
“只要你阿爸在，你能读到哪儿，阿爸就供你到哪儿。”父亲这句话，经常响在我耳边，激励我前行。
如今，上下班路经一片菜地，看见那通上电后自动哗哗喷涌流淌的井水，我就会想起父亲晒伤的脊背，想起咔嚓咔嚓的艰难压井声……
无情的岁月，消耗了我父亲最好的青春年华。
二、酒醉在春风里的父亲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没有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只有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
两双儿女均已成家立业，幸福生活。老俩口勤劳俭朴，不愁吃不愁用，很省心。
春风里，父亲虽满头银发，却满面红光，有尊严、有光彩地活着。
过年过节时，亲朋团聚，父亲高兴时会喝多酒，反反复复地向人炫耀：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两双无瑕的儿女。
有时想起从前走过的艰难岁月，也泪流满面，拿着酒瓶子歇斯底里：父亲，我的父亲究竟在哪儿啊?你们谁能知道！
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家人最难过的时候。我深知父亲的痛苦根源——做为人家的独生子，竟连生身父亲的尸骨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是他内心比挨打挨批还痛苦的事情，是折磨他、煎熬他又困惑他一辈子的事情。一幕幕往事从父亲脑海中掠过……
童年转瞬即逝的美好。一个很殷实的小地主家，一个独生子，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勇敢，母亲的美貌与善良。享有日月星光般的乳名——拜力济·尼玛，享有最讲究的学名——宝太。
少年时母子相依为命。虚岁9岁，他那读过书能骑马又能打双枪的父亲便与他们母子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斗地主，分田地，可怜无辜的母子从老宅被赶出来，地无一垄、瓦无一片，只能借住在别人的一个小窝棚里，母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想起暴风骤雨中的中青年，想起这一辈子的风雨人生，想想现在，父亲有些醉了，真的醉了——醉得有苦有甜，有笑有泪。
父亲醉了，真的醉了，在春风里，尽情释放他风雨人生情怀。
20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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