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这世上挑选出最艰难，最冗长，最痛苦的一件事，我想便是求医看病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口暴增，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寿命的延长以及食物大量产出都使得医疗成为了吃穿住行的一个基本方面了。
　　
　　我总是诧异医院的人总是如缕不绝，就像火车站里的人，就像厕所里的人，或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没有人的地方，每逢想到这，我胸腔里总是鼓着一种气，就像烦躁的乌鸦飞过头顶而使我抑郁着一张脸。
　　
　　然而，在所有的地方里我又尤其害怕和讨厌医院。不知道为什么人的这两种感情总是搅和在一起，又是害怕又是愤怒，我不知道自己是由于讨厌而害怕还是由于害怕而讨厌的，无从得知。但是我的脚告诉我的大脑，不要进去那里，不要进去那个像是太平间一样阴森森恐怖笼罩的地方。
　　
　　有些事即便你再不愿意还是得屈从与现实，就算很清楚自己心里究竟有多么不愿意，还是得腆着一张要死不活的脸走进去。
　　
　　我就是这样走进去的，满脸丧气，和我看到的混乱，充满医药气味道的场景很是相得益彰。原因说起来很丢丑。在一个酷热的夏季一个人骑着不熟快要坏掉的自行车冲下下坡路时把牙齿磕掉了，这个倒霉催的就是我。如今我就要借用一种技术将牙齿缝补完整。另外则是陪着母亲看病，她一直身体不好，跑到大医院来检查治疗。这又是我无奈的地方。母亲已经缠病多日，无奈今年家里补给亏欠，一直拖着，母亲说要不是我回家，恐怕父亲还不肯拿钱出来治病。对于母亲的话，我总是深信不疑，当她责怪父亲的无能，责恨外公当初没有让她上学时，我心里泛起是一种深切的同情。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自小受苦，一辈子在风吹日晒中度过，拮据地过着日子，是中国最底层贫苦劳动人民的最普通的缩影。对于这种尴尬的窘境，我显得是那么渺小而无能为力，悲叹自己的无能，只能让他们在疾病交缠的时候依旧风雨暴晒，依旧仓皇着面容对钱吵闹不休，依旧对于将来感到深深的无望。
　　
　　之前在家乡的小医院诊治了一些时日，毫无见效，母亲才想到要去武汉大医院去看病。我对于医院里那一套繁琐程序很是畏惧。挂号，检查，看病，领药这些自不必说，最让人煎熬的便是等待漫长的冗长的无聊的消耗精力的等待。
　　
　　因为要提前挂号的缘故，母亲和我于前一夜到达武汉，第二天又于五点起床，匆忙赶到医院等待医生上班挂号。我和母亲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无论是在门口还是在里面，都有很多的人。他们起得还要早，大都面容疲惫，年轻的人玩弄着手机，年老之人干脆坐在地上，时间煎熬着每一个人的耐心，他们干巴巴的眼睛呆呆地感受着时间缓慢地流动。
　　
　　母亲先独自排队，我坚持陪她站立了一会儿就熬不住，于是就跑出去了。武汉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二流的城市，这个“二流”并无贬义，只是对于北上广一种层次的分明，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分层次分阶级，这一点很是说明我就是一个到到底底的“中国人。”外面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车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天空并没有想象夸张的是灰云，而是淡蓝色的天空，外面就像是火车站那般熙熙攘攘，有卖早餐的，男男女女都端着一碗炒粉站在外面低头咀嚼，看不清表情，令我说不出滋味的倒是一个约莫四五十岁的打扮像是农村妇女的人坐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尼龙袋子上，面色枯槁，看不出人应具有的生气。武汉大医院的扫地的人“阶级观念”仍旧格外浓厚，他们像是秋风扫落叶一样挥着脏兮兮的扫帚将坐在门外阶梯上的人像是赶苍蝇一般地“请走”了，真不愧是大医院的人，连清洁工都有“大医院气质。”
　　
　　随后我和母亲不知从一楼跑到七楼多少趟了，来来回回的人生和吵闹声堵塞在耳边，甚是心烦。然后就是漫无边际的等待，即使去了那么早，母亲取的仍旧是末号，我们等待了一上午就是为了等一个医生望闻问切，然后在冰冷不耐烦的声调中领走自己的药，丢药的姿态让人感觉到像是一种屈辱，而我们已经学会忍受了这种屈辱，麻木了，就好了。
　　
　　整个一上午和一下午我们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大城市里奔跑，消耗着我们的耐心。母亲对我叹气，我对她叹气，似乎只有叹气才能疏解我们心中的苦闷和无奈。
　　
　　“唉，看趟病真不容易。”母亲揉娑着她的太阳穴。
　　
　　“等是最漫长的。谁叫我们不是大城市里的人呢？”我嘴角颤抖，心中愤愤不平。
　　
　　我看到了无数疲惫不耐烦的面容着急地寻求自己要获取的东西，我从我母亲的身上感到一种刺心的痛切，我从这个医院里闻到了我一直不想闻到的病味。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医院里来，都是现代化智能机器化操作，我对这种眼花缭乱的流程感到害怕，倒是母亲相当熟悉，我倒是希望她不熟悉，前提是她身体康健得不用来医院。对于医院的肃穆和过于洁白，我总是心有所忌惮，好像那里有一张阴森的面容要将我吞噬掉。
　　
　　以前人民总是喊着独自饥饿，如今倒是看病愈发艰难，对于我现在愈发体察到了。我倒是希望我身体康健到不用像是长征一样千山万水漫长等待只为了看一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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