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八十岁了，整日念叨着她要活到什么时候呀。看着身体还算健朗却心事重重的母亲，想起她一生的经历，撰文以记之。

一

   母亲是十五岁时嫁给父亲的。听母亲说，外婆有九个孩子，因为有六个女儿，婚嫁都很随意，没有仔细挑选，基本上都是外公决定的，外公觉得行就行了。外公说了，他看了父亲觉得行。于是，母亲连东南西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便嫁给了从没见过面的父亲。

我的家是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小山村，一条小河由北向南潺潺流淌。二三十户人家的屋子建在半山腰，每家都顺着山势挖几口窑洞。山里人的生存空间大，所以窑洞又高又大宽敝得很。窑洞冬暖夏凉，是天然的空调机。大多数人家都只有窑洞，拥有瓦房或者厦子的就那么几户，一般都是家底比较殷实的人家，我们家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老爷那会儿是我们家最昌盛的时期，家里拥有几支贩盐的驼队，从青海往平凉贩盐，偶尔也贩些其他物资。驼队回来时，大门里里外外都是骆驼，喷鼻声此起彼伏，甚是壮观。由于生意越做越大，收入越来越多，引起了周围土匪的注意，常常深夜前来抢劫。于是，老爷就在窑洞的内侧往上挖了一个“高窑”（套在窑洞里的一个小窑洞。与主体窑洞内部相连，通过一个向侧再向上的通道，在主窑洞的侧面高处再挖一个小窑洞。），里面存满石块。当土匪前来抢劫时，窑里的家人迅速关闭窑门，进到“高窑”通道里，再把通道口堵死，爬上“高窑”，通过“高窑”上的一个小窗口，用石块进攻院子里的匪徒，效果奇好。每每击退匪徒，保得家人财产平安。

小时候，“高窑”是我们的游乐园，我与弟弟们常常爬上爬下，把小石子装在衣服口袋里带上“高窑”，然后从“高窑”窗口扔下，再拣回来装口袋带上“高窑”……如此反复着在黑咕咚咚窄溜溜的通道里体验着先辈们的生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慢慢长大了。每当看着我们浑身土乎乎地从洞口出来，嘴里还讨论着下回该谁先上下谁后上下，刚才谁扔石头远谁扔石头近的事儿，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母亲脸上满是舒心的笑容，一边拍打着我们身上的土一边叮咛着要注意安全要慢慢上慢慢下，别把那儿碰烂了之类的话。而我们只管自顾自地争论着，洗洗手吃饭去了。

到了爷爷这辈儿，因为家大业大，兄弟们便分了家。爷与大爷住在老屋里，其他几位都搬离了老院子，在新建的宅子里住下了。从此，弟兄们分道扬镳，生意也一落千丈。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和大爷两家的老屋里有一栋两层楼房，三间瓦房和两口窑洞。楼房是纯木材榫卯结构，材质以纯松木居多，屋脊上精雕细刻的瓦当一字排开，有花草有动物。屋子门窗上也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用红黄蓝绿各色艳丽的颜料装饰着。许多年后我看到时，虽然斑驳残缺，但驳开灰暗阴沉的岁月留痕，不难看出其往日风采。

到了父亲这辈儿，再次分家。楼房分给了大伯、父亲和八伯，三间瓦房分给了大伯、父亲和十叔，带“高窑”的窑洞是我们家的，那个足以在里面碾场的大窑洞归了八伯，另外十叔在外面有一处新院子，里面有两口窑洞。母亲嫁过来时，我们家就是这一口窑洞，一间半瓦房和一层三间的楼房外加三间厦子，住着父亲、爷爷奶奶和大伯一家。

奶奶一生养育了三个孩子，大伯、姑和父亲。父亲是最小的孩子，与大伯年龄相差很多，只比大伯家的孩子大一岁。因为人太多，住不开，又修了一处新院子，里面有三大一小四口窑洞，大伯一家住了进去，母亲依然呆在老屋。又分了一次家，母亲开始了独自与父亲抚养孩子的历程。

二

   母亲一生共生了八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母亲当时十八岁，父亲二十一岁。由于奶奶早早去世，这时候当家作主的是大妈大伯。大妈为人精明强势，大伯不主事，爷爷参与不了家务内政，于是，大妈就成了一家之主，她说咋样就咋样她想咋样就咋样。父亲和母亲年纪小，又是第一个孩子，羞怯害怕不敢给人说，也知道即使叫了大妈也起不了作用甚至会更惨，两人便自己胡折腾着生下了。可脐带怎么也不敢动手了，便请大妈帮忙，大妈不知道怎么弄的，反正那个孩子是死了。一直到三年后，母亲才生下了大哥，然后接连生育了二哥三哥、我和两个弟弟。第八个孩子也是女儿，被新生儿黄疸纠缠，活了二十多天便夭折了。我常常暗想，母亲的八个孩子中，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们都与母亲缘分深厚，三个女儿中两头的两个都与她缘分浅薄纷纷离去，唯有我这个中间的女儿才与母亲有缘，也许是有三个哥哥与两个弟弟的护佑吧，我应该庆幸更应该珍惜。

三

养育六个孩子的过程是艰辛难熬的。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母亲带着我们六个穿越了缺吃少穿、疾病劳作、天灾人祸种种“枪林弹雨”，使我们一个个平安健康地长大成人了。这其中，母亲所吃的苦受的累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又回到了我们家。早在三年多以前，大妈嫌我们家孩子多早早和我们分家了。分家时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值钱物件以及银元（解放前家里存了好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时，大妈拿出来卖时还有三四千个。）和人民币，没给父母亲留下一分钱。嫌爷爷麻烦他们不要，母亲说你不要我要。

   那时，爷爷快七十岁了，身体也还算硬朗。父亲一直在外工作，虽然到了儿没转正成国家正式干部，可父亲一直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来干到了站长职务。由于外公的成分问题牵连，父亲转正的事儿一直不能落实，五十多岁的时候村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父亲辞退了工作回家帮母亲侍弄村里分来的几亩地。爷爷看母亲整天两晌去农业社上工挣工分，中间急急忙忙回家做饭管孩子，晚上还得去村里开会到半夜，家务事针线活全靠晚睡早起硬挤时间做。每天最多睡个三四个小时，又吃不饱饭，还要干那些高强度的体力活，再结实的人也会垮掉的。

   爷爷看着我们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饥肠辘辘，常常没人照看满村子到处乱跑，上树打果子下河摸鱼蟹，溜沟爬渠甚是危险。夏天还好说，冬天一个个冻得青鼻涕满脸横流，母亲又在开会回不来，火炕没人烧热就无法睡觉，睡了必然感冒生病。爷爷很担心母亲的身体，更心疼孙子孙女，他要为我们做点什么。于是，爷爷常常上山去砍柴，背回家放在院墙外，用斧子一根一根地斩成三四寸长短的样子，再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摞起来，让风吹太阳晒，等干了就可以烧火做饭了，这是硬柴。有时爷爷上到山上，用镰刀割那些长得又高又壮的草回家，把它们晾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有太阳的时候翻动翻动，等干透时摞在硬柴旁边，用它来烧炕，这是穰柴。每到天黑时，爷爷必会站在大门外的枣树底下挨个儿地喊我们的名字。等我们纷纷从各自玩闹的场所回到家里，爷爷像点将似地把我们一一点完，确认悉数到齐后，便把我们分配到两个火炕的不同位置，看着我们纷纷钻进被窝躺好盖好了，他才离开去关上大门。然后点上一锅旱烟，慢慢抽着等着，等着给开会回来的母亲开门。

   这样平静地重复着的日子过了三年，便被大妈打破了。大妈看着爷爷每天帮母亲照管我们，给我们砍柴烧炕眼热，说母亲霸占着爷爷不让给她们家干活，和父母亲大吵了一架后，爷爷便归了大妈家。一日两餐在住在新庄子里的大妈家吃，晚上依然回来住在我们院子里他的屋里。

   爷爷越来越沉默了，越来越消瘦了。他不再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给我们砍柴，不再天天晚上站在枣树底下喊我们回家了……爷爷突然间老了许多。

   有一天，我们准备吃下午饭。母亲和父亲在厨房忙碌着，我从厨房到院子出出进进地玩。突然听到爷爷在他屋里轻轻地喊我：女子，女子……我跑进了爷爷屋里，见他神情忧郁地斜靠在被子上。女子，你吃的啥？我一愣，没注意母亲做的啥饭。我给你看去。我风风火火地跑进厨房，问母亲咱吃的啥饭？汤面！我又风风火火地跑到爷爷面前：爷，是汤面。给我些面汤喝喝……我又折回厨房。我爷要喝面汤。母亲与父亲相视一愣，默不作声地盛了一碗面条。给你爷端去。我爷要喝面汤，你给盛面做啥呀？我不肯端去。你给你爷就对啦。我把面条端给了爷爷，嘴里嘟囔着：说了要面汤，娘偏给面条。爷爷默默地接过我端来的面条，始终没再作声。我蹦蹦跳跳地又跑到了院子里，听见母亲叫我赶紧吃饭。

   吃饭时，父母亲在谈论爷爷的事。我听见他们说，爷爷在大妈家很不舒心。大妈专门给爷爷弄了一个小盘子，早上一顿是一个小馍加一小碟子剩菜，晚上一顿是一小碗汤面。爷爷一个人单独吃饭，不许上饭桌。盘子碟子和筷子碗是专用，饭是定量。爷爷每天吃不饱饭，又不好意思给我们要，只有实在饿得不行时才张口。大妈每天给爷爷安排要干的活，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这样郁闷别扭的日子维持了半年，爷爷病倒了，大妈便不要他了，让他独自躺在屋子里，说谁爱管谁管，没人管了就死去……

   母亲默默地走进了爷爷的房间，用手摸了摸爷爷的头。爷爷发烧了……

   母亲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爷爷诊治，等闻讯赶回家的父亲看到时，爷爷病情已有好转。爷爷又回到了我们家。

   可经过这一趟折腾，爷爷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不能再上山砍柴，就连斩柴已挥不动那他再熟悉不过的斧头。尽管母亲尽己所能地照顾爷爷，给爷爷洗脚剪指甲，带爷爷求医问药，改善生活宽慰心情。可爷爷的心被人重重地伤透了，他感觉自己被儿女抛弃了。身体也被岁月侵蚀烂了，他已无力再恢复如初了。

   就这样好好病病好好病病地坚持了不到半年时间，爷爷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门口枣树下那个喊我们回家的声音永远地消失在了时间的隧道里。

四

   母亲老说她是文盲，一辈子吃了不识文断字的亏，所以，她自始至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让孩子们都要上学念书。无论有多苦多难，必须让孩子尽可能地拿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凭。她常说：只要你们自己有本事能考上，你考到那儿我供到那儿，那怕卖掉裤子也要供你们上学。得益于母亲这个始终不渝的观念，我这个生长在一个贫穷小山村的女孩子成了大学生。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最多上个初中就回家做家务然后嫁人。其中有些因素是她们自己不怎么努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没用，能认识钱会写自己名字，出门不被人骗了就行了。即使是男孩子，也没几个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在那个教育被忽视的时代，小山村里的农民能让孩子进学校读书已是不低的思想境界了。因为他们常常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念书不念书与肚子能不能吃饱相比，显然解决肚皮问题首当其冲。即使要念书也得先吃饱肚子才行。于是，许多孩子一旦能拿得动镢头锨提得动粪笼，就回家帮助父母亲解决口粮问题去了。

   父亲曾经动过让几个哥哥停学回家干农活挣工分的念头，被母亲斩钉铁铁地拒绝了。母亲说：你永远也不要再这样想了，想了也白想，我坚决不同意！断了娃娃念书的路就是断了娃娃的前程。咱整天又苦又累的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娃娃们将来不再像咱一样受苦受累吗？农村娃除了念书再有什么法子让他们从这山沟沟里出去，过轻生些的日子？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也不再说什么了，唯有与母亲一起辛勤劳作支撑起这个家，为我们兄弟姐妹营造靠教育走出小山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小天地。于是，我们纷纷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求学闯荡，唯独把父母亲留在了原地，几十年如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给养。当我们在外疲惫失落的时候，才会想起家，才会想起家里愈来愈年迈的父母。

五

   母亲目不识丁，却有着天然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人生观。这样说，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可仔细揣摩就不难发现，事实真相确实如此。母亲常常教育我们：人一辈子要做到手牢嘴牢。手牢：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坚决不拿；嘴牢：可说的说，不可说的打死也不说。念书就要一心一意地念，闲了就把书拿出来念，多念几回就念好了。娃娃要多表扬奖励，不能在人前骂娃娃。要让娃娃穿得干干净净，即使补补丁也要补得周正……母亲的生活理念一套一套的，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完。可母亲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已深入我们的骨髓，始终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沿着人生正确的方向永往直前。

   母亲是贤惠的能干的。一生生养了六个孩子，奶奶去世得早，连大哥都不曾谋面。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非常辛苦。可母亲从没让我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也从没让我们饿过肚子。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很普遍，随处可见穿着破烂衣服破烂鞋子的孩子，有些甚至光着脚。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到处借粮到处讨饭的人随处可见。每到吃饭时间，许多人家都要关上大门，为的是把前来讨饭的人拒之门外。现在的孩子肯定会觉得这样做不人道甚至不道德，可那个年代人人自危，家家缺粮，给了他人自己就要饿肚子。人总是自私的，这是天性是本能。

   母亲总是有计划地安排家里仅有的口粮，什么时候吃高梁什么时候吃玉米什么时候吃糜子，仅有的一点小麦面粉得量着吃，放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吃。为了让我们不挨饿，母亲承揽了给村子里住队干部管饭的事，这可以挣来一些工分和口粮。村干部派这活是有条件的：一要干净二要勤快三要做饭手艺好，让住队干部吃得卫生舒心。母亲完全符合这个要求，而且母亲看上了做饭的待遇。她不怕麻烦不怕受累，只要能让娃娃有饭吃就行。干了这活后，母亲比其他人要忙碌许多。除了要按时保质保量地给住队干部做饭外，经常要接待下乡检查的干部。村里招待下乡干部的唯一办法就是请他们吃饭喝酒，为了不影响工作也为了掩人耳目，这种活动常常安排在晚上进行，母亲得在煤油灯下拉着风箱辛苦四五个小时才能结束。干部们吃着喝着高声地划拳说笑，我们悄悄地躲在厦子里焦急地等待着，等着他们吃饱喝足离开后，每人分得一点他们的残羹剩饭。也许还能剩下一点原材料，这样，母亲明天必会给我们做几样可口的小菜，这对我们来说是又过了一次年。当我们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后，母亲独自一人轻轻地打扫着干部们狂吃海喝后的战场，洗着一大摞油腻的杯盘碗碟直到深夜。这样的活动比较频繁，可母亲不但不觉得苦累，反而常常期盼着能更多一些。因为看着孩子们吃到了梦寐以求的美食，脸上挂着笑容纷纷睡去，母亲的心里乐开了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

   母亲是要强的不服输的。她常说：劲从心里来。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经常响应国家号召搞文艺活动。我是我们小合唱队的指挥，还有个人快板表演，这次因为通知来得晚时间紧任务急，下午通知的第二天上午就要在公社表演，学校没准备，母亲也没准备。那会儿参加活动一般服装要求就是白衬衫蓝裤子，母亲专门给我预备着一件白衬衫一件蓝裤子。本来参加演出对我来说服装不成问题，可因为是冬天，我的棉袄已穿了许久，衣襟衣袖有些脏了，蓝裤子正穿在身上颜色也不新鲜（suan）了。母亲嫌这样不体面让她的娃不光彩，晚上加班加点地洗裤子拆洗棉袄。刚洗的棉袄湿溜溜的没法缝，母亲生火烧了开水，装在搪瓷缸子里一遍一遍地烘干，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火继续烤，折腾到半夜时终于干了。坐在厨房的小炕上就着煤油灯默默地缝着，又添上了从村里张姨家借来的新棉花。当晨曦微亮，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时，一伸手便碰到了软乎乎的棉袄。一抬头，母亲正笑眯眯地站在跟前看着我。一轱辘爬起来问母亲：啥时纳好的？母亲笑笑：刚好。快起来穿上我看看。洗脸吃饭，还得走十里路呢。我一伸手穿上了母亲递过来的干净清香的棉袄，瞬间，一股暖意顺着脊梁沁入心脾，我被母亲的爱意包裹了。

六

   为了让我们都能上学读书，母亲想尽了办法。养鸡养羊养猪养牛，种瓜种豆种辣椒种黄瓜，能省即省能挣即挣，但母亲从不让我们走邪门歪道投机取巧，她要我们必须堂堂正正做人，挺直腰杆子做人。

   为了让我们都能上学读书，母亲卖掉了村里分给我们家唯一的正在盛产果子的梨树，把柿子树租给村里的石头叔多年。因为没钱买笼子也没有砖瓦可以建窝，母亲在院子里的菜地里挖了一个“特殊的”兔窝，先直着向下一米搞个“外屋”，然后拐向一侧两米搞个“里屋”。母亲把一对小兔子放进去，让它们安了家，每天给它们拔草喂草。这样的事倒好办，难就难在打扫卫生上。兔子不在“里屋”拉屎拉尿，只在“外屋”方便。母亲每隔两天就得爬在“外屋”上面艰难地把兔子夫妻拉的屎尿取上来，剌鼻的臭味让人闭气直想呕吐。母亲让我们站远点别过来，她独自爬在那儿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干着……半年后，母亲养的兔子有了成果——第一窝小兔子横空出世了。十四个，毛茸茸地甚是可爱。母亲喜欢得不得了。喜欢小兔子笨手笨脚地跳动，喜欢小兔子小嘴欢实地吃草，喜欢小兔子挤来挤去地吃奶……更喜欢小兔子能换来钱供她的娃娃念书学本事。这一对兔子夫妇没辜负母亲的悉心照料，一窝接着一窝地生着小兔子，不但令母亲手头稍有宽余，而且壮大了母亲的兔子队伍。很快，我们家到处都是兔子。

   母亲还带着我们养蚕孵小鸡。那些年，人们还没有植树造林的环保意识，栽树主要考虑实用。有意识的种树主要是为了吃水果，建材方面最多的是栽杨树，成活率高成材快，桑树除了自然长出来的外，基本没人种植，所以桑树很少很少。暑假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漫山遍野地找桑叶，经常远赴外村去打桑叶，用钱卖人家院子里的桑叶。打回来的桑叶得仔细储存好。先把已经窝得发热的桑叶摆开了晾凉，然后用嘴噙上凉水尽量均匀地喷洒，再用塑料布轻轻地包裹，一包一包拿到井台上放好。井台是天然冰箱，是我们储存东西的好地方。每天拿出一包来打开，放在阴凉处晾干，喂给蚕宝宝吃。看着蚕宝宝贪婪地一圈一圈把一片桑叶吃得只剩下一个叶柄，把一层碧绿换成了青白，由一个针尖大小的黑色小虫子蜕变成手指长短，嘴里吐出雪白丝网的神奇演变，我们心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孵小鸡留给我的记忆有些灰暗。有一次，家里的大黄母鸡正在里屋的筛子里孵鸡仔，我十分好奇，想看看那么好吃的鸡蛋怎么在母鸡肚子底下暖暖就变成了毛茸茸的小鸡？永远吃不够似的“大黄”为啥能饿那么久不出来吃食……？于是我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溜了进去，想把手伸进去摸摸“大黄”肚子底下的鸡蛋现在怎样了。没等我的手挨着大黄肚子，它就毫不客气地啄了我一下。尽管手并没有流血，可强烈的疼痛感足以让我对大黄产生畏惧，从此对它望而却步不敢再越雷池半步。当“大黄”领着它的一群小鸡仔优雅地在院子里渡步觅食玩耍时，它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它对我做过的惩罚，友善温和地从我身边走过来走过去，时不时地还有想与我交好的意思，可我怎么也驱不散被啄的阴影，始终对它们敬而远之。

七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一天天变老的时候，哥哥们的婚事便成了母亲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一连串三个儿子要娶媳妇，这对于一个一般农村家庭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大哥人长得帅眼光高，一直到二十五岁时才认识了大嫂，这年龄人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为这事，父母没少操心没少忧心。终于有了中意的人儿，父母喜上眉梢。由于是长子，是父母给孩子办的第一桩喜事，必须大办。

   大哥的婚礼地点选在公社大礼堂，气派豪华，公社书记亲自主持婚礼并做了证婚人，公社饭厅成了招待亲朋好友的场所，公社饭厅师傅亲自出马做主厨，动用了当时公社唯一的解放牌汽车接新娘。整个婚礼热闹时尚体面气派，让母亲很有面子。母亲很是满足，满足于婚礼满足于哥嫂满足于她的孩子们。这对母亲来说，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

   二哥与大哥只差两岁，大哥结婚晚了，二哥的婚事就火烧眉毛了。可刚给大哥办了婚礼，二哥的婚礼就没法再大办了。二哥体谅父母的难处，带着二嫂去了他工作的铜川煤矿。说是旅游结婚，实际只在矿上请一些关系要好的工友们吃了顿饭了事。为此，二嫂一直耿耿于怀。也难怪，人一生就一次婚礼，草草了事毕竟会让人心里不舒服。可那时的情况不容许，父亲一个月二十八块五毛钱，母亲在家里再勤劳能干，最多就贴补个家用。就那几百元的彩礼钱都是东挪西借的，实在拿不出来撑体面的钱了。为这事，母亲心里也一直疙疙瘩瘩，觉得对不起二哥二嫂却又无可奈何。

   三哥的婚礼是在家里办的，也很简朴。大弟小弟的婚礼也都是象征性地摆了几桌酒席，甚至连亲戚都没通知，只是左邻右舍来凑个热闹完事。我是女孩子，起码不会让家里倒贴，可也绝没像村里的其他女孩子一样，给父母赚得一笔可观的彩礼。鉴于此，我羞于要父母任何陪嫁，只接受了父母强行购买的一个三斗桌子。至此，我明显感到父母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了。母亲再怎么要强怎么爱我们怎么爱面子，也架不住生活的沉重负担。尽管她尽力地左突右冲，也冲不出整个社会贫穷落后的樊篱。她累了，倦了，该休息了。

八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小山村。母亲分得了几亩地，一头牛一棵梨树两棵柿子树。后来大哥二哥三哥纷纷分得了自己的责任田。本想着父母年事已高，媳妇也娶了，孙子也有了，该歇歇了，可有了自己的田自己的牛自己的树，她闲不住了。母亲又奔波在田间地头，今天大哥家明天二哥家后天三哥家地忙碌。我说你歇歇不行么？哥哥们年轻力壮，需要你帮忙么？母亲却说：我忙都是为自家忙，你哥哥嫂子要工作还要干地里活，现在也有娃了负担重，我帮帮他们，多少能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母亲的心呀永远在儿女身上，我又能说什么呢？

   母亲一生在地里忙活没个够。她热爱土地离不开土地，她说地是个宝，种啥长啥，只要你不亏地地绝对不亏你。她在老庄子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块地，栽上了苹果树，和父亲一桶一桶地抬水浇灌，一笼一笼地抬粪施肥。由于是山地坡地，不容易蓄水，经常要浇灌，他们俩人就经常从院子的井里绞水，然后抬到几十米高的坡上浇地，怎么劝都不停止。理由很充分：我们栽下树了，结了果子了，你们回来了吃起来方便。自己种的吃着干净放心，比你们在外面买的好多了。确实，母亲的苹果就是甜就是香。那里面合着母亲的爱，岂有不香甜之理。

九

   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母亲却不愿意离开老家住进城里。说什么家里住着方便住着习惯，有乡邻可以谝闲传，有河水可以洗衣服，山上有柴河里有鱼……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其实我们都明白，父母是不愿意拖累我们，不愿意加重我们的负担。宁可孤独坚守在到处“人去楼空”的老家，也不愿意进到城市里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城市里确实空气浑浊环境吵杂，不如家乡山青水秀清静环保。小市民生分精明，不似乡亲们纯朴亲切，可父母年迈了，身体经常会出现各种紧急状况，家乡虽然也不算太偏僻，却也难以及时救治，让我们很不放心。所以，我们借着小弟媳妇快要坐月子的当口，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地把父母接进了县城。

   原想着母亲住进县城了，生活会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轻松，没想到母亲永远闲不住，每天忙里忙外地张罗，不是给孙子做饭就是打扫房间洗衣服，经常还戴着老花镜缝缝补补，用各色棉线给我们绣鞋垫。母亲经常计划着给哪个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已经做过了，给哪个儿子媳妇孙子孙女还没做呢，得赶紧拾掇好赶紧做好送去。有了重孙子了，她又忙活着给重孙子绣香囊做小鞋……母亲始终像个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有条不紊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不知疲倦似的。可母亲终究老了，不能不放慢前进的脚步了。

十

   如今，母亲跟着小弟弟生活在县城里，经管着她的小孙子的生活和学习，像教育我们一样又教育着她的孙子，严肃认真地传授着她的生活经验，像一个肩负历史使命的大人物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我常戏说：母亲像孝庄，扶持了儿子扶持孙子，自己找自己的麻烦，何时是个头儿？母亲却说：我活着就要管，还要管好，这样心里踏实。母亲呀，你怎么这么固执？

   最近，大哥生病了，三哥胃也不好，小弟生意也不顺利，母亲忧心忡忡，打电话向我诉说：你哥年纪大了，一个个都生病了，你说我还活着害他们？我活到啥时候呀？……

   我无语。

   母亲呀，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放心，真正放下那颗早就该歇息的心呀？难道真要等到闭眼的时候……

   母亲牵挂儿女的心永远也放不下。

                                                     2014年5月4日于咸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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