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

一   起病

   父亲起病其实是很突然的。

   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在我的记忆里，从来都是母亲不断地去医院。从乡村医院到城镇医院再到地区医院，最后还去了省城医院，所以我们一直担心的是母亲的身体。母亲也有自知之明，和父亲吵过架后，常常伤心地说，父亲要活到100岁，而她，吃了今天的饭不一定吃到明天的饭。这话虽有点夸张，但我们心里也都默认。父亲是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很难得患上。一旦有点不舒服，他就在家休息，往往躺个几天就好了，就又可以去种种菜，或到山上砍砍柴。父亲经常叫腰痛，所以他最离不开的是膏药，半夜醒来总能听到他的呻吟，可我们都习惯了，十几二十年来，都是这样。谁还会在意呢?

  父亲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身体，和他的养生之道离不开。父亲的生活习惯很好，除了抽几颗烟，其他不良嗜好都没有。他不赌博，不熬夜，酒虽会喝几口，却从不喝多，更别说喝醉。他喝浓茶，从不喝生水；再热的天，他也不会去河里洗冷水澡。给我们大家的感觉，父亲做什么事都量力而行，绝不透支。

   所以，在正月里，我放假在家的时候，父亲说他的双腿痛，我们谁都不以为然。定然是做新房子打墙基，父亲做了几天力气活累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正月十四我回学校上课，临行前，我劝父亲去看看，父亲还是一直以来的口气，说躺个几天就会好的，叫我别牵挂。我就真的一点儿都不牵挂。平时为做房子的事和二哥联系，二哥在电话里谈起父亲的病，也都那么淡漠，语气里还有点怨怼，原本好多手脚上的杂事父亲是可以做的，现如今，父亲天天躺在床上，一点指望都没有。我自然可以理解二哥的心情，两栋房子一起做，全都靠二哥一人操持，当然期待有人做帮手。

  再见到父亲，是4月3日的傍晚，因为清明节放假的缘故，我回了趟老家。父亲好像瘦了点，精神略有点疲倦，对这一次的腿痛也很不理解。腿竟然痛了一个多月，这是父亲七十多年来不曾遇见过的。

  “往常我生病，从来没见过这样。腰痛算厉害吧，最多躺个把星期就好了。”父亲说。“我看这次应该是关节炎。上半年雨水多，最容易犯关节炎。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浸多了水吧。”父亲这么猜测。

  “有可能。关节炎这东西是慢性病，一下子好不起来。”我说。我估计也应该是。无缘无故的腿痛，不是关节炎是什么呢？

  终止了和父亲的谈话，我便赶到新房子处看新房子。这才是我这次回来最关心的。第二天是清明节，母亲已经剪好了纸钱，我照例找了一根大拇指粗的竹棍子，把纸钱嵌在它的顶端，然后像举旗子一样举着去和大哥二哥以及堂哥、叔叔他们汇合。叔叔用锄头挑了一个箩筐，箩筐里摆着祭祀用的东西。大哥堂哥的腰间分别系了一个刀铗，刀铗里插了一把柴刀。父亲把雨靴让给我穿。作为这个家族的老大，他把清明祭坟的事情安排妥当，临行却告诉我们，他要去炉湾打针。我霎时傻了眼。这不对呀。清明祭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从没有缺到过，不管刮风下雨，总是他带领着我们，将每个葬有我们程氏先辈的山爬个遍。他和叔叔以及年纪最长的堂哥每遇一座古老的坟，便将所埋葬之人的事迹讲与我们这些后辈听，要我们传承下去。这么重大的事情，父亲决定不去，这是否预示着某种不祥呢？

二  初做检查

  说来惭愧，清明过后两个月我才又见到父亲。

  还是堂哥打电话来，问我上午是否有空，说父亲要来德兴检查。“我早上到你家里，想看一下大伯的病况，哪想到已经病到了这种程度，走路都‘蹭下蹭下’的，竟然还没有到德兴做过检查，这怎么行？所以我就劝他来了。他还说不来。硬是我拖他来的。”我一听，眼泪顿时掉下来。我对父亲的病竟然忽略到了这种程度！亏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孝顺的人。但我还是上完了两节课，直到近十点再和堂哥联系，堂哥已经把父亲带到了住院部。我赶忙赶到住院部。

     到了医院，看见父亲躬着背站在那，双手放在后背用手背靠着两腰，我还不是很在意。等到上楼梯堂哥说要背父亲，我的眼泪就又盈满了眼眶。父亲竟然到了走路都困难的地步了！我赶忙抢先一步。然而父亲却犹豫起来。

  “我来背吧。”堂哥说。

        “当然我来。”我说。

        父亲看看堂哥又看看我，可能是当心我书生一个背不动他，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他的儿子来背。我躬着背等父亲趴上背来。父亲小心翼翼地将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可是因为我躬得太低，他竟趴不下来。我便直一点腰，让父亲稍弯一点腰便可以趴上来。然后我双手去搂父亲的双腿，因为想用上点力，便将父亲整个地往上抖了抖。

      “不能抖。”堂哥说。

       父亲没有说话，但我明显感受到父亲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我的愧疚之情又涌上心头。

       到了三楼，找到一个外科医生，医生要我们去做个ＣＴ。我们便重新下楼。考虑到背不方便，就决定坐电梯下去。等了一会儿，电梯门才开，里面有好几个人，我走进去转过身来，看见父亲艰难地往前挪着脚，还没到电梯门口，电梯门就关了。我随着电梯下，父亲和堂哥都被关在了门外。到了一楼，出了电梯门，我赶紧往楼上跑，但我看到堂哥已背着父亲一步一步地下楼来。

       或许是太急了，或许是经验使然，我抓起包就往离住院部２００米 的放射科跑，因为我知道要去那划价，然后回来交钱，放射科的医生才会给病人做检查。放射科划价的窗口有好几个人，我站过去排队，轮到我时，医生说：螺旋CT不在这儿做。

      “那在哪做？”我懵了。

      “就在住院部一楼，那上面不写着吗？”

       我走出来，看着堂哥背着父亲已经过来了。唉，我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在我印象里，父亲77岁的生涯里从没进过住院部，也从没做过什么检查。如今，却要他去做什么CT，他当然有点紧张，或许，还有点好奇吧。所以，在CT室门口，每有一个病人做完检查，从CT室里出来，父亲总要艰难地挪步过去，看看里面的场景。

        在等待的时候，和堂哥聊天我才知道，为这病，父亲动了好多心思。总怀疑是中了“阴箭”，叫叔叔“拍”了又“拍”，还多次去问“活菩萨”，看是得罪了哪路神仙。不见好，昨天他又叫叔叔陪他走到七八里路外的一个地方找更会“拍”“阴箭”的“拍”（那种做法其实是“拔火罐”），“拍”没“拍”好，倒是把人走得迈步子都困难了。我心里酸酸的，嗓子里觉得有什么东西梗着。

        轮到父亲检查了，我和堂哥跟着走进去。那个大大的机器就是CT吧。中间有个圆圆的够一个人钻进去的洞。CT仪器前有一张窄窄的半高的床。由于不能直接躺上去，父亲侧着身，先将一只脚搁到床上，一只手撑着床，慢慢地往下躺。我和堂哥都扶着父亲的身子。父亲侧卧平稳后，再艰难地转过身，按医生的吩咐平躺在床上，把穿在外面的长裤往下褪，再把双手举过头顶，而且互相握紧。医生摁了键，就看见床慢慢地往前平移，父亲的头逐步移进那个洞。我和堂哥在这个时候被医生唤到了门外。几分钟后做CT结束，父亲穿好裤子慢慢地走出CT室，我们问他怎么样，他却说：“五分钟都不到，却要200多块，真是打抢啊。”原来父亲在心疼钱啊。

  CT检查的结果要到下午两点才能出来，上午便不必再去看医生，而是回我家。我2003年买的房子，到今年有6年时间了，可父亲却只来过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是到了就走。今天他再没法到了就走了。房子在五楼，堂哥又说他背父亲上楼，我怎么也不肯。父亲在我背上趴好后，我一步一步往上走。前两层楼倒好爬，上到三楼就感觉父亲越来越重，两只托着父亲的腿的手酸而无力。堂哥直叫我放手。但我没有放手，告诫自己要坚持，硬是挺到了五楼。

       “现在才知道买楼买高了。”我喘着粗气说。

      “我也有90斤呢。”父亲说。

       父亲不能坐得太低，他坐在沙发上不能往后靠，我便给他找来两个枕头垫在他的背和沙发之间。到吃饭的时候父亲才感觉到从沙发上站起来非常困难。他艰难的样子，让我忍不住要去扶他，父亲却不要我扶。他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双手撑在膝盖上，慢慢的直起身子。行动便捷的父亲一下子这样，我一时难以接受。之后，父亲再也不敢坐沙发了。反而是吃饭用的高椅子比较好，做在上面，父亲站起来不怎么困难。我便端一张椅子在沙发边上，父亲想坐的时候就坐椅子。

      下午去医院拿CT拍片的结果，堂哥说背父亲下楼，父亲可能觉得太劳累大家，便试着自己扶着扶手往下走。父亲每往下走一步，都很小心，由此可推断随意的一步会给父亲带来怎样的痛。

       CT室的窗台上堆了十几张CT片子，我很快找到了父亲的片子，上面把父亲的名字“程元和”写成了“程无和”。结论有两条:1、L3-4节段左侧椎间孔内软组织块影，考虑占位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2.L3-4、L4-5椎间盘膨出。我不懂什么软组织块影，也不懂什么是占位。我们便去找上午给父亲看病的王医生。我们乘电梯上楼。父亲是第一次乘电梯，看着电梯门自动关上，看着我们去摁数字键。到了二楼电梯停下来，父亲还不相信已经到了。我们走进医生办公室，王医生的位置空着，他对面一个年轻的医生告诉我们王医生在做脑手术。

        “12点半就已经开始了。”

       “那不就快出来了。”父亲用黄柏话说。

       “那可不一定，也可能就要出来了，也可能还要过几个小时。”

        果真我们等了好久，医生还没有来。堂哥就先回家了。父亲非常无奈，却又没办法。我们一直等下去。我们把所拍的片子给年轻的医生看，他对那个块影也没有把握，叫我们还是要等王医生，因为王医生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我们一直等到近六点钟，王医生才到办公室来。王医生先看诊断报告，然后把片子放到墙上一个专门看片子的玻璃板前面，把里面的灯打开。王医生指给我们看，但我们听不懂。最后的结论是：要进一步做检查。不是再做CT，而是做磁共振。至少要到上饶检查。我们德兴没有这种检查仪器。最好到南昌检查，王医生强调。我的心开始沉，清明节产生的不祥的预感又一次从心头升起。

      “一定要检查吗？”

     “最好再检查。”

       王医生为慎重起见，带我们去找拍片的医生。那医生的意见和王医生的意见一致。看来我们没有选择了。等一下午的结果等成这样，药没有抓，针没有打，还要在德兴住，父亲显得很是失望。对去南昌检查更是觉得没有必要。

        前面我已提到，我在德兴买的这套房子已有6个年头了，父亲是第一次在我家住。父亲是个不爱出门的人，难得的几次到我家，都是上午来了，下午就回家。今天他是迫不得已了。

       因为有几个在我上班的学校读书的亲戚的孩子在我家住，家里连一张客铺都没有。我便在书房的地板上给父亲铺了一张床。我以为父亲可以试着睡下去，但父亲试了试，无法跪下去，更无法躺下去，就只好叫一个孩子腾出一张床。安排好了床铺，接下去要给父亲洗澡。

       父亲其实并不想洗，是我劝了又劝，他才同意的。在我，是想让父亲享受一下淋浴。父亲在家从来都是用热水擦澡的。擦洗哪有淋浴舒服和便利呢？进了卫生间，我把门关好。由于不能弯腰，父亲只能脱上衣，裤子就由我给他脱，同样，父亲只能洗洗脸，擦洗上身，下身和脚都没法自己洗，我便干脆服务到位。因为经常在太阳底下干活，父亲全身黝黑，虽77岁了，肌肉还很健壮，皮肤也不粗糙，然而很瘦，通身上下没有什么肥肉。我把水调到合适的温度，让温水从水龙头喷洒出来，淋遍父亲的全身，然后，用湿毛巾给父亲上上下下擦洗，最后又用温水淋遍全身。我明显感到父亲的那份惬意。

     “现在人的条件真好啊。”父亲感慨万分。

     “等家里的楼房做好了，我也给你们装太阳能，到时你可以天天这么淋浴。”

     “那就味道了。”

       最不方便的还是大便。小便父亲可以自己解决，大便就啰嗦些。在家里，有50~60厘米高的高凳子，父亲可以勉强坐在这种凳子上进行，脱裤子、擦屁股、穿裤子都可以慢慢地做好，可我家里哪有那么高的凳子呢？方凳只有20~30厘米高，和西餐桌配套的凳子也只有40几厘米。没办法，我将两张方凳平放着叠在一块，可还是差强人意，但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父亲也只好接受。我扶着父亲进入卫生间，上到蹲坑处，父亲用左手紧紧地抓牢玻璃门，右手慢慢地把裤子褪到膝盖处，而后试着往下坐，由于高度不够，往下蹲的程度就要大些，这时，父亲的脊背就很痛了。但已经毫无办法，父亲忍受着，终于坐到了凳子上……

        第二天，是6月17日，我带的九年级的学生正式开始中考。完成了送学生进考场的任务，我跑到住院部找王医生，王医生不在，有医生叫我到王医生家找王医生的母亲，在腰椎盘突出方面，他母亲的药很好用。这个店开在跃进门一带，那儿的人都熟悉，店名叫“乐平龙亭药店”，看病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妇人。她给我抓的药是末药，分早晚两次饭后服，因为这种药对胃有强刺激性。还交代我：患这种病的人，不能睡高枕头，不能睡席梦思床垫，要睡硬板床，不能长时间坐着，要多活动，所以不能打麻将或长时间看电视。回到家，我一一交代父亲。

        第三天，父亲老早就起床了。我起床的时候，他正在客厅里走动。看见我，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说晚上吃的那包末药效果特别好，一个晚上只起来过一次，睡得很好。平时的晚上，父亲往往要痛醒三四次，一醒过来就要起床走动，用双手搓揉腰部，否则怎么也睡不去。我一听也很高兴，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大事，父亲的病终于可以对症下药了，就意味着很快就恢复健康了。父亲接着就提出回家。我理解老人家的心情，可又担心父亲一个人坐车很不方便，还有下车的地方炉湾离我村东门有两里路，父亲一个人走不回去。可父亲很有信心，连说没事。

      “慢慢走，累了可以休息，不就那么点路？”父亲说。

        我只好答应。我用电动车送父亲到车站。没有黄柏的车子。我便叫父亲在一边等候。由于是中考的第二天，我得去考点发准考证送学生进考场 。

  “我20分钟就回来。”我嘱咐父亲。

  “去咧，工作还不重要？我没事的。”父亲说。

  我骑车离开。回头望父亲，看见父亲正对着车站围墙脚小便。等最后一个学生拿走准考证，我赶忙赶到车站。但是父亲已不再那儿。我知道父亲已经上了车。车子的台阶那么高，我无法想象父亲是怎么上去的，又该忍受了怎样的剧痛，还有车子晃动震动的时候父亲又怎样照顾自己，到了炉湾他又怎样一步一步步履维艰的往东门挪步呢？

  我当时就怎么不想到送父亲回去呢？

三  南昌之行

  父亲的病并没有像我想象地那样好转。父亲第一天吃末药之所以非常见效，现在想来，一定是晚上吃的末药里掺了止痛药。要知道，在此之前的5个多月里，父亲从没吃过止痛之类的药物，乍一吃，自然很见效。之后连续吃了十几天的末药，病情也还是那样。所以我决定带父亲去南昌检查。

   父亲去南昌是被迫的。他一百个不情愿。他总是寄希望于再吃几天末药，等有所好转再去。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了，因为父亲的脚背和小腿已经开始肿了。越往下拖就越去不了南昌。

   我和在南昌二附医院做医生的同学取得联系，提前买好车票，再回去接父亲。父亲见医生联系好了，车票也买好了，就没有再反对。父亲先到我家住了一晚，6月28日早上6点45就坐上了去南昌的早班车。母亲给了我2000元钱，我考虑到父亲可能要住院，就带上了折子。如果要钱，钱可以直接汇到折子上。父亲坐的位置相对靠前，所受到的振动是最小的。一路上，我们父子没有说什么话。父亲用手撑着自己的身体，是为了减小车子振动带来的痛。一路上，将近4个小时，就这么撑着，想来有多么不容易。

  近11点我们在南昌徐家坊长途汽车站下车，走出车站，父亲看见路上车来车往，感慨万分。按说父亲这是第二次到南昌。第一次是母亲在南昌肿瘤医院住院的时候，连春节过年也在医院里度过。而我和妹妹两人在家吃团圆饭，大年初一吃稀饭，以至于母亲病好后谈及此事一直唏嘘，很愧疚。一晃十四年过去了，现在又轮到父亲来医院检查了。我们打的去医院。一路上总是堵车，感觉红绿灯特别多。的士的座位非常低，父亲几乎全靠手把身体撑着，很辛苦，很努力，可是父亲还能用黄柏话和司机对话。

  二附医院我也是第一次到，可能坐落在市较繁华地段，门前的两条路比较宽敞，有好多的士把看病的人送来又接走出院的病人。门外人多，却不料医院里人更多。好像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就好像人到这个世界来就是为了去医院似的。同学已经上班了，因为忙吧，过了好久才出来见我们。他告诉我们做磁共振的人很多，但他已经和检查的医生联系好了，尽量上午做，实在不行就下午做。我和父亲便在医院的一楼等候。医院一楼临进门的地方有一排椅子，是提供给患者坐的，坐满了人。走几个然后很快又补充几个，椅子比较低，父亲坐不了，我也不去争抢。父亲看中了门前两侧的水泥护栏。临近医院门两侧有两个坡，越往下走，水泥护栏越高，便自然有个最适合父亲的位置。父亲便在那儿逗留，坐一会儿，又起来走走，或者抽颗烟。其实那位置太阳直统统地照着，很热，虽有风吹来，可哪有室内舒服？可对父亲来说，却未尝不是最惬意的，仅仅因为那个位置坐起来方便舒适。

   临近中午，同学通知我带父亲去做检查。磁共振室和德兴的CT室差不多，那仪器也和CT差不多，但明显更高大一些。我小心的扶父亲上到仪器上的床板上，可不知哪一点没注意到，让父亲很是疼了一阵，连一旁的检查医生也忍不住批评我，我甚是汗颜。然后我退到一边的角落里，医生开动机器，仪器缓缓地将笔直地躺在上面的父亲送进那个圆圆的洞里，便发出怪怪地声响。这种声响一直持续了5分钟，也可能是10分钟，检查方才结束。我把父亲从床板上扶起来，下到地上，给他穿好鞋子，然后扶着父亲走出检查室。

  在医院附近的小店里，我带父亲喝了南昌煨汤和拌粉，买了一些香蕉，就又回到医院等。结果在下午3点多出来。同学直接去检查室拿了结果，然后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父亲的病转移了。

  “转移？”我很诧异。

  “就是扩散了。癌细胞扩散，明白吗？”

  “癌细胞？是癌症吗？”

   同学点点头：“而且是晚期，已经扩散了。但不知道病灶是什么？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从哪里转移过来的。”

  “还有希望吗？”我很天真。

  “一般来说没有。”

  “怎么可能？”我自言自语。这不是开玩笑吧？“需要住院吗？”

  “住院已经没多大意义了。查出病灶来，也没多大效果。花了钱，还让你父亲挨了痛。”

  “什么检查都不用做？”

  但是后来同学提议让父亲做一下肺部检查，因为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很可能是肺部引起的。我回转身去叫父亲。透过医院的玻璃，我看见父亲在他那个位置抽烟。我难以相信上帝就这么对这个人判了死刑。我把眼角的泪拭去，告诉父亲结果出来了，但还是不知道那个“占位”是什么，还要做肺部检查。

   “我的肺没问题。”父亲肯定的说。

   “你抽了这么多年的烟，还是做下检查放心。”

   肺部检查的结果是：陈旧性病变。并没有大问题。同学答应我第二天把检查结果带给他科室的主任看看 ，但他肯定一点，就是住院已没有必要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已经亮了起来。我们决定找个住的地方。我很想给父亲开个非常豪华的房间，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让他开开眼，可等我看见那宾馆的奢华、气派，忍不住又扶着父亲继续往前走，可一错过，就真的错过了。一路过去，尽是私人小旅社。我选了一个外表看上去甚好的旅社，要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床，有电风扇，有竹凉席，只需30元钱。父亲非常满意。既已定，也就没什么愧疚，或者，愧疚也无济于事。安顿好，我带父亲去吃饭。我们在旅社附近一家装修比较好的饭店吃晚饭。我点了三个菜一个汤，父亲不能喝酒，给他选了一瓶王老吉，我要了一瓶啤酒。在等菜上桌之前，父亲很有感触的说：“你呀，把我拖到南昌来，让我受这一番罪，你是个罪人；为我跑东跑西，做这个做那个，你又确实是个孝子。”我笑一笑。罪人也好，孝子也好，都是为了我这个可怜的父亲。我把准备好给医生抽的中华烟拿出来递给父亲。父亲不舍得抽，我把烟打开，抽出一根递给父亲。还有什么不舍得的呢？就是几百块钱一包的烟，如果有，我也要拿出来给父亲抽了。

   晚上，父亲的精神比较好，我们接受旅店老板的建议去逛附近的一个公园。公园离我们的住处有一段路，可父亲走得比较轻松。公园虽然很大，我们还是逛了一大圈。夏日的公园凉爽而又热闹。有很多散步的夫妻或恋人，有健身的中老年妇女，还有演杂耍的，父亲很是开了一番眼界。我们最后走到的地方是一个很宽的湖，湖边停了很多单人或双人划的小船，也有电动船。湖面上有几个人在划船。父亲颇有兴致，我以为父亲有划船的意思，便到售票亭咨询，20元一小时，父亲一听，连忙制止了。

   第二天下起了小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考虑到父亲可能要做检查，我们没有吃早饭。我带了核磁共振的片子随着同学去找他的科室主任。他的办公室在医院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前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我看见雨水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然后溅起水花。走廊里住满了患者。我们穿过那些患者，进到一间房子。主任看了父亲的片子，和同学交流了几句，同学便又带我去找骨科主任。骨科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给病人的家人做解释。等了几分钟，骨科主任接过我递过去的片子详细的看。

  “骨转移。已经是晚期了。“

  “我们能做什么么？”我怀抱一点点期望，试探着说。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检查。就看你那边的习惯。是在医院里好，还是在家里好。有什么好吃的，他想吃就买给他吃。一般三个来月吧。”

    三个月！一般来说三个月！多么肯定的说法。我道了声谢，和同学下到一楼。父亲听说不用住院，也不用再做检查，倒是很开心。和同学告别，我们又去那家汤店喝了汤吃了拌粉。

    临上的士前，父亲忽然说，如果不是下雨，我还真想在南昌玩一天。

四、养病

   父亲即已被判死刑，医生又说得那么决绝，回到家，我和二哥商议好，还是让父亲在家养病。养病，说得多好听啊，其实，就是在等死。起初的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渐渐地，也便接受了。人总有一死，有人说，人一出生就走在回去的路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何况父亲已77岁，算是高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孝顺他，如医生所言，他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给他吃，想做什么，尽量地让他去做。其他的，只是默默地等候那个时刻的到来。如此一想，觉得生命真的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各项器官如此健全的人，几个月后，将眼睁睁地看着他消亡，就像是灰尘，被一阵风吹散了似的。这是多么无奈的事啊！

    但父亲患绝症的事，我们不仅瞒了父亲，瞒了母亲，还瞒了所有的兄弟姐妹，连父亲唯一的弟弟也没有告诉他。我们很害怕这些人把真实情况传到父亲耳里，那样，父亲会散失生存的勇气。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多活一段时间，多么希望他能活到我的房子做好，能住进新房子。

    我又到德兴医院找到王医生，把情况和医生做了反馈，王医生再一次肯定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而且他预言，父亲将要活活的痛死。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揪着，我可怜的父亲，他一辈子辛苦，怎就落得这样的下场？虽是绝症，我还是到乐平龙亭药店给父亲开了几幅中药。在南昌看病的时候，出租司机告诉我们，经常按摩脚板心对腰椎盘突出有帮助，我就到店里买了一张铺在卫生间的防滑垫。父亲很认真的吃药，很认真的按摩。可不知怎的，父亲越认真，我的心越是发酸，越发感到愧疚。

   虽是暑假，由于有几个学生找我给他们辅导功课，我便不能天天陪伴父亲。但我每隔一两天就回一趟家，给父亲带去一些水果，知道他喜欢喝王老吉，便几瓶几瓶地带回去。每次回去，基本上看见父亲坐在家里的四方桌旁，面前摆着那个高高的喝水用的杯子。看见我，父亲的愁容会消去一些。

   父亲的脚已经越来越肿了，父亲要移动步子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每次回去，我都强烈要求父亲多走动。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坚持多走动，那个时刻的到来就会晚一些。“我能走我还不走吗？”父亲委屈地说。“走起来没把握，怎敢出去走？在家里多走走也是一样的。”“现在不走，到时想出去走都走不了。”我脱口而出。父亲无语，我亦无语。我是希望父亲在能走动的时候，出去看看风景，看看他生活了77年的乡村风貌。父亲真的很听我的话，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就忍痛到村子里转转。有一次我带星子回去看他，他和我父女一起绕着村庄走了一大圈。走在村子的环村路上，父亲感慨村子的变化之大。走到一棵枣树下面，星子看中了那未成熟的枣子，嚷嚷着要几个，父亲用竹棍子撑住自己的身子，另一只手举起来去摘枣子。我没有阻止，虽然我知道父亲这么做非常艰难。父亲终于摘到了枣子，给了星子，很成功的样子。星子也很开心。我赶快说：“快说谢谢爷爷。”还有一次，我到新房子帮忙搬砖块，大概下午两点的时刻，父亲从门口前面下到环村路的小路上走上来。穿一件白色的旧上衣，撑着那根竹棍子，走到我们身边看我们劳动。我说：“哎，就是要这样多走走。”“今朝好一点，就想过来看看。”父亲说。父亲要看的当然是新房子的进展情况。父亲极想尽早的搬回自己的房子。父亲多次和我说：“年纪这么大，又生着这样的病，住在别人的家里总不好。万一有什么意外呢？”“怎么可以这么想？”我总是不高兴的回他。“我是说万一嘛。”其实，父亲的心情我怎么不理解呢？可是，房子哪是三天两头就可以做好的呢？我不是不知道父亲托人去祭拜过这家房子的已经过世了的“先辈”。父亲怕是住他们的房子得罪了他们。父亲还叫人去祭拜过程元珠大伯，因为做房子父亲带我到元珠女婿洪传兵姐夫那里花一万三买下了他的旧宅基地。父亲怕也得罪了他。久病多疑虑。换做谁也会这样吧。

   有一个傍晚，坐在门口，我忽然和父亲说起了史铁生。我把这个我最敬重的作家的经历告诉了父亲。然后又和父亲讲了《命若琴弦》的故事。我的用意很单纯，就是希望父亲不要绝望，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我天真的以为，意念是可以战胜死神的。

   看着父亲的脚逐步地往膝盖上肿，看着父亲的精神状况逐步地下降，又听岳父说“男怕肿脚，女怕肿头”，我忍不住到住院部去咨询王医生。王医生认为父亲的脚肿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脊椎压迫神经造成，二是白蛋白太低。瘤是最耗白蛋白的。按王医生推断，父亲以后会越来越瘦，而脚也会越来越肿。王医生建议抽血化验。可父亲已无法坐班车来德兴（就已到这一步），我们便打算带管子在家叫人抽，然后送血到德兴来化验。

   记得为抽血的事让父亲饿了半个上午。因为抽血的时候得是空腹，可乡村医生说好早上去，却临时有事去不了，等我到家已是上午十点半了。我赶忙叫父亲吃东西。“我肚里都饿苦了。”父亲说。起先我们还担心血抽出来会凝固，无法化验，后来听医生说凝固并不会影响化验，我们便决定叫做护士的侄女丹丹给父亲抽血。化验的结果是白细胞偏多，炎症很重。丹丹疑惑。给父亲注射消炎水的乡村医生也疑惑。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疑惑表明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于是父亲又打了三天的吊针。当然，毫无效果。按父亲的感觉，针越吊越难受。因为打吊针得长时间躺在床上，而父亲是不能长时间躺着的。

    父亲要回自己家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泥工师傅不能及时来做房子，父亲便会非常生气。房子的第三层已经竣工，就差尖顶没有盖瓦了。我们计划着让父亲住进新房，便叫泥工师傅把一楼的内墙粉刷好，还打好了一楼的水泥地。我们几次进去看，都觉得湿气太重，父亲自己也去看过，偏执地认为没有关系。父亲把进新房的日子都定了——2009年8月1日。“不需要看什么日子了，”父亲说，“就8月1日。8月1日是建军节，当然是好日子。”

   其实，我们兄弟已经有了想法。让父亲搬进去，但随后便安排父亲去德兴住院。让父亲在医院待一段时间，一是的确不忍心看着父亲这么一直憔悴下去（在医院总要好点吧），二是可以避开这湿气。

    搬家的时间定在8月1日的凌晨。听说是越早越好，免得路上撞到行人。头天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还有量米的升筒，以及染了色的鸡蛋都准备好了。晚上叔叔还过来坐了好久。父亲的精神状态特别好，聊天聊了好久都不觉得疲惫。沙路姐姐带了安安回来住，预备明早一起进新房子。第二天大概4点多，大家就都起床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叔叔最早过来，其次是二哥过来。大哥也来了。我们一行大概有八九个人，从住的地方悄悄地出发，沿大路（即环村路）走去新房子。天已经蒙蒙亮了，永太村有几家的灯都亮了。东方发白，但是远处的山还是黑魆魆的。父亲撑着竹棍子，由叔叔扶着往前走。到了樟树底下，再往小路上拐，就到了新房子门口。我们陆续进了新房子的门。大哥打响了爆竹。

五、在医院里

   我们选中的医院是铜矿的一家私人医院，叫胜春医院。源于村里有一人到那儿治疗过，便来和父亲建议，说专门能治疑难杂症，还给了一张名片。但出于谨慎，我还是头天去那个医院看了看。名片上说可以农合报销，却不料最近已取消，医院负责人为此很是抱歉。这倒不是我最关注的。主要是父亲对这家医院抱有信心，我们当然要带他来试试。我把父亲的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负责人，要求她和我一起配合。

   第二天，也就是我们进新房子的那天上午，我们就租了一辆邻村的面包车去那家医院。由于家里有好多杂事，再加上年事已高，母亲留在家里，只有我一人去照顾父亲。我把所有辅导都推掉了。

   我们住在一楼一间病房里。病房里有三张床铺，上午有零散的病人过来打吊针。我记得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病人，好像是一个乐平的科级干部，每天上午都要过来打针，而且还做一些特殊的理疗。他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往往要靠手势辅助才能令人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按负责人的说法，这位干部是特意从乐平慕名前来治疗的，医治效果很好。这个时候，那个病人就笑笑，对自己的治疗好像很有信心。在这儿待得七天里，我们还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总是一个人来挂盐水；还有一个小孩，大概只有9岁，由他父亲陪着来打吊针。这个男的很关心父亲的病。主要是他有个姐姐患得也是腰椎盘突出症（我们和谁都说是腰椎盘突出），比父亲还严重，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后来绑一根从上海购来的腰带，慢慢地就好了，能下床走路了。父亲很感兴趣，我便把他的电话号码留了下来。给我们印象深的是一对男女，男的好像在矿里工作，很辛苦的样子，女的则好像无业在家。他们的关系很是复杂。后来我们搞清楚了，原来他们并不是夫妻。女的是广丰人，为了这个男子专门从广丰过来。男的好像也有家室，也许是外地来的吧，便和这个女子相互照应。他们很恩爱，感情仿似很深。有时候还会打情骂俏。我们默默地看着。但是我们很看不惯女子在病房里抽烟。

    给父亲安排好之后，我特意去找了一张高凳子。这是为父亲拉屎特意准备的。没有高凳子，父亲拉屎就非常不方便。这间病房和进门靠左的那间病房共一间卫生间及洗刷用的水池，还有一条长约3米宽约1米的过道。隔壁病房没有住人，而是护士用来煎中药的地方，水池边上就常能看见未处理掉的装有煎过之后的药末的黑色的塑料袋，发出浓浓的药味。煎药的工作由一台机器完成，连同药水的包装都是自动化的。护士只需要处理药渣。

   我们到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医生开给父亲吃的西药里看到了类似止痛药的东西——曲马多。当时我叫不出这种药的名称，但我感觉应该是止痛之类的药。我突然很鄙视医院的这种行为。很愤怒的去和医生理论，叫他把这种药去掉。我听医生说过，患癌症的人最后都是痛死的，所以往往要吃止痛药。止痛药吃过之后病人就会产生依赖性，止痛药的药性就得越来越强方能止痛，直至最后用杜冷丁。我固执的认为晚点吃止痛药，父亲便能多挺一段时间。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不人道啊。人要有多强的意志才能和那种病痛抗争啊。胜春医院当时用的止痛药是最一般的止痛药，医生的用意也并没有我想象地那么卑鄙。可当时我就是叫医生把止痛药去掉了，无论医生怎么解释。其实后来父亲的行为证明我的想法是和父亲相通的。父亲至死没有用杜冷丁，有一次我们看父亲痛得太难受就给父亲吃了一粒中等强度的止痛药，父亲迷迷糊糊的睡了几个小时，醒过来之后就再也不肯服用这种药。

   在晚边的时候我去医院附近的小超市买了基本的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洗衣服的刷子、香皂肥皂等等。我没有忘记给父亲买烟。烟是父亲目前唯一的享受了。买好之后我到小饭店吃了点东西，再给父亲带了吃的东西。

   到了晚上，周围便安静下来。偶尔会听见附近马路上传来车子开过的声音。医生都回去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办公室值班。外面的院子大概只有两百个平方，原是一个小学的操场，沿着围墙边有三个花圃，花圃里没有种花，各种野草长的很旺盛。花圃边竖着几根竹插，竹插上横架着竹竿，供病人的家属晒衣服。天空黑魆魆的，零星的点缀着一些星星。东面比较亮，我想，那是矿区的灯光。

   病房里比较热，但是晚上要凉爽一些。我到护士那借了电热壶烧了一壶热水给父亲擦澡。父亲一直喜欢用热水擦澡，哪怕在酷热的夏天也如此。在过道里，我用洗脸盆调好水温。父亲可以自己洗脸，我只负责把毛巾打湿、拧干及清洗毛巾。然后父亲自己脱掉上衣，我给他擦洗。擦洗完上身，父亲便要先穿衣服，然后再擦洗下身。这样，不至于受凉感冒。父亲现在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感冒咳嗽了。父亲不能弯腰，下身的擦洗非由我做不可，他虽感惭愧却也无可奈何。穿好裤子之后我再给父亲洗脚。父亲的脚背和小腿都肿了，摸上去感觉外皮绷得很紧。洗着洗着我就会悄悄的落泪。父亲的脚背和小腿一天肿似一天，而我多么希望一天瘦似一天。

    等父亲入睡之后，我看了一会儿书，由于疲劳也很早就睡觉了。晚上我感觉父亲起过几回床，他总是轻悄悄的，怕要惊醒我。我感觉他不需要帮忙，便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

    第二天我们很早起床。帮父亲洗涑完毕，我再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到院子里的竹竿上，然后我到外面马路边上的早餐店里用了早餐，给父亲带了稀饭，便等着医生的到来。

    一直到八点多钟，医生们才陆陆续续地来到医院。各种各样的病人也按时过来检查或注射盐水。医院方始热闹起来。医生要父亲上二楼。要上二楼便要爬台阶，这可愁死了父亲。上二楼的台阶建在院子里。两边都有栏杆。我计划让父亲右手扶着右栏杆，我在他左边搀扶着他上台阶。可我们试了试，发现行不通。父亲左脚往上抬很费力，无法达到台阶的高度。后来不知是谁想到的，倒着往上退，这么一来反而很轻松得上了楼。我松了一口气。可检查室的门口又有两个台阶，比外台阶的高度还高，两边又没有栏杆，退着上也没法上了。还是父亲想到了办法，脚上用不到力，可以靠手。父亲把竹棍子丢开，双手抓着两侧的门框，而我在后面拖着他上抬的臀部，他双手用力就上去了。

    检查室有好多人。我们一眼看见的是一张病床上躺着的病人，有一个医生手里拿着一根尖尖的银针在给他做治疗。我们熟悉的医院负责人坐在她的办公桌边，看见我们冲我们笑了笑。然后，她安排一个医生给父亲做检查。我们看见那个拿着银针的医生把银针刺进病人的肉体，病人随之发出医生尖叫，医生试探着把银针再往里刺，或者挑来挑去，似乎是在找血脉或是血管，嘴里不断地问病人是否扎到位了。等到病人说有感觉了，医生才将银针拔出来。接着，医生就叫病人起床，到地上行走，很自豪地推断病人的行走好了好多。病人还真的点头。过了一会儿，病人又躺到床上，医生再一次把针刺进他的肉里。我感觉父亲看得都心惊了。

    父亲要做的检查是心电图。为躺到高高的床上，我们又忙了好久。检查完毕，父亲从床上下来。我们又看见另一个病人躺在了那张床上，那个医生同样把银针刺进了他的肉里。我们发现，每一个来这里治病的接受的都是这种治疗。好像那个医生的银针是一根神针，什么样的病只要他刺几针就可以治好似的。果真，负责人建议父亲也试一试。父亲很是惶恐，我也很担心，父亲这么大年纪怎受得了？我们一时没有应承。我们便在旁边观看。后来来了一个女病人，跟那医生很熟悉，不断地和医生聊天。我们从他们的聊天里渐渐地明白，那个手持银针的医生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那位女负责人是他的妻子。他在上饶还有个分院，今天是专门到这里来给这些病人治疗的，明天就要离开。所以那些病人都是赶着这个时间过来的。那银针其实是小针刀。据这医生介绍，他这小针刀治疗，在全国都有名气。他曾应邀参加全国这方面的会议，在会议上他还做了经验介绍。

   大概到十点的时候，我和父亲下楼回到病房。有护士过来给父亲注射药液。今天病房里安排了一个新的病人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正在注射药液。我忘了他得的是什么病了。只记得他说起过他的家庭，说起过他的儿子和从外面带回来的儿媳妇。他和我们说起他的母亲如何讨厌他的媳妇，以至于总是想办法诬陷他的媳妇。比如趁他们夫妻下地做事的时候，他母亲会溜进他的家门把米偷走，然后说媳妇太照顾娘家，激起他对妻子的怨愤。最终，妻子离开了他。如今和他一起生活的是另一个女子，彼此都有小孩，故此总不能建立纯真的夫妻情义。所以，有家却似无家。所以到这里来看病也只能一个人来。他的病是骑摩托车摔得。他去一个叫王坞的地方为运木头的车子把木头上到车上，那一天说好了不回家，于是晚上便喝了一些酒，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八点多了，却突然决定要回家，大家怎么劝都劝不住，骑上摩托，没骑多远便从摩托上摔了下来，从地上爬起来，便发现有一只脚好像短了一些，走路便瘸了。“好在儿子有福气，带回来一个好儿媳妇，挣到了点钱。不是他们，我哪有钱来这里治病？”他感慨万分。

   父亲很关心小针刀的治疗，所以便问他有没有去二楼。

  “去了。哪有不去的。我刚才便从那下来。医生给我整了三刀。”

  “痛吗？”我问道。

  “痛哦，那一刀进去，痛得要骂娘。咬牙裂齿的，可还是要让他扎。”

  “有用吗？”父亲问道。

  “说不上。当时下来是舒服好多。可时间长了，又好像恢复原样了。我都来治过三次了。不过好是要好一点。”

   病友或许比较疲劳，和我们聊了一会就睡觉了。我帮他看他的注射液的进展情况。到快滴完一瓶的时候去叫护士过来给他换药水。他冲我笑笑，我知道那就是感激了。

   父亲的药液注射得很慢，直到下午两点才注射完。我中途去小店里吃了午饭。等护士把注射器撤掉，父亲慢慢从床上起来，才发现无比困难。我知道这是躺久了的缘故。整个的注射前后三个多小时，除了中途上过一次厕所，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想必是两脚血脉不通，以至于行走困难。

   在胜春医院的第三天，父亲还是上二楼让那个负责人扎了几刀。她还在父亲肿胀的左脚上直接扎了几下，有一些水流出来。而后下楼来又是挂吊针。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痛还是那么痛，腿脚还是那么不灵活，好像还有点加重似的。父亲非常失望。父亲鼓起那么大的勇气，以77岁的高龄去承受小针刀刺进神经的痛楚，换来的却是行走的更不方便，叫他怎不失望？其实，我知道，行走的更不方便是长时间挂吊针引起的，不是小针刀的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小针刀对父亲的病是无效的。我不是不知道，这是花钱让父亲买罪受。可是，这个钱，我能不花吗？一开始，我和父亲商量，不吃我们自己带来的骨痹康，从而可以检验这家医院的治疗是否有效。但没坚持一天，父亲还是决定要吃骨痹康。“还是骨痹康有点效果。”父亲说。现在看来，骨痹康其实也是一种止痛药，只不过它不像一般的止痛药那样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要说，我们真的要感谢骨痹康。它让父亲减却了很多痛苦。父亲吃骨痹康，一直吃到离开这人世的最后一天。

    对父亲的病，胜春医院不断地改变治疗的方法。从第四天起，让父亲额外吃一些中药，又增加了一种照射灯，直接照射父亲的脊背。可是这样，父亲就要趴在床上，而要父亲趴在床上却又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没照两回，父亲又拒绝了。

    记得是在胜春医院的第六天，在注射完药水之后，父亲又痛得直皱眉头，下地几乎不能行走了。直到吃了两粒骨痹康，方才好受一些。待好了一些，父亲就在病房里练习走路。病房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邻床那个瘸腿的病友已经回去了。我躺在床上休息，父亲忽然和我说起他的为人处世，和他一些过去的事情。

   “我这腰上的毛病，很可能是小时候摔成的。”父亲说，“可能是八九岁吧，我到畈上去放牛，忘记了是不是早上，就我一个人。我骑在牛背上。牛不知怎么了，忽然受了惊吓，急跑起来。我没注意，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整个人晕了过去。”

   “是背着地吗？”

   “恩。就是背着地。就是这样反的倒下去，那还不是背着地？我也不知道隔了多久再醒过来。醒过来，就觉得背痛。不过，还可以走路。我以为牛已经走了，谁晓得，牛就站在我身边。”

   “牛是有人性的。你回去没有和大人说吗？”

   “回到家，就不怎么痛了。和你奶奶说了声，奶奶也只是叫我下次小心。有谁在意啊。”

   “人这一辈子，看到的人也多，经历过的事也多。”父亲谈话的兴头忽然很浓。

    我索性坐起来，认真的听父亲谈话。

   “我是觉得做人，一定要量大。不能害人。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就是有人跟你有过过节，也不要害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炉湾安骁，被打倒了，动不动拿出来批斗。有一次，是冬天，天不晓得有几冷。那些家伙，把人批斗完了，都到了晚上10点多了，说把那些挨批的人丢在那里过夜。当时，各个村都有人，就是没有人说话。我就说了，这么冷的天，把人丢在这，还不冻死？我把我村里的领回去。造反派就说，你领回去，出了事你负责？我领回去，出了事，当然我负责。我再就和李后杰、你叔叔几个人把安骁领了回家。其他村的人看见我这么做，就也跟着做。这么一来，那几个人都得救了。要是不领回去，真有人要冻死。其实，安骁这个人，没有打倒前，人相当狂，跟我也闹过几次。有了这件事，他见到我就发烟。人就是这样，在人家落难的时候帮他一把，人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亲还说了一件安骁的事。村里劳力应大队的要求都到卖柴坞做事。临近中午了，安骁却要大家都带一根比碗还要粗的木料回去。当时父亲是村小组组长，就不同意，去和安骁理论。说做事做到中午，大家都饿了，卖柴坞离家有5里路之多，还要扛一根木料，岂不累坏人？真要扛木料，就应该提前安排，少做田里的事。安骁听不进父亲的解释，仍坚持己见。父亲就不理睬。结果大家都空手回去。

   那个下午父亲前后和我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此后直到离开这个人世，父亲再也没有和我聊过任何他的往事。我才越发觉得这个下午的聊天有多重要。每每回想，都感觉是父亲在教育我做人：为他人着想，能帮助人尽量帮助人；待人心胸宽广，不计前嫌。

   做出离开胜春医院的决定是第七天的下午，在两点多的时候，我们聊到治疗效果，都感觉没有必要再待下去。父亲便叫我打电话给二哥，看上次送我们来的车子是否有空。在电话里，我和二哥商量好再让父亲到德兴中医院住一段时间，因为家里的顶楼的瓦还没有盖好，一下雨，雨水便从楼顶沿着楼梯口流到一楼，整个家就像是被水淹了似的，病人无法住。别说病人，就是好人都要住出病来。我们便以到中医院看病可以报销劝父亲。父亲同意了。

   那个下午，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原本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陡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车子开在德铜路上，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整个世界好像缩小成一个车子。所有的山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树都好像消失在雨中。车子就像行驶在大海里的诺亚方舟，随时都有颠覆的可能。车子前面的刮雨器不停地来回转动。刮雨器刚刮完玻璃上的水，转眼玻璃上又布满了水。不过，等车子进入市区，雨水便小了好多。

   父亲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住进中医院。

   由于侄女丹丹在这家医院做护士，与主治医生熟悉，便免去了常规检查。我把两次做的ＣＴ都给医生看了。于是医生每天开给父亲注射的药水大多都是活血的。轮到侄女值班，父亲的注射就由侄女完成。父亲住的是一间优质病房，有空调，带卫生间。由于没有高凳子，我到医院附近找了八块红砖，摆在卫生间。不用的时候，把砖块用脚推到一边，若父亲上大号，就把砖块摆在蹲坑的两侧，再把医院的方凳架在砖块上，父亲就能自己坐在方凳上拉屎。

   同病房的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患的是糖尿病。看上去很面善，说话轻言细语的。她的丈夫很高大，却很体贴。他一般早上煮稀饭给老婆吃，在老婆打针之前去菜市场买一些加强营养的食品回来炖，晚上和我一样到医院六楼的露台上的洗衣池洗衣服。他把衣服晒在公共晾衣处，而我则把衣服晒在卫生间前面的过道的晾衣架上。他们的朋友很多，一天内有四五批探病的。所以病房里白天比较热闹。如果有小孩来，就更是闹糟糟的。

   病房里有三张床，女病人睡第一张床，她丈夫睡中间那张床，父亲睡第三张床。护士给我在过道里加了张木板床。病房里还有电视，女病人的精神挺好，不打针的时候基本上都看电视。父亲则不行，靠在叠在一起的两张被褥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很快又会醒过来。

   在中医院的五天里对父亲来说同样是一种受罪。虽然比胜春医院条件好好多，可长时间坐在床上打针的痛苦是相同的。最主要的是，打针无法减轻病情。父亲甚至怀疑医生故意没用好药。“别人打针都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一点都不见效？”父亲一脸的狐疑。“要不就是不对路。”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患的是绝症。

   三哥在我们待在中医院的第五天回来了。这给了父亲莫大的惊喜。我一直在和三哥联系，可三哥工地事多，不能立即回来。父亲便死了心。在头两天我和父亲谈到三哥要回来看望他，父亲根本不相信。“还指望他回来？！”父亲很是不屑。这是因为父亲和三哥曾经呕过气。应该有十五六年了，可能时间还要长一些。三哥连续生了三个女孩，夫妻两便躲在广州偷生儿子。二女儿放在嫂子的娘家，大女儿和三女儿则放在父亲母亲身边。一年后，三哥生了一对双胞胎，也许是家庭经济太紧张，和父亲为两个女儿口粮的事发生了争吵。从父亲的角度讲，两个孙女一年到头跟着吃，不说抚养的辛苦费，口粮的钱当然要交。从三哥的角度讲，做爷爷的向孙女要口粮也忒说不过去。其实，都是穷惹的祸。换做现在，三哥不仅会交口粮而且还会给父母一定的辛苦费。作为父亲，若三哥还是那么窘困，身边有闲钱，当然不会提口粮的事。现在，三哥不仅回来看我父亲，而且还放了两千块钱放在我身边。可想父亲有多感动。

   我带三哥去找了主治医生。医生结合两张CT图片，给三哥做了解释。三哥很淡定。亦或许痛在心里。回到病房，我便把服侍父亲的基本事情交给三哥。三哥任劳任怨得做着。

   同一天，沙路姐姐姐夫也来看望父亲。父亲便和他们谈治疗的情况。姐姐姐夫提到有个江湖游医在沙路治好了一个特殊病人，建议父亲找他看看。说只要游医肯接手看，就一定有希望治好。父亲心动了。我们便决定办理出院手续。在中医院的五天，总共花了1200多元。新农合可以直报400多元，这样实际只花了700多块钱。

   出院的那天，不知为何天空又下起了绵绵细雨。

六、等待

    我们包了一辆出租车去沙路。

    原本三哥准备回广州。临行之前父亲突然伤心地哭起来，三哥便决定和我一起送父亲去沙路。一起前往的还有妻小徐和女儿星子。

    姐姐那边已经把所有的都准备好了。特别让我开心的是，姐姐家有很高的凳子，并且已将一张高凳子放在了她家的卫生间。父亲上厕所便没有了任何顾虑。医生也来了。医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些，可能还不到五十岁。当医生决定给父亲抓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希望。医生给的药是末药，全都是粉状的。游医的做法果真很不同，他要我们去找三种草药，用这三种草药煎水和药粉吃。一是“爬墙虎”，这种草药往往生长在老砖房子的墙脚，然后沿着墙面往上攀爬；一种是丝毛根；另一种是红牛膝。“爬墙虎”、丝毛根我们当天就准备好了。我们整了好多回来，洗干净，还晒干了。最难找的是红牛膝。白牛膝很好找，可医生说最好用红牛膝，姐夫便在第二天骑摩托车带我到很偏很深的山窝里去找。原本以为那个山窝会有很多，却不料只有山路边杂草丛中有那么几颗。这些牛膝草又瘦有矮，但对我们来说已然比珍宝还珍贵。跑了一个上午没有多大收获，无奈，姐夫还是到天海药业中草药种植基地找人挖了一些。

   父亲在姐姐家待了近20天。每天吃三次末药，同时还在间隔的中途吃一两次骨痹康。由于有姐姐姐夫的照顾，我重新接了几个人的数学辅导。于是我早上坐6:40的车子回德兴，给学生上两个小时的课，再坐近11:00的车回沙路 。大多时候可以赶到姐姐家的中饭，偶尔几次到姐姐家，大家都已经吃饱了。我惟一为父亲做的事是晚上为父亲擦澡洗脚。所以下午我会去张村找同学玩玩小麻将，晚上姐夫还会招几个人赔我玩三片。

   吃游医的药，说不清楚是有用还是没有用。父亲肿胀的脚有时好像消退了一些，有时又感觉并没有消退。晚上父亲还是要吃骨痹康才可以入睡几个小时。只不过免去了打吊针的苦，父亲会好受一些。

   叔叔来沙路看望父亲的时候，我恰好不在。后来我听叔叔说起，父亲一见到叔叔就流下了眼泪，所以叔叔推断父亲那时就已经死了心。我想也是，一个医院又一个医院的治疗都无济于事，换成谁都会绝望。然而，父亲在我面前一点都没有表露。

   到了八月底，因为学校开学的事，我开始忙起来。有两个晚上我不能去沙路，就由姐夫给父亲擦澡洗脚。这样，父亲感觉很不方便，就决定回家。虽然姐姐姐夫极力挽留，可父亲还是决定回家。“不管怎样，还是要回去的。到家再慢慢养。也想回家了。我出来也有个把月了。我这辈子这是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回家，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词汇。只要一提到回家，无论谁内心都会涌起暖流。家，是人们的归宿。家，是远航归来的船只停泊的港湾。然而，对父亲来说，回家就意味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放弃生的希望。看来，父亲一切都准备好了。

   还是那辆车来接我们。车子到家门口，二哥燃放了一挂爆竹。新房子的楼顶已经盖了瓦，遇上天气下雨，雨水再也不会冲进家来。和离开前的一个月比，家里的湿气已经好了好多。墙壁上的水泥已经发白。

   有好多人来看望父亲。

   我到之前住的房子里去烧开水，顺带将从沙路带回来的红牛膝、爬墙虎、丝毛根放到锅里煮水。母亲过来提开水瓶。见到母亲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突然很想和母亲表述我的愧疚和痛苦，却哽咽无语。母亲已经知道父亲的病情了。是二哥告诉了二嫂，二嫂再告诉了母亲。其实，村里人几乎都知道父亲患了绝症了。母亲告诉我，父亲的脸色蜡黄，应该转移到肝了。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母亲沉重地说。“转移到肝就快了。”

    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也许是天天和父亲在一块吧，我没有注意到父亲这方面的变化。

    烧好开水，我回到新房子。父亲已经靠在了叠在床上的被子上。父亲没有住正房，而是住在一楼的偏房里。考虑到下午会有太阳晒进来，我和堂哥皆福找了一根长长的椽子，在椽子上挂了一块长方形的纸壳板。有太阳进来的时候，把纸壳板移到窗户上，就可以遮住光线了。可是，这种造型，却让我想起人去世时插在坟顶上的幡子。我意识到这是很不吉利的想法，连忙打住。房间蚊子很多，就是在白天也可以看见一些蚊子在空中飞来飞去。房间的门还没有装，我便叫侄子煌华到炉湾小店里买了一张门帘布，只可惜小了点，但我还是勉强把它装了起来。同时，我叫二哥赶快找木工师傅打门。

    把一切安排好了，我踏上了回德兴的路。我意识到父亲真的到了最后时刻了。短的话，一两个星期，长的话，一个月或几个月，但不管怎样，父亲要离开我们去那个未知的世界已成事实。偏偏这个时候学校开了学，我无法每天伺候在父亲的身边。想到半夜父亲要从床上起来，母亲艰难地帮扶父亲，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往下掉。无可奈何，我挂通了在上海做窗帘生意的洋田姐姐的电话，叫她抽空回来照顾父亲。姐姐电话里的声音是哽咽的，我的眼泪跟着狂流出来。 

    洋田姐姐回来的很快，一同回来的还有嫁在永泰的四姐、嫁在李村的妹妹。永泰姐姐因为生意的原因在东门待了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而妹妹却还要照顾8个月的儿子，所以照顾父亲的重担几乎压在洋田姐姐的肩上。我便和叔叔商量，要求二哥、大哥晚上轮流过来照顾父亲。而我只能在周末的晚上陪父亲。

   看着父亲一天比一天憔悴，看着父亲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看着父亲从床上起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我的心一天比一天痛。眷顾父亲的死神已经到了，它或许就停在房子的楼顶上，或许就停留在门口的大樟树的树梢上，也可能就躲在房间里的厨子里。它随时都会出来把父亲带走。

    过来探望父亲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远亲都客气地送了一些礼品来。有些人就坐在我家的堂前说一些生与死的事。我们很害怕父亲听见，可又不能阻止客人之间的交谈。其他客人来看望，父亲基本上躺在床上不出来，惟有德兴的堂哥吴集谈（我们程家唯一一个正科级干部，过继给他外公，所以不姓程）来的时候，父亲忍住病痛坐到了餐桌上和他聊天。父亲或许是因为兴奋而精力旺盛了些。当堂哥邀请父亲10月1日去德兴看戏，父亲数了数还有18天，说：“到那时候还不好？我会去的。”好多人都应和，我的心却酸酸的。更让人难受的是大哥竟然乘着酒性提屋基的事——他一直为父亲没有将老屋基分配给他而耿耿于怀。父亲大为恼火。好在大哥没有更过激的言行，在大家的劝阻下终于息事宁人。

    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给他带回去的中华烟吃到一半就会丢掉。父亲的味觉已经完全败坏了。我没有抽过烟，但我知道，抽烟是要有精神的。身体不好的人不想抽烟是因为抽不出滋味。从长田请来的老中医摸到父亲的肝脏已经硬化。这时的父亲好不容易从床上坐起来，马上又趴在床前的桌子上，接着很快就又叫我们扶他上床。父亲的精力看来已经逐渐衰竭。可是，有屎有尿父亲还是坚持到厕所去上。一直到死，父亲没有一次将尿或屎拉在身上。

   很快就要到中秋了。两个哥哥是种田大户，每天白天都要去田里收割，晚上还要熬夜，时间一长就显得非常困难。轮到二哥的日子，二哥都会过来；轮到大哥，就不一定有指望。大哥不来，就只有洋田姐姐和老母亲顶上。姐姐也支撑不住了。姐姐和妹妹都有回上海的意思。无怪乎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我们便商量花钱请人伺候，但问了几个人，都不答应。好在马上就到十一长假，可以由我来守几天，缓解缓解大家的情绪。

   9月27日我回家看父亲，父亲的疼痛可能达到极致。我们便商量给父亲吃一粒中等的止痛药。9月30日，我打电话给二哥，问那种止痛药是否还要再买一些回去 ，问白蛋白是否还要再买一瓶，二哥的回话让我吃惊：父亲只吃了一粒那种止痛药。由于这种止痛药让他昏昏沉沉，他怕吃。他应该是怕不能再醒过来。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在等三哥。在比较清醒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三哥哪一天回来。30日晚上我赔父亲一个晚上，炉湾姐夫也一起过来。父亲很替我着想，晚上并没有起来几次。十月一日，和任何一个日子没有任何区别，可就是阴天，父亲也叫我把那类似幡子的纸壳板挡在窗前。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种怕光的行为。上午十点多钟父亲还喝了一点米汤，下午，我把带回来的梨子分给大家吃的时候，给了一小片给父亲，父亲还能吃一点。不过，梨子一吃进肚子父亲立即就要上厕所。我扶父亲走到卫生间。父亲没有拉出什么。就一点点黑黑的糊糊的东西。

   三哥三嫂大概在晚上近八点钟的时候到家。那个时候父亲的意识还比较清醒。三哥抓住父亲的手，说他回来了。父亲说了声，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三嫂问他是否知道她是谁，父亲还说出了嫂子的名字。父亲用很沙哑很微弱的声音和三哥三嫂交谈。我坐在边上，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然后，三哥三嫂去吃饭。大概就在九点多钟的样子，我们就感觉父亲有点不对劲。三哥有点急，埋怨我们为什么不给父亲挂盐水。二哥打电话叫炉湾的赤脚医生，医生恰好在村里给人看病，很快就过来了。医生检查了父亲的眼睑，告诉我们瞳孔已经扩散。但他没有带听诊器，我便一人跑去拿。

  乡村的路上非常冷清。有徐徐的风从河边吹来，带来些许凉意。路边稻田里、草丛旁有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叫声。月色很好。月光从空中洒下来，万事万物都好像披上了银纱。可是，我没有心情欣赏这么美的夜景。我一个劲的往前跑。我的头脑里空空的。我只知道我的父亲要走了。死神已经从窗子上或厨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父亲的身边。我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无助。我没有向上帝祈祷。我只知道往前跑。我只知道我要去拿听诊器。父亲的痛无法解除，父亲的艰难无法缓解，我知道，走对他确实是一种解脱。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今晚就是父亲的大限。可是，医生已经说了，父亲的瞳孔已经扩散。

    回到家，我才知道炉湾姐姐和姐夫也来了。医生测了一下父亲的心跳，一分钟130多下。那就是说，父亲的心脏已经衰竭。医生无奈地离开了。

   父亲背靠着被子，半躺着，嘴巴也半张着，双眼紧闭，呼吸越来越沉重。大哥二哥洋田姐姐母亲都因为过于劳累睡觉去了，我和三哥、炉湾姐姐姐夫四个人陪着父亲。从将近九点半父亲昏睡过去到凌晨4点过5分父亲吐完最后一口气，前后持续了近六个半小时。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父亲喂几口糖水。前半夜父亲还有点意识，我们怕他不舒服，搬动他的身子，他还因为疼痛发出了点声音，喂父亲喝糖水，父亲还有吞咽的意识，可到了两点多的时候，父亲吞咽的意识就渐渐消失。

    2009年10月1日凌晨4点零5分，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纷纷跪了下去。大姐哭出了声。在隔壁睡觉的母亲和姐姐妹妹被吵醒，也一起跪了下来。我打电话给二哥，叫他去通知大哥。叔叔也很快过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的天已经亮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