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客人乘坐的航班于今天下午五点许降落虹桥机场。我于早上开始核实参加晚宴人员，向Z先生打了微信语音电话、没接。片刻，我又向Z先生打了手机，无人接听。再片刻，Z先生发来微信：“晚餐赶不上”，这简单的五个字，却像一盆冷水，把我满腔的热情浇灭了，甚是感到失落！
Z先生与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一（我除了初中辍学一年外），一直是同班同学，而且关系很铁。与另一个同学S先生成了三人小圈圈，形影不离。白天一起上学，上山砍柴、拔兔子草，下田赶鸭子、捉泥鳅。晚上就在S家的空房子写作业、睡觉。由于我们都出生贫困家庭，经济极度拮据，往往利用周末或假期到山上挖金刚刺根，砍成片晒干，再挑到供销社换些钱，买些笔纸墨水之类的用品。而Z常常是把一分钱当两分用。一支铅笔用到手指都抓不住了，还在用。我跟S就笑他说：“做家（节俭的意思）婆，做了也是没。”虽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却成了Z一生致命的劣根，以致方方面面常常“赶不上”。
当时在班级里，我与S的学习成绩不分上下，有时我第一名。有时S第一名。直到高中，Z和我就像乘电梯似的，一升一降，Z渐渐地崭露头角，尤其是数理化，跃居班级前五名。我的成绩却一落千丈。
在我前往周宁一中补习的那天，Z担心我赶不上班车，天一亮，Z就跑到我家，帮我打理行李，并抢过我肩上的行囊，陪我行走了四公里。我对他开玩笑说：“Z先生，快成梁祝了十里相送了，回去吧！”Z笑着回答说：“我送的是纯真的男发小，不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直到我爬上溪东七十二步岭时，在我的再三劝止下，Z才把行囊放到我的肩膀上，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我也顺利地乘上了开往求学之路的班车，第一次短暂地离别了家乡。窗外，热浪翻滚，车轮卷起如烟的尘土，裹挟着千头万绪的记忆，消失在荒野中。
后来，Z与S均考上了中专，两人都分配在县城工作。S进入公检法，Z落户政府机关。我却屡战屡败，最终招工到供销社。
我在供销社做采购员的那段时间，每次到县城出差，在晚饭后，总是先到Z家里约他，一起到S的单身宿舍找S，再绕着街道边看风景，边说人情世故，逛几圈才各自回去休息。
三年后，我承包了供销社经营百货、服装的两间店铺，平时，也做些跨行业的生意，收购春笋，卖给政和城关一家国有罐头厂（实际上由厂长个人承包），正好Z妻子在该厂当会计。据说每到收购春笋旺季，厂长都会每天派员到各个进入县城的路口，统计当天春笋数量，一旦发现数量特大，厂长就磨刀霍霍开始杀价，花最少得钱，收购最多的春笋。每逢厂长杀价的时候，春笋掉价亏本时，我总是去找Z求助。Z夫妻不管三更还是半夜，总是赶到工厂向厂长求情说：“卖笋的小张，是我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亏死了，能照顾几分（每斤）就照顾几分。”往往多少博得些同情，让我少亏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转让掉店铺，来到上海开建材店。Z三番五次到上海考察，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总是担心亏本，而无功而返。我们交往渐渐地少了，就像两匹驶向相反方向的马儿，距离越来越远。本来在学习上我“赶不上”Z，但在经济上Z“赶不上”我。
大约在二000年初期，Z向组织请求调到县驻沪办任《商汇》月刊编辑，我也偶尔向月刊投稿随笔、散文之类的文章，得以发表。信贷危机的爆发，多数在沪企业受到影响，月刊也随之关闭。不久，Z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获准，开始到老乡企业间辗转打工。他做事谨慎细微，性格固执，而且特别“节俭”，有时遇到商会或公司举办活动，他也从未讲究穿着。一身褪色的衣服，一双旧皮鞋，还卷着裤管，挎着一只斑斑点点的挎包，在闪光灯下穿梭。有人劝他注意形象，他总是一笑而过，置之不理。夏天穿着一双塑料拖鞋磨成比纸薄，还舍不得丢。总是得不到老板的赏识，始终没有被提升什么“总”之类职位。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就“打一枪，换一炮”待不长久。
有一次，Z到我公司负责招商工作，同样的一份版本合同，别人只要五分钟就填写好，他却是放进电脑里弄了半个小时才完成。常常引发客户不满。我也向他纠正了几次说：“不要输入电脑，直接填写就行了。”他只是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知道。知道。”依然我行我素，工作了两年也离开我的公司。
Z不会骑车，也没有购车。他出行从不打的。要么走路，要么转班车，要么挤地铁。他没有自己的主业，却比谁都忙。没人知道他在忙什么？有时，老家来客人，我叫他作陪，很少见他按时赴宴。有时，饭局进行了一半才到。有时，饭局快结束了才到，只能吃些残羹剩饭。甚为尴尬。因而对他总是“赶不上”的行为有些不满，叫他陪客的次数也就渐渐地少了。
现在Z先生夫妻早己退休，独生女儿也出嫁，他俩已升级为外公外婆了。同龄人也都金盆洗手不干了。Z先生却在到处找工作，拿三、五千元的月薪。
上海短短三十年，从房地产、金融到互联网，再到Ai时代，社会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包括人的思维。不知道Z先生滞留在哪个时代？
我在惋惜Z先生总是“赶不上”的同时，也为自己人生中诸多望尘莫及的事而感概。但谁又能保证谁永远不会“赶不上”呢？
2025年10月3日于上海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