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政企合一的单位，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地方一级政权，一般一个墟镇成立一个公社，乡变成大队，一个村变成一个或几个生产队。东郊镇变成了公社，原来的邦塘乡变成了建华山大队，我们村也变成了生产队，后来又分出了几个生产队。公社成立后，便到处建立了公共食堂，人们参加集体劳动，不用在自己家里做饭，而是全家大小口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餐，说这样既节省了劳动力，又节约了柴火。当时到处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人民公社好得很”“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标语贴在墙壁上比比皆是。
起初的情况的确和宣传的一样，放学后我们天天到公共食堂里吃饭，顿顿都是干饭，一天好几顿，我们都放开肚皮着吃。厨房一天到晚都在开伙。当时人们说，最忙的人最辛苦的人就是搞厨房的，人们一拔一拔地来吃饭，你就得不停地煮饭，准备柴火。而且有鱼吃，吃得很好。可是吃着吃着，几个月以后，情况就不大妙了，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吃三顿【早饭、午饭和晚饭】，后来连两顿【午饭和晚饭】都保证不了。干饭吃不下去了了，就吃稀饭，开始还吃得饱，后来连稀饭也吃不饱了，稀饭里净是水，从上可以看到碗底，没看到几粒米。到了五九年以后，饥饿时期开始了。
于是，“饱了三个月，饿了三年”的情况出现了。每天三两米，又没有其他杂粮补充，净喝水。我们这里到处都种木瓜树，现在连小木瓜都找不到了。在缺油少腥的情况下，能叫你饱得来？几个月后，人们饿得脚酸手软，什么工都干不了，很多人都患了水肿病。一年后，我母亲也得了水肿病，差点要了她的命。当时生产队也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食物，来解决人们的饥饿问题，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地里的蕃薯还没长出了。于是，只能摘一些木瓜和南瓜加在大米里面一块煮，我们叫“瓜菜代”。但是，长期下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生产队只能叫社员们自己去解决吃饭问题。
当时学校上到第三节课就上不下了，孩子们都唤肚子饿，老师就改为自习，后来下午学校干脆就放假了，叫学生们自己去寻找食物。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肚子饿，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吃”，说的也是“吃”，最后做的还是“吃”。学习坚持不下去，游戏也做不成了。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去找食物来填饱肚子。当时最可行的办法是挖薯芽。一到放学时间，我便和小伙伴们，扛着小铁爪子，背着小箩筐，成群結队地跑到地里去，这时地已经收了冬薯，但还有一些丢在地里，一两个月后它们会自己发了芽。那个地方看到薯芽，那个地方就有蕃薯，这是我们的经验。有时候运气好，还可以找到一两个大的蕃薯，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一天的生活。但这种机会不多，因为人多地少，一块蕃薯地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光顾过。
但最要命的还是缺油少腥，不少人患水肿病，主要是没有油吃，营养不良。按理说，我们这里满山遍野都是椰子树，树上有一串串的椰子，椰子肉可以榨油，吃油是不成问题的。但椰子也是集体的，社员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谁都不想为了一个椰子而遭到群众大会的批评。但孩子们没有那种思想觉悟，为了解除饥饿，我们就不顾一切地去偷椰子吃，椰子长在树上，我们没有力气去爬树，只得在晚上去偷生产队育椰苗的椰子。我们挺聪明，把地里的椰子挖出来，椰苗照样还插在地上。远远看，苗圃里有一片椰子苗，但地里的椰子早就被我们挖掉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苗也死掉了。
在家里，母亲也为了几个孩子的挨饿而费尽心机，总是想方设法去找一些能吃的食物带回家。有时，生产队里挖蕃薯，她也偷偷地带几个回家，但不敢多带，怕被别人发现。收工回家，母亲就带我们几个到水田里去摸鱼。那时候很少用化肥和农药，水田里生长着一些小鱼小虾，母亲带着我们想办法把它们抓回来，为我们的食物增加一些营养。每当台风天过后，海边坡的一些椰子林里总会长出一些“风菜”来，母亲发现后，就带我们去拣，洗干净后加上一些椰子肉丝，煮熟后是一种很好吃的食物。这种食物虽然暂时解决肚饱问题，但吃多后就会感觉到全身瘫软无力，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在那个年代里，我吃过很多东西，反正对身体没有害处就行，好象木瓜树啦、芭蕉蕾啦、野菠萝树心啦，还有海边生长的一种野菜，尽管味道很难闻，我也吃过。我是在饥饿年代里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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