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昨晚，一夜懵懵懂懂，难以入眠。

　　尽管我对老魏生命的极限已有预感，但是那个时点真正来到还是觉得突然，让人难以接受。躺在床上，我整个人就像在云里雾里。

　　自从我的工作室搬了新址后，老魏来过两次。一次是他和他的公司团队专门来参观；再次是他带儿子阿强来有事相托。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在微信运动圈，我都能天天看到他的运动量，虽然他每天的步数不多，好在每天都有几百步。4月24日下午，我约他的连襟阿春到家里小聚。阿春告诉我说老魏恐怕不行了。他给我看了老魏躺在第一人民医院ICU病床上的视频。他的面部黝黑，形容枯槁，神智已经不太清醒。

　　4月28日中午，陡然就想起要去医院看看老魏。我微信汉军，要他陪我去看看魏主任。之所以叫他魏主任，是因为惠州市工商局将我引进的时候，老魏在局办公室任主任，且兼任《惠州商报》的副社长。虽然他后来改任过企登科科长等职，但是先入为主，十几年来我就没有改过口。汉军是魏主任的外甥，也曾是报社的司机。汉军告诉我ICU病房不能让人探望，去了也看不到。我问他会出院吗？汉军告诉我很难说。我与他讲，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他出来，你要及时告诉我。巧的是，就在当天下午，汉军打电话来，说老魏明天11：30就送往他的老家五华。我知道，这恐怕就是老魏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了。

　　其实，在两年前，我就对老魏的身体感到担忧。那还是他们百业典当行在鸿润花园没有搬走的时候。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他了，选了一个晴好的日子，我去典当行看老魏。上到二楼办公室，独自坐在宽大的办公台上看手机的老魏，显得十分苍老与不振。见我来，他陡提精神，高喊一声“邓总——”，便起身崴动着碎步走到沙发上坐下，洗杯泡茶。他说，感谢你来看我啊。听到他说这话，感觉很见外。我知道这话其实隐含了老魏对自己生命长度的隐忧，听起来却让人倍觉伤感。这次，我才知道他的二哥胜芳已经在前年就过世了的消息。我很直接谈到了他的身体。老魏说他怕死，他不想死。我就告诉他，那你就要好好注意锻炼，每天坚持走路，不要多于万步，也不要少于5000步。我并且将自己创建在走路时同时做的十个动作向他一一作了示范性地介绍。他说好，我来试试。这次，在微信运动圈，我就把他拉入特别关注的对象。如果不是生病，或是醉酒，我每天都会给运动圈里特别关注的朋友点赞，当然少不了老魏。那段时间，他每天大多都能坚持一两千步。就在那次见面的当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给他。标题是《健康＞金钱》：

　　今天去看老同事
　　半年不见
　　他似乎变了一个人
　　在任的时候
　　他像个陀螺
　　始终旋转不停
　　左屁股口袋电话刚接
　　右屁股口袋的又响起
　　手机刚刚挂线
　　座机又催得急急
　　身为局办公室主任
　　忙得像个大总理
　　退休后又开公司
　　依然忙得马不停蹄
　　我去看他该是多么稀松平常
　　他却表现得十分感激
　　他说他不想死
　　现在终于明白
　　健康大于一切
　　就是地上有个一百万
　　也懒得弯腰捡起

　　2022.4.22.21:00于散步中

　　我把这首诗发给了老魏，希望他适量运动，看淡一切，恢复好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位老同事、老朋友的希望，也是我所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与汉军通话的第二天上午，我到工作室，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就去找花店。我想老魏病到这种地步，吃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了，送一束花，给他提提精神。看来眼下经济的确不好，原来一条街就有好几个鲜花店的，现在一家都难找到。经打听，才在另一条街很远的地方找到一家“花无缺”花店。我要女老板给我插了一捧上好的鲜花，当我赶到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时，恰好是11:00。来到住院部7楼ICU重病监护室大厅，老魏的儿子、儿媳都等候在那里。与老魏一起办公司的海良、李骏、惠明老总也在厅里等候。他们也是来见老魏的，为他回五华送行。

　　在大厅等候医生处理事务的间隙，魏主任的妻子对我说，老魏已经瘦成皮包骨了，胃肠天天出血，拉的也是血，身体的血都流了一半了，完全靠输血维持着生命。她说医院告知她还要给老魏做两个大手术。她说他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再做两个大手术怎么受得了？问题是他住院时，是他自己走进医院的，现在变成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医术能够把他治好呢？她说还不如把他送回老家，在家人的护理下，让他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清静的日子。

　　根据我这几年对老魏健康情况的了解，再加上阿春那天给我看到的视频，我断定老魏的来日不多。再加上，客家人有在外游子临终前必须住进自己出生地老宅的风俗。由此，我很赞同嫂子他们家人的决定。

　　11：30分，这时典当行的几位工作人员全部到齐，在医院路边的救护车旁等候。一切就绪，嫂子和阿强夫妇，带着救护车启程开往五华县横陂镇。我举起手机，照了一个即将启程的车影作为纪念。

　　晚上近九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显示是阿强的来电。我想一定是他们顺利回到五华，来报个平安的。阿强却告诉我，邓叔叔，我们是顺利回到五华了，可是回到家里，一个多小时，我父亲还是走了。他说他爸爸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很平静。这样说来，老魏也算是顺风顺水地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了。

　　当夜23:50分，我在微信里给阿强发去了吊函，并嘱要替我送一个花圈给他。

　　浩华：

　　获悉令尊魏伟芳先生仙逝，无比悲痛。在此，对令尊的去世表示沉痛的悼念。向你和你妈妈及家人表示慰问。请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老兄驾鹤归故里；
　　小弟挽歌送新程。

　　一路走好！

　　这则挽联，表达的意思是：老魏，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是回到故里，来一次人生的新征程！

　　2

　　回想老魏这个人，我不能用世俗的观点来判断，更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评价。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深谙社会的人，有故事的人，充满矛盾的人。把他置于中国社会现实来看，他是一个风光的人，左右逢源的人；却又是一个悲情的人，在充满矛盾的社会中挣扎的人。他的身上有善良、热情、仗义、温情的一面，同时亦有功利、附势、善谋略、工于心计的另一面。他是大多数中国人格特征和命运的一个标本和缩影。

　　我是1995年11月被惠州市工商局引进的。当时老魏是局办公室主任，兼任《惠州商报》副社长。我调动的一切手续和待遇都是由老魏负责落实的。记得到局里报到的第一天，是老魏带我去杜广福局长的办公室。

　　老魏脸色黝黑，精瘦，嘴角微邪，声音洪亮。第一印象他对人客气而又随和。当我们来到10楼局长的办公室门前，随和的他，立马变了一副模样。很正式地把身体一振，喊道：“报告！”“进来”里面传出了细微的声音。我想这应该就是杜局长的回复了。老魏的这个做派，我想应该是他在部队养成的军人习惯吧。我20多岁就曾在荆门市政府工作，经常在肖杰玉市长的指导下做一些事情。肖市长也带我到省长韩宁夫家里去拜访过。所以对官我从来没有畏惧心理，见到杜广福局长，也就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进到办公室内，魏主任说：“邓三君来报到了。”杜局长面带微笑，对我说请坐。我就很自然地落坐在他的办公台旁边的沙发上。而魏主任依然站立在办公台旁。随后，一位中年妇女端来茶水，并用毛巾擦桌面，还专门给局长的茶杯斟满水。当她欲离开办公室时，局长头也不抬地说：“把门关上！”他的这句毫不客气的话让我感受到与我进来他报以微笑的表情相比很不协调，显示了改革开放前沿一位局长的威严，杜局长这种人格两面性和冷热两重天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第一印象。后来知道，这位女性姓薛，人们叫她薛姨，是专为局领导搞卫生和端茶递水的临时工。

　　杜局长个头不高，头发纹丝不乱，后梳，人瘦得像没有肚子似的。坐在大班椅上，他的体量与桌椅的比例似乎不太协调。他给我介绍了《惠州商报》的情况，并说明之所以引进人才，就是要把商报办成全国性公开发行的报纸。那时的惠州正在风行一句“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的口号，各条战线都有冲刺全国的劲头，真有一副“大惠州”的豪壮气派！他与我谈话的时候，魏主任就立在旁边，他只听不语。我们离开时，杜局长说：“那我就把报社交给你啦！”

　　出来时，我发觉魏主任并不是像我那么随便轻松地走出，而是双手并着裤缝很正规地退出了局长办公室。从魏主任进局长办公室，到他始终不语，再到他退出局长办公室这些动作的细节上，我看出，这个魏主任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魏主任是梅州五华横陂人，1970年12月当兵，1986年退役后分配到惠州市工商局工作。他虽是军人出身，却是滴酒不沾。这让我很是好奇与惊讶。我们知道当办公室主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少不了陪吃陪喝的事情，如果不会喝酒，怎么能搞活场面、打开工作局面？不久，我就发觉，魏主任自有他独特的为人方式和处事办法，而且十分有效。他不仅把办公室内部搞得和和气气，与各科室的关系也处理得十分融洽。

　　魏主任是一个很风趣的人，在办公楼道或是电梯上遇见同事，他都会主动热情招呼。他的语言不是那种正儿八经地说个“你好”应付式的了事，而是打情骂俏、调侃式的方式。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他喜欢讲一些荤段子，把一些同事，尤其是女同事笑得人仰马翻。他的荤话，极少带脏字，水平高超到让你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有女同志要他办公室的电话，他随口就说：7878414，搞得人家还一本正经地拿笔记录。明白的人却笑得不能自己。有人说，老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老魏是现代黄埔军校的校长。当然，彼“黄”不是此“黄”，大伙儿不得不佩服老魏在调和气氛方面，就是艺高胆大、技高一筹！

　　老魏对领导，对同事，各有态度和方法，可以说亦庄亦谐，一张一弛，各从其道，游刃有余。这给他在局里奠定了稳固的人缘关系和活泛的人气氛围，给他的工作和他的家庭以及家族都带来了宽松的环境与好处。

　　3

　　老魏是一个家族情结很重的人。在他的身上能映照出中国家庭观念和中国社会的家族特征。

　　老魏兄弟姊妹很多，子侄也多。我到惠州商报时，他的连襟、外甥已经在商报上班。他的子侄和一些外戚也都在惠州工作。这全然是因为老魏所致，因为他而产生的裙带效应。

　　在中国，一个家族的兴旺，甚至是一个地方的兴旺，就得有一个能人的带动，否则这个家族和地方就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我1979年招工到荆门工作，第二年荆门撤县建市，我被抽到市政府当差。当年从天门调来一个叫曹克的新任市长。没有几年功夫，曹市长不仅把他的三亲六戚都调到了荆门，就连他们那个村的人几乎全部迁到了荆门。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族群文化和政治生态所并生的社会现象。中国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变化，往往因为某个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把“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奉为圭臬。魏主任的家族，也因他的影响力形成了不小的族群圈。

　　在老魏的兄弟姊妹中，他并不是老大。据我所知，他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其中二哥叫魏胜芳，也是当兵出身，退休前是梅州市交警支队的大队长。退休后，长期居住惠州，他与我也有很好的交谊。胜芳任职的部门——交警大队在社会上也很吃香，应该有不少人所求，他的职务也不低。但是他不善言谈，更不会做些“穿针引线”社会方面的工作，当然也就不善经营人生，对亲戚朋友的照顾自然不多。魏主任在谈到他二哥时，总是直摇头，说：“唉，他从来不管家里事！”

　　怎么说呢？从纸面上说，胜芳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干部，也是一位很本分的人。但是私下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又有谁真是按照纸面上的要求和规矩在行事呢？做一个老实人，那可是要吃亏的，也是不可能讨到好处的。在我们这个社会，惯常的就是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表面有套明规则，背地里有套潜规则；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不讲原则，不讲契约精神，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深究其因，就是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处在丛林社会，没有进入现代文明。而文明社会最显性的特征就是政治文明。没有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就始终逃不出丛林社会的法则——哪怕是天天喊着民主、平等的口号。

　　老魏是深谙中国社会明暗两套规则的人，因此他极会利用这些规则经营关系。在他们家族中他自然就成为一个中心人物。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时的活动，魏主任在他们的族群中都是最重要的角色。亲戚中，谁家有事，谁遇到困惑和棘手的事情，都会主动请教于他，请他出面帮助解决。老魏也从来不推辞，全然当作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理所当然地去尽力好办。如果不是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他就托关系，找人缘，想方设法办妥。他成为他们家族不可缺或的核心人物。他的去世，是他们家族巨大的损失，在族人、亲人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悲哀与阴影。他去世后，他的连襟张涌春撰写了一幅挽联“今君不幸撒手去，前路有疑向问谁？”就代表了他们家族所有人的一种迷茫与悲痛的心情。

　　老魏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观察力的人，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对于社会明暗两套规则，他玩耍得顺风顺水，游刃有余。可谓是明暗两套皆通，黑白两道兼明！他说：“在中国，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是事！”在他的词典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办不到的。

　　也因了他热情，爱帮人的这种特性，老乡、朋友，找他办事的不少，他的熟人和朋友遍及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所以他一天到晚总是处在忙碌之中。他的两个手机，一个电话还没有说完，另一个又响起。有时，刚接完一个手机，台面的电话又铛铛地响起来，给我的感觉他就像一个陀螺，整天旋转得个不停。

　　在商报要解散的后期，我与老魏在情感上发生了水波不兴的微妙变化。1999年，全国报社整顿，大量的报纸撤销。因为有的地方党委办的报纸与政府办的报纸经常出现观点不同，说法不一，造成对立现象。于是，中宣部决定将全国政府部门办的报纸全部撤销或是归并到党委办的报纸。《惠州商报》就是在整顿之列，要在当年9月份之前妥善处理完毕。报社当时的人员分配去向是，有职称的分流到《惠州日报》；二是没有职称的人员分流到局属下的市场物业管理总站。我虽然有职称，但是不想到《惠州日报》去，就与老魏商量策划成立《广东商报》惠州办事处，并向省局写了报告，当时拟草呈报给省里的报告办事处主任就写的是我的名字。可是后来，省报王总来惠州考察，老魏直接接待，并没有让我知晓和参与。结果这个职位由老魏的连襟张涌春出任，而把我安排到局办公室写材料，而我拒绝了这个安排。那段时间，我非常心灰意冷，与老魏的联系也就少了。其实，老魏的这样处理我也想得通。我与老魏再好，在他们家族圈，我也是外人；我在商报帮了老魏再多，在人事分配的关键时候，他也会考虑孰轻孰重。纵然我想得很开，这件事还是在我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阴影，导致我不想在单位待下去。我与市场物业管理总站站长张远强商量，我说到总站来，成立一个建筑装修公司，专门搞市场建设扩改和维修方面的事情。他同意了。2000年1月，我的关系从市局转到市场物业管理总站。以致后来老魏对我说：“邓总，我多次向你伸出橄榄枝你都不理我。我后悔自己当初的做法。”他说：“邓总，你是个好人，今后有什么事，只要是你邓总的，我全力以赴支持！”老魏对我的承诺，在他后来开典当行时兑现了。我有一位朋友工程上亟需一笔资金，没有抵押物，典当行不予办理。老魏听说他是我的朋友，就说：那我相信邓总，你既然是邓总的朋友，只要他开一个口，不需要抵押，我们就给你放款。结果，我去签了一个字，作了担保，很快就帮朋友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4

　　老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尽管老魏是一个家庭观念很浓很重的人，但是在公共权益方面，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了他的办公室主任这个特殊角色，报社一些行政事务都要与他商量，有些事情，就是由他主持并推进。工商局在引进了我和张卫平后，为了加强编务方面的工作，张卫平又推荐了于泽。于泽是《青海日报》的记者，与张卫平同事。很快局党委批准引进于泽。于泽调入后，其丈夫和孩子还在青海。魏主任多次向局领导汇报，要求解决于泽的后顾之忧。经过多次请示，局领导终于同意以解决家属问题将于泽的先生调入工商局。这其中魏主任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并且亲自操办。在解决了报社领导层人事关系后，报社又要解决一批早已在报社工作的编辑记者骨干的工作关系。在解决谁的问题上，老魏在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时，基本上坚守了原则。在报社领导层中，我与老魏在人事安排和人员分工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观点。遗憾的是，他视为最亲、最看重的外甥高汉军，在报社勤勤恳恳干了多年司机，却最终没有解决工作关系问题。

　　虽然我初到报社时，局领导有意培养我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杜局长当着老魏的面说出了要我“全面负责”的想法。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也不热衷。在内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崇尚写作的技术骨干，不趋炎附势，不投机钻营，更不喜欢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到工商局报到后，准备让我全面负责报社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就在后面搞起小动作。当时商报的领导成员构成是，社长：杜广福（惠州市工商局局长兼）、总编辑：邓荣膺（副局长兼）、副社长：魏伟芳（局办公室主任兼）、副总编辑：叶秉智（消委会秘书长兼），另有一个顾问钟逸人（时任惠州市文联主席）。钟逸人基本不去文联上班，说是顾问，其实就是一个专职人员。报社新闻业务基本上由他把持。钟逸人在任惠州市文联主席之前是惠州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我到报社后，很快发现商报有三个中心人物，形成了三股力量：一个是钟逸人，一个是魏伟芳，一个是叶秉智。我的来到似乎有打破原有格局趋势。然而，我却是一个早就看透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职场规则的人，最是厌恶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淡看附着于人性之外的光环与名利。尽管他们三人对我都表示过亲近与拉拢，我始终保持了中立态度。我深深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谋事的人，不是一个谋人的人，并不能胜任体制内单位的第一把手。所以我主动放弃了杜局长所说的“报社交给你”的想法。初到报社给我的分工是负责报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我就一心扑在经营管理创收上，除了出报轮值坐班外，基本不去关注其他，更不会去干涉编务工作。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与老魏的观点和立场趋于一致，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以致退休后我们还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交往。

　　在职的时候，老魏尽享体制给他带来的好处和方便，自然他也十分崇拜伟人和领袖，很得意于这种体制给他带来的实惠与风光。应该说，老魏尽管会搞人员关系，懂得社会明暗两种规则，他的心思却没有用在当官升迁上，否则他的职位应该不至于在科长位置上干到退休。他的着重点不在于当官，价值取向亦不在于当官，而在于对家族和个人实际利益的维持与保护。他退休后，尤其是他创业开办公司后，随着权位的失落，角色的转变，越来越体味到要办成一件事的不易，处处遇难，事事求人，深感权利的霸凌和社会的不公。尤其近十多年的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更让他对先前信奉的“伟光正”和社会体制产生怀疑。他常常通过微信发一些具有思辨性的文章与我交流。由此，我们的话语就更多了。这也是我愿意时常去看他，到他公司喝茶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猛，但是微小企业贷款难度却很大，民间放贷兴起，补充了经济发展中金融职能的跛腿与不足，为微小企业解决了不少的资金难题。退休后，老魏与钟期等人在百业集团旗下办起了百业典当行。说是典当，其实就是民间放贷。几年之内，他们赚得不少。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政策性原因，放贷业务急剧下滑，再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典当行出现大量存量资本固化，难以盘活，资金流动呆滞，给客户难于兑付利息与本金。而老魏是典当行的大股东，我想这对老魏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与打击。在放贷业务出现困难后，他又投入了健保、纯净水等行业，结果都没有成功。尤其是最后一桩挖掘工程业务，又是找关系，又是操心施工管理，在一两年之内就亏损了300多万元。这对老魏，可谓是雪上加霜，也耗尽了他的精力。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经历，他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有了充分的认识。在我们的一次闲谈中，他发出了“现在就是地上有个100万，我也懒得弯腰去捡”的感慨！

　　人生真的不长，至多不过百年。他走得也太早了，这让人难以接受和悲伤。老魏，魏伟芳，生于1951年，属兔，2024年4月29日殁于五华横陂，享年74岁。

　　2024年4月30日于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