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一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孩子生下来就会吸允奶水，可是他做不到，三个月都吸不到奶水。父亲说：“家里这样穷，哪里有钱给他治病。你不管他，让他死了得了。”当妈妈的心哪有那么狠，四处借钱，借到了十万块钱，抱着儿子去了医院。大夫说，娘胎里带来的病，没有办法治疗。母亲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一个小儿推拿的诊所，人家嫌麻烦，想推辞。母亲买来饼干和蛋糕，叩头作揖好不容易，一家开始给潘文推拿。
第二年春节，母亲怕孩子挨饿，三个小时一喂牛奶。潘文一放到炕上就哭闹不止，他是在妈妈的怀里一天天长大的。每当母亲回忆起往事，眼里含着眼泪。“潘文长大了，把妈妈忘了，丧良心啊！”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我说：“谁家都有这样忘恩负义的孩子，不光是咱家才有。”
我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孩子不是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坏孩子，肯定有变坏的土壤，就是说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哥哥为自己的无知和贪婪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把大好时光留在铁窗之下。1987年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哥哥被押往监狱服刑，他一开始在稻田里干活，每年种两茬水稻，从播种、插秧到收割，这些农活，潘文以前没有接触过，他在狱中体验着另一种人生。
潘文在监狱里服刑，潘丽极力组织全家人为他捐款。她不止一次强调：“帮助潘文，就是帮助老太太！”。当时，妈妈的年纪只有53岁，大姐就称呼她“老太太”？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是二姐鬼点子多：每个月姊妹3个给妈妈的赡养费，每人每年60块钱，全部拿出来了，供潘文在监狱里消费，以后就不用再给母亲钱了。
1988年，这一年劳动节过后，母亲和大女儿结伴去探监。为了节省花销，娘俩带了几个馒头和凉开水。两个人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客车，下了车还要赶小公汽，等到了劳改大队，已经错过了接待时间。按照规定：劳改家属只有中午才能会见。
娘俩打算找一家小旅馆住下，在眼下这个陌生环境里，各色小店满大街都是，潘丽告诉母亲，你在那个拐角嘎啦歇一歇，我去打听打听。过了片刻，潘丽回来了，对母亲说：“妈，你等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到对面那个招待所楼上203房间，我就定了单人床，你就混进去咱俩挤一挤凑合一宿。”说完，她拿起行李走进了招待所。
娘俩第二天上午十点搭着一个老农民的马车，赶到了老四所在的劳改中队。只见一群犯人正在地里插秧，远远望去，也分不清哪一个是老四，他们都在弯着腰干活。为了防止犯人越狱逃跑，岸边有一排排持枪携弹的士兵监管。
到了中午，好几十号犯人被带到了一个又黑暗又潮湿的小屋，里面没有窗户，好像农村的马棚一样。当潘文听到喊声的时候，他迅速地从里面跑了出：“报告，XX号到”，哥哥一个立正站在距离管教三米的地方。随后，他被带到母亲和姐姐跟前。
母亲恍如隔世，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上前说：“儿啊，你怎么又黑又瘦的，可要注意身体啊”，潘丽把稍给弟弟的东西递给管教干部，凑上去叮嘱了几句。潘文始终面带笑容，频频点头。短暂的五分钟会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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