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夏天穿的连衣裙，当时叫“普垃圾”，如果找裁缝做，要3块钱。母亲要省下这些钱，家里没有缝纫机，她自己一针一线做下来。
听母亲说，我的父亲排行老二，还有个四叔住在西安，名叫潘义。在灾荒那年，往我家寄粮票。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谁会伸手拉我们一把呢？除了自家的实在亲戚就再也没有谁啦，因此，四叔是全家唯一的指望。
据张秀清回忆：我父亲排行老二，下面有1个妹妹和2个弟弟。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13岁，他最小的弟弟只有4岁，当时我爷爷开的鞋铺不得不关门歇业，一家老小无依无靠，父亲被迫中断学业，和哥哥上山砍柴。没过几年，我奶奶也去世了。
那是1957年，婚后不久，潘云龙告诉张秀清：他家的弟弟妹妹都吃不饱饭，可怜兮兮的。张秀清说，“上咱家吃吧，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姊妹对待。”
父亲把自己的弟弟转到金县念书，所有的费用都由哥哥嫂子负责。有时候妹妹云萍不想住大哥家，也到二哥家住。潘义住在二哥家里从来不帮嫂子干活，有时候调皮捣蛋，哥哥一向迁就他。
一天，潘义嫌饭菜不好吃，冲着二嫂大声嚷嚷，
潘云龙说：“我给你买饭票，你上食堂吃吧。”。
张秀清打岔说：“家里的钱那么紧张，能凑合就凑合吧。”。
潘义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愿吃糠咽菜，我活不下去啦！”。
张秀清说：“老四都这么的大了，应该和咱们吃一样的。”。
云龙说：“老四还在长身体，不能总吃这些东西！唉！什么时候饼子能吃饱就好啦？”，潘云龙抹了一把眼泪。
我第一次看见我的叔叔是在1981年夏天，记得四叔穿着很整齐，戴着墨镜和礼帽，言谈间感觉他口才很好。一张口就炫耀自己，“我住的房子，谁家放的音响声音也没有我家大……”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他是说自己家里的日子过得好。
那个年代，刚刚时兴起卡式录音机，很多家庭都没有。在饭桌上，面对16年未曾相见的小叔子，母亲提起了当年的往事，“老四，你小时候在二嫂家住。和我打仗，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吃二哥的饭，没吃你的！你还记得吗？”潘义立马放下筷子，心里不是滋味。
没想到，这一次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以后，我的父亲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我们写信告诉了潘义，他给寄来了50块礼金。当时5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我们全家人都感激他。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年夏天，潘义全家如约而至。家里只有两居室，地方小，睡不下，姐姐就把面板搭在写字台上，睡觉的时候都不敢翻身，怕掉地上，就这样，腾出一个房间给他们住。母亲并没有慢待他们，每天好吃好喝招待，他们全家住了一个月，白吃白喝。四婶高高的个子，瓜子脸，她一辈子只来金州这一次，在二嫂子家住着，她还抱怨说，家里的卫生不好，毛巾乱扔。话说回来了，宾馆干净整洁，你怎么不去住啊？
临走的时候，潘义向二嫂提出：俺家里孩子多，要把姐姐带到西安。母亲说，“潘霞21岁，过几年就嫁人了。如今她上班挣钱了，养活自己。你把她领走，我不放心。”
这件事让我对叔叔有了更深的认识：哥哥走了，寡嫂领着一帮孩子生活，日子很窘迫，孩子也不懂事，看到家里的状况，他怎么能够忍心住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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