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文革”之初,混乱加饥饿。
小学评红小兵,老辈有点政历问题,眼看小朋友骄傲地戴红牌牌,我没脸出门。
上初中靠推荐,只能读“农中”,来回二十多里路,没有中午饭。
初中毕业时十二岁,中考成绩上能“跳农门”的中专线,推算到毕业也不过十五岁,就业属童工,成绩在好,也是白搭。
高中升学,不想读师范,复读一番,还是读师范。
大学毕业分配正赶上划时代:上一届分配再差的都留县城,这一届,城市户口的留城,农转非的去乡镇,我的父母都是标准的农村人。
评职称,竞聘的教师90%比我年轻,更不好意思的是其中还有我带的徒弟和教过的学生,我却一年又一年的以中教二级教师的身份在职评领导组评中一、中高。
学校中层干部那样急需干那样,兼职干,就是坐不进校长办;好不容易来一次民主推荐,据说获得80%以上的推荐票,一群哥们以“预支庆贺”的名义,狠狠宰了我一顿,结果批文下来,那上面是别人的名字。
极不情愿的补了一所多年无校长的学校的缺,算是一方诸侯,却让还债、治乱、带着老师陪着笑脸走乡串户请学生“普九”搞得昏天地暗。本来,这被人戏称为“杨白劳”的校长,已当得够窝囊的了,还闷着脑袋踢闷脚,顶风作案瞎补课,炒别人的豆豆,砸通了自己的砂锅,下课!
终于进城工作,按揭有了一套房,算是个城市人了。清明节买瓶好酒,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父亲在坟里听我在坟外边给父亲的酒杯斟酒,边汇报商量:儿是城市人了,可不可以把老宅和山林之类的处理掉?坟里的父亲还没回话,另一上坟人挺笑容地凑过来搭腔:哥子,卖给我,价钱好说;兄弟在城头呆腻了,早想在乡下修点儿别墅之类的,享受一下绿色生活。见鬼!你不是当着父亲的坟,搧我的脸吗?
好运
生于食堂化后,赶上划自留地,爸妈没让我饿着。
小学老师亲自到家给我戴上红小兵牌牌,说是表现好,特批的,叫我戴上,高高兴兴地给老师一起上学。
读“农中”,遇上了改变我终生命运的关键老师。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路上,老师总是给我讲这样那样的东西,问我书上没有的问题,诸如“树上有10只鸟,一枪打一只,还有几只(答案不能唯一)”之类的问题;初中毕业赶考,步行30多里地,老师给我恶补《社会发展简史》,使我有幸在升学试卷上准确答对了初中教材中没有的问题: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
十二岁考上重点高中,虽有一些波折,我还是骄傲地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位大学生,在同伴们羡慕的目光和乡亲们赞叹声中,跳出了农门。
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就任学校团委书记,学校各种领导轮换当,样样是先进(县级奖根本不算)。
评职称,几次高姿态,可硬杆子一划,想让都不行,中一、中高、名师接踵而至。
“杨白劳校长”不当亦罢,那样工作我都自信能干得出色。紧箍解脱,一身轻松,还进了城,那可是乡村校长的好归宿,是对得起父老乡亲的进步荣光。
清明节,提着“泸州老窖1573”给父亲上坟,爷儿俩,爷在坟内,儿在坟外,对饮对聊,那来阴阳之隔,其乐融融。一个不知趣的城市崽儿还想买我的老宅,见鬼!我自己都要修乡村乐园,双休日,开着小车,载着家人回去休闲一番。崽儿,欢迎你来绿色,欢迎你们来休闲,保证热情,绝对打折!
背运?好运?因在手里,果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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