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陶奶奶和她的书屋，就不能不提起四十多年前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大院。大院坐落在吉林街中段﹑由三幢五层楼和一幢两层楼围成，院内大约有五六十户住户。陶奶奶家在正对两层楼那幢楼的一层把边，她将两幢楼间空闲用地用木栅栏围成一个约有五十平方米的小院，院内栽种了十多棵丁香﹑七八棵沙果树，院内中央还搭建了一个大大的石桌。
每当丁香盛开时，陶奶奶家小院散发出的花香都会遍布整个大院。那时，院里的孩子们就会相互串联到陶奶奶家去索要丁香花枝，陶奶奶总会不厌其烦地将亲手剪下的花枝送给每个孩子，还要叮嘱怎样养护。以致外院的许多孩子知道后也冒充本院孩子讨要丁香，陶奶奶明知不是本院孩子，却也从不拒绝。
陶爷爷是省内著名工业专家，早年曾在苏联留学多年，家中许多摆设都是从苏联带回来的，特别是厨房那张长条餐桌足有六米长，两排能座十五六人。听说，当初为了摆放这张餐桌还对房间进行了改造。陶奶奶在苏联学会了烤面包，她制作的面包一点都不比街上商店卖的差，我们常为吃过陶奶奶制作的面包而自豪，更为能在陶奶奶家的书屋看书而骄傲。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里，像陶爷爷陶奶奶那样喜欢孩子﹑愿意照顾别人家孩子的老人也不是太多。
说实话，陶奶奶的书屋是哪年建立起来的还真想不起来了。我曾问过相近年龄的一些老邻居，有的说是在我们上小学那年建立的，有的说是快“文化大革命”那年建立的。我想，确切时间已并不重要，书屋的作用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我记得第一次到陶奶奶书屋的时间是小学三年级冬天的一个星期日，那天父母出去办事，便委托陶奶奶代为看管我们兄妹三个，当我第一次走进陶奶奶家时，便被她家满屋子高大的书柜所吸引，除大量专业书籍外（当时称为看不懂的书），还有两个书柜装满了少儿图书﹑以苏联文学图书为多。陶奶奶那年已近六十岁了，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精神头比我妈妈都足。整天挂着笑脸，院里人就没有人看见她生过气。也许是在苏联待久了，她说话尊称特别多﹑礼数也多，时不时还习惯性地纠正我们的一些不良习惯。当天，陶奶奶给我和哥哥找出许多小人书，让我们自己看，又把妹妹抱在怀里给她讲故事，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陶奶奶的书屋也成为了我们的想往之地。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明确了人生坐标。
确切地说，在那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院各家的孩子都曾有过被临时托管在陶奶奶家的经历。或是因父母工作繁忙被“寄养”，或是为提高学习成绩被送去辅导，这还缘于陶奶奶是大学毕业生，学的又是教育专业。对陶奶奶的如此“多事”，陶爷爷从无怨言，甚至有时院子里一帮写作业的﹑厨房的大桌子上又是一帮看书的，这丝毫不影响陶爷爷看书写作。陶奶奶不仅要检查每个孩子的作业，还要为晚接的孩子准备晚饭。许多家长想交点费用，陶奶奶总是婉言谢绝，从不收取任何酬劳。
一九六六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下就把人们闹懵了。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大人们都忙着在单位参加革命运动。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不用上学了，待在家里又没有意思，要么去街上看大字报，看散传单、看游行、看批斗会；要么在院里疯狂追逐﹑不厌其烦玩着“占山为王”的游戏，一天下来却也忙得不亦乐乎。只是苦了家长，孩子的衣服几乎得一天一洗。心大的孩子还好办，一些内向的孩子更让家长操心。他们不知道父母犯了什么“罪”，自卑心理极强，不与人交往﹑不与父母交流，甚至谁也不告诉就出走了。
夏天时，院里的大孩子领我们去松花江里游泳；冬天时，我们随大孩子在街面上打着冰爬犁，玩得一个个心都野了……
院里的家长们一下子为孩子们的管理问题犯了愁，他们先后在院里商议了几次也没有找出办法，又是陶奶奶主动把管教孩子的事揽了下来。家长们考虑她年纪大了，还要照顾多病的陶爷爷，婉言谢绝了陶奶奶的请求，可陶奶奶硬是把陶爷爷拽来表态，家长们才迫不得已把我们这帮三十几个半大孩子交给陶奶奶看管。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们院突然来了一帮“红卫兵”，硬说陶爷爷是“苏修特务”、“反动技术权威”，要抄家。院里先发现情况的陈大娘让家里的三个孩子挨家告诉消息。不一会功夫，全院二百多人都出来了﹑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大一些的孩子和前来的“红卫兵”动起手来，硬是把他们打出了院。可想到“红卫兵”第二天还要来，全院老少商量后，第二天白天每家留一个大人在家，再把另一位家长单位的电话统计起来，指定专人在紧急情况下通知。同时，大人们又找到本院的韩某（他在省革命委员会任职）和他说明了情况，请他平息此事。
第二天上午，院里果然又来了二百多“红卫兵”，把进院的两个大门都用车给堵上了，而且个个是拿着木棒来的，叫嚣：“谁阻拦就打死谁，谁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当他们与大院护院队对峙时，韩某出现在现场，当造反派看到省革委会领导出面保护，灰溜溜地都走了。那一天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至高无尚”，难怪人们争来夺去呢？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院里大人们是差不多都先后被批斗了，几乎家家都没能幸免。我们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家长们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份子”……。特别是院里温厅长跳楼自杀后，院里再也没有了欢笑声，孩子们好像一下子懂事了，可又不懂得这是为什么？
陶奶奶把温家三个孩子带过去照料，不但要照料他们的生活，还要抚慰他们的心理。陶奶奶找出许多书籍供他们阅读，借此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她还逐户商量，把每家半大孩子白天都接了过去，晚上把孩子再送回去。夏天组织我们在院子里游戏、看书、唱歌，冬天就把我们安排在厨房长桌子那看书﹑讲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永远阅读不完的书籍﹑特别是那些苏联红色经典书籍。
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和邻院的大孩子去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家里就把我彻底地交给了陶奶奶。出去那趟虽然辛苦，却看到了许多新鲜事，心也活了。看到街上有人穿着“跑裤”﹑嘴里叼着烟，后面跟着一帮兄弟，觉得确实挺威风，心里也是挺羡慕的。现在想来，如果不是陶奶奶硬是把我们圈起来的话，我们也许是会学坏的呢？院里那些孩子们至今没有人学坏﹑个个都有教养这要归功于陶奶奶，归功于陶奶奶的书屋。
前几天遇到同院的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邻居，提起陶奶奶时她还是激动万分，陶奶奶教给他们的那些礼仪知识﹑烹饪技巧至今令她无法忘记。
一九七O年我当兵后，在与家中书信来往中得知陶奶奶去世的消息。听妈妈告诉我，全院所有在家的人都去为她老人家送行了，以至于殡仪馆的人错认为院里的这些人都是陶奶奶的亲戚。妈妈还告诉我，她已代我向陶奶奶献上了一束鲜花，告诉她老人家，我没有忘记她对我的帮助。虽然时隔四十年，我还时常在梦中见到陶奶奶﹑回到陶奶奶的书屋。
陶奶奶的书屋——那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因房屋动迁早已不存在了。可是陶奶奶以及那个书屋却永远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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