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和父亲聊天，父亲悲戚的告诉我，今年村里到那边去的老人这已经是第四个了，在张家奶奶前面离去的三位老人是：廖大爷，享年76岁。老木匠曾三宝，离世时74岁。老队长谢富桥，再过一年就八十了。他们都是父亲的长辈，父亲叫他们“叔叔”，我就自然叫他们“爷爷”了。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他们比父亲还要年轻，四五十岁光景，那时他们是村子里的精壮劳力，是村里的脊梁骨。
廖家大爷长得牛高马大，说话声如洪钟，经常把村里的小娃娃吓得哇哇大哭。他早年做过篾匠活，只是手艺不精，请他干活的不多，后来到邻县汉寿的大湖里帮人养了多年的鱼，生有四个儿子。三十多岁时的一个冬天，家中半夜失火，三间老木屋被付之一炬，小儿子睡得沉，半边脸永远的烙下了那场大火的痕迹。通过几十年的奋斗，从一个小茅棚重头起步，到如今几个儿子都盖上了小洋楼。
曾三宝是个锯匠，他的绝活就是用锯子把一根根粗大的原木变成木条和木板。后来电锯出现了，他的手艺也就派不上用场了，他就喂了几头水牛，专门给人犁田。三宝爷爷是村里的传奇人物，他长得结实，力气很大，挑上一两百斤还能健步如飞，村里打稻用的拌桶两个后生抬着都打撇脚，他“嗨”的一声扛在背上说走就走。他饭量大，总能把人家的饭锅吃得底朝天，喝酒海量，能一口气连干三大碗谷酒，平时话不多，喝酒后却扯着别人讲故事，他脑袋里装满了恐怖故事，妖魔鬼怪，狐仙树精，听得姑娘娃娃们一愣一愣的，天一挨黑就不敢出门。睡觉就打鼾，且鼾声如雷，响声特别，跌宕起伏，隔三间屋子都清晰可闻。老伴先他而去，村里戏谑，说是被他的鼾声闹死的。
谢富桥是我家邻居，读过私塾，能断文识字，会算账，因此早年当过生产队长。他长得矮小，驼背，印象中他腋下总夹着一个算盘，旧社会收租子的刘文彩似的。喜欢看书读报，下象棋，只是村里找不到和他兴趣相同的人。前几年总见挑他一担花篓，用一些自制的小笼子放在各个水沟里捕捉黄鳝和泥鳅。
记得前年春节回家，还看到三个老倌在一桌打跑胡，为几元钱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岁月无情，只一年的功夫，四位勤劳淳朴的老人就相继变成了山坡上的一堆黄土，村子里再也寻不到他们的形迹。那一夜我与父亲谈得很晚，我们屈指勾算着村子里还健在的，被父亲称为长辈的老人：上湾子里的瞎奶奶，坳上的刘老太，冲子里的聂老倌……勾来勾去十个指头还没用完，其中有两个看架势已经熬不了多久了。“唉——”，父亲无限感伤的长叹道，“都是要走的，马上就该轮到我啰。”我也被父亲带入一种悲凉感伤的情绪之中，依稀记起儿时第一次看见村里死人的情景，死者是一个被我叫“太爷”的老头，那时那帮孩子们对热闹的场面充满了好奇，一会儿盯着唢呐匠手里鸣叫的唢呐，一会儿模仿着道士们滑稽的表演，争抢着没有爆炸的炮仗，浑然不知死为何物，只觉得那老头安静的睡着了，如今却对死亡生出了无限感慨，我觉得整个村子就像一长溜队伍。
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按年龄的长幼排列着，这队伍不停的向前踏步行进，前赴后继，秩序永远不变，长短也永远不变。父母叔伯辈的站在中间，前面是爷爷奶奶们，再前面是爷爷奶奶的父母们，后面是儿子侄子辈，后面是更小的孙辈，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排在队伍的前端，年龄最小的接在队伍的末尾。前面的步履沉重迟缓，中间的步伐稳健从容，后面的嘻嘻哈哈，推推搡搡。小时候，我排在了队伍的末尾，后面一个人也没有，多么孤单啊，于是哇哇大哭，再看看前面，一长溜队伍熙熙攘攘，多么热闹啊。前面有些什么？队伍走到哪里去？对前面总是充满好奇和渴望，总觉得队伍走得太慢，于是不断的催促和推挤前面的人，总是搞不懂大人们为什么那么磨磨蹭蹭。渐渐的又有新的娃娃们站在我身后，他们也像我一样吵吵嚷嚷，推推搡搡。
似乎，只是打个盹的功夫，说不清是被前面的拽着还是被后面的推着，我发现自己和那群曾经一起争抢炮仗的小伢儿们已经米迷迷糊糊的站在了队伍的中间。我不再焦躁，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了队伍的走向和归宿，横在在队伍前端的是一条阴阳两隔的界线，界线那边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悬崖黑渊，活着的人谁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只是看见跨过界线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一个又一个永远的掉进了深渊，身后的人想回头却没有了机会，因为身后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潮水一样往前推。也有中途掉队溜号的，他们焦急的跑到了队伍的前端，记得廖大爷家的三儿子在城里的船厂做合同工，26岁那年的夏天，跳进沅江游泳解暑，没想到一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还有大姑奶奶家的二表叔，24岁那年，因为被邻村一个谈了两年恋爱的姑娘抛弃了，把一瓶“甲胺磷”当忘情水喝了，结果身体化作了黄土一堆。我理解了父亲的叹息，那是临渊之前的恐惧，也是看透人生后的淡定和从容。
一年年，一代代，岁月河水一样的流淌，村里的队伍永不停息的向前迈进，前不见古人，后却见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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