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早起,母亲慎慎的从木梯上叮噔叮噔下到灶房,吱呀一声打开前门,迎接天光地气。母亲扯过悬在墙钉上的棕枝笤,挥扫着桌凳橱窗,锅盖灶台。
老屋的灶由青砖和黄土垒就,呈长方形。灶量身定设着四口锅:煮捞米大锅饭的前锅,夹落边沿沸水的小仓锅,囤洗澡水的中锅,温饭候菜的尾锅。
灶尾墙边座落着一口大水缸,灶对面有扇四个纱窗漆迹斑驳齐人高的菜橱。灶屉里摆放着一双双半湿待干的灯芯尼布鞋,解放鞋,青年鞋等。还有进进出出行色匆匆的蟑螂,活蹦弹跳的灶鸡,这更是我们儿时玩耍的尤物、上品。
母亲坐在柴堂的沿板上,先将适量燥黄的稻草,金灿灿的松针叶,芦萁等带枝叶的散柴对拗,团进灶堂。“嚓嚓”母亲划亮火柴,探手从灶前小侧厢里捻出一根易燃的朽松干,将它点醒,作火引子。伸进黝黑的灶堂,架在易燃的散柴心窝。
为节省时间,乡下人早上便将一天的饭煮好,中饭回锅温一趟,晚上再热一翻。母亲将奶白泛扑六分熟的米饭用竹制的长柄勺漏适时捞起,搭在锅沿抖几抖,滞干米汤,再倾入偌大的饭甄里。锅里余下少量米籽,母亲拿起姜刷,添放姜丝,覆上笨重的木锅盖,开始熬润爽醇香的鲜粥。
儿时故乡还未引进杂交水稻,亩产很低。乡村人情事故盘根错节,家中穷得捉襟见肘。为做人情,父母不得不将少量口粮粜换成钱。田里的水稻还未成熟,谷仓己渐渐露底。为不使我们挨饿,勤俭持家的母亲在菜园里种上许多玉米,马铃薯,红薯等粗粮。散学奔回家,撂下书包,急忙掀开厚重的木锅盖,抓起母亲温在锅里的红薯猛啃。那股香,那份甜,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农家大都没有盘碟,全用大碗装菜。故乡炒菜叫“稀菜”。稀好的菜半汤半菜,是名副其实的“稀菜”。不像城里炒就是干炒。母亲用条羹勺少量凝猪油,甩落温热的锅里,菜炒到半熟时,母亲便开始渗水,用长柄的葫芦瓢舀水,“嘁喳”两声,菜便浮在水中。母拿着勺子,滴了又滴,意犹未尽,……因为油少,多放水不会将菜烧焦。家乡的水甘甜纯美,菜也天然清翠,母亲信手炒出的菜仍异常鲜美。
圩日,父母买回一点的猪肉,母亲拿少许汆汤外,其余便蒸熟,洒上盐巴,留着防客人。只有家中来了客人,我们才能吃到鸡蛋,鱼干等腥香难得的美味。
母亲手脚麻利,爱干净。我们身上的衣服向来都是朴素清洁。每隔十天半月,母亲便要将灶台餐具大清洗。用谷壳和稻草使劲的反复搓刷。
儿时头疼脑热如家常便饭。每当这时,母亲就会变戏法般从某个角落搜出诱人的零食。当这些果点仍释缓不了我们低苦的哼腾,母亲更是忧心忡忡。即便在寒露凝霜的午夜,呼啸剌骨的深冬,她都要披衣下床,摸到灶前,生火,在镭钵里狠力的璇磨木香。抑或用圆圆的镭条将芹籽,鱼辣,生姜镭烂,用沸水泡给我们服。幼时,四姐弟常腹疼脑热,每每这时,母亲便在灶前镭钵里鼓捣开了。母亲焦急的在灶前镭木香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那时家境窘困,不到万不得己,是不轻意去叫赤脚医生的。后来母亲每月都会煮上几回清热解毒的天然凉茶:鱼腥草,钩庭根,金银花,野菊花,矮竹叶等,从此我们便很少再害毛病。
改革开放,打工潮涨,姐哥纷纷外出闯练,从此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并在公路边盖起了窗明几净的平房。母亲将灶神接迎新居,一如既往的虔诚供奉。生活好了,锅灶也日益油光起来。
母亲的拿手菜有“红烧棋块五花肉”、“田鼠炒冬笋”、“凉瓜墨鱼汤”、“红署粉包饺子”、“扯蛋皮”、“整鸭炆萝卜汤”……这些自小便烂熟于胸的土特肴,是都市稀得的珍品,一想起就令我垂涎。
去年回家,看着母亲一如既往穿梭在灶前,手脚依旧利索。只是头上多出几许斑白的霜发。父亲己明显的沧老了,微瘪的面颊,空落的牙口,略微耳背,有时话不顺风要说三道才听得细。
如今,生活殷实了,炒完菜后,节俭惯了的母亲仍不忘将锅壁的油星用饭或粥汤过净……
华灯初上,都市霓虹交错,光怪陆离,凭栏远眺,却望不见半星人间的烟火。更深夜阑,心灵的小屋总会在不经意间腾起缕缕乡愁的炊烟,我知道,那是母亲在灶前燃点的生命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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