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分钱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在我们记忆的阳光下，在空中翻飞着，发散着灼目的光，落地时发出铿然的令人心动的声响。如果让时下的青年人来听这首儿歌，他们会认为这太滑稽了。一分钱用得着搞得那么的隆重？现在就是一角钱掉在地上，也没人去拾的了。这也难怪，现在的青年，他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自然不知晓一分钱在那个时代所能体现出的自身的价值。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一代，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幸福中，才能听得进我要给他们所讲的这个一分钱的故事。
那时，我们就读的学校叫川民小学，校址在川民四队。我家住在汪家街，属川民五队，离学校有一里多路。我的堂兄住在深沟，属川民七队，离学校有三里多路。他们的子女到学校来读书，要经过川民六队。川民六队，我们称为李家湾。因为住在这儿的李姓家族中，出了两个公社干部，两个军官-，一个大队长。在乡亲们的眼里，这里自然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的了。大家在对各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这是李家湾那埋在竹林地里的祖坟起作用了，那坟山长得挺雄厚的，好像年年都在长，坟头上的草绿油油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棺好地。在我们那里，是很讲究风水的。凡是家里有人做官发财，就一定是得到了祖宗的保佑，而祖宗要保佑子孙，必须得埋在好地才行。
提到葬好地，我倒想起大人们讲的赵匡胤葬父的故事。
赵匡胤原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家乡的一条大河里，有一块龙石，当赵匡胤洗澡时，游到龙石上去耍，那龙石就会张开嘴，就像人张开嘴样。
杨家是当地的富户，他请阴阳为其父看葬地，阴阳说村前大河里的龙石是棺绝好的地，若能把他父亲的骨灰葬在那龙石的嘴里，今后的子孙就能当皇帝。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得到。杨家便出了天价请赵匡胤将杨家父亲的骨灰葬在石头的嘴里。谁知赵匡胤也知道了这么回事，就把自己的父亲的骨灰用红布包了，等龙石张开嘴时，他却把自己父亲的骨灰葬进了龙石的嘴里，而把老杨家的挂在石头上。他随口封道：“左挂左丞相，右挂右丞相，赵家天子杨家将。”后来果然得到了应验。我不知乡亲们是从那里得来的这个故事，但大家都很相信。所以，大家看到李家湾有人当官了，就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埋到了好地了。
那时的干部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那时常搞运动，一旦你不干不净的，你就猫儿抓糍巴——脱不了爪爪。所以，他们即使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的。不像现在的官员，个个都贼精贼精的，贪污腐化你抓不到他的把柄，加上现在又不搞运动，除非是他自我暴露。这到应验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倒。”即便是这样，这些干部的子女在各方面还是显得很优越。
他们的穿着打扮跟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是不相同的。我们穿的是打着补丁的不分季节的毛兰布衣裤，这种家织布最大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不容易烂。至于为什么会打上那么多的补丁，完全是岁月流逝的缘故。那时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是兄弟轮流穿，像这样持久乃至永恒的穿下去，就是石头和铁都会烂的，哪有布不烂的呢？等那衣服已破烂到实在是不能补了，它才会光荣的从我们的身上退下，被慈母手中的千针万线缀成千层鞋，陪伴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对这些为我们默默奉献的毛兰布，我们还是有着真挚深厚的情谊的，它是我们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患难之交。我们的口袋里很清贫，一年中难得有一分钱进入口袋。只有在为家里去买盐、买火柴、打煤油时，口袋里才会有几个活蹦乱跳的硬币的。不过大多数情况是我们将硬币紧紧的攥在手心，似乎是生怕它跑了似的。到了商店，那些硬币已被我们的汗水打湿，好像是洗了个汗水澡。那时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用一角七分钱去买一斤盐和两盒火柴，怎么样能买到？”当时，一斤盐巴正好是一角七分钱。答案是每次买盐巴时都是二两二两的买，买一斤盐刚好多出两分钱。可是售货员也知道，他才不会卖二两盐给你呢。所以这想法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只是反映出了人们是怎样一厘一厘的节省开支的。
那些干部子女，热天穿的是的确良，风一吹，一浪一浪的，像河水的涟漪，看着都叫人觉得凉爽；冷天穿的卡其布棉衣，很少打有补丁，我们在浑身瑟瑟时，想到那棉衣里该是多么的暖和啊。他们的口袋里时常有一两分硬币，不知他们是为了故意炫耀还是想显示，那口袋里时常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在我们听起来如同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后来我看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那葛朗台每天都要去听金币的响声，我想，他那时的心情跟我们的心情是相似的吧。
我堂兄有个儿子，跟我同年，在一个班读书。他这个人是很吝啬的，他的东西任何人都拿不到。就是你的东西，如果你拿给了他，然后你叫他再拿点给你，他也不会干的。我们那里把吝啬称为“夹”。像堂兄的儿子这么吝啬，大家说他“夹得很”。那时，有部电影，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抗日战争的片子，其中有个日本鬼子的头头儿叫“松井”，他在指挥日本鬼子进攻时，常会喊“夹得紧”。这是音译词。因为这个小日本说的是日语，我们自然听不懂，只是听起来那音好像是“夹得紧”。跟“夹得很”谐音，于是大家便用“夹得紧”来称他。他的小名便成了“夹得紧”。我们这里的人是爱跟人取小名的，这些小名听起来都是挺笑人的。
“夹得紧”喊我三哥大满，喊我小满。我们秦家叫叔叔都是以“满”来称的。“夹得紧”向李家湾一个公社干部的儿子借了一分钱。他借这一分钱来干什么，我至今都没搞清楚。这个公社干部的儿子也许想到是一个班的，而且又是挨到的，大家都认识，就借给了他。后来，到了该还的时间，公社干部的儿子叫他还，他却没钱来还的了。
“夹得紧”不敢回去对自己的父母说，因为回去说了，不但拿不到钱，反而还要挨骂的。他只得跟这个同学说好话，说是以后还，他这样做，有点像现在有些欠帐的人，认帐不赖帐。
那公社干部的儿子见问了多次后，他都是说后头还后头还。便给他规定了还钱的时间，结果，“夹得紧”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是没能把那欠的一分钱给还了。那时有句顺口溜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若借不还，全家死完！”这话说得是很恶毒的，但也反映出大家对那种借钱不还的人的憎恶。这下子，那公社干部的儿子发火了，而且还迁怒到整个川民七队的学生，这很像是过去的什么“连坐法”，他联合起李家湾的学生，不准许川民七队的学生从李家湾过，说是得等到把那一分钱还了才能过。否则，他们是见到一次打一次，这倒有点儿像绿林好汉们的那种留下买路钱的味道。
李家湾这群学生娃也做得太过火了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只管找“夹得紧”算帐就是了，怎么能找整个深沟的学生算帐呢，这确实有点蛮横霸道，人们不是说：“各人的码头各人歪”，“强龙难压地头蛇”吗？所以川民七队的学生虽然也不断的抱怨“夹得紧”，可拿川民六队的学生没办法，大家在挨了一两回追打后，都不敢从川民六队经过了。他们上学便绕道从川民五队经过。只是这样一来，得多走两里山路。
一天，三哥率领着我和川民五队的一群学生去上学，却看到“夹得紧”他们从我们队的坡上走下来，““夹得紧””看到了三哥和我，就“大满”、“小满”直喊。三哥很是奇怪，就问他们怎么走我们这边呢。他们就说是川民六队的不让过。三哥又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便把情况说了。三哥听了，问“夹得紧”有一分钱没有，“夹得紧”说他没有。三哥也没有，但他对川民六队不让人过路的做法很是反感，加上平时大家看不惯李家湾那些当官的儿女的那副嘴脸。同时三哥觉得这是李家湾的人在欺负自己这一家人，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帮自己这家人，就跟大人们说的样：“手指拇儿不能往外掰。”三哥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告诉他们，就说我大满说的，钱后头有了一定会还给你的，这路得让我们走。如果不让走路，大满就会对他不客气的，要收拾他们的。”
他们当真去说了，但六队的人不买三哥的帐。仍追着打他们，一直打到他们所在的七队。他们便来向我三哥讲了。三哥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狗日的那么凶，好，等几天，我找个时间，狠狠的收拾他们这些狗日的。”
我三哥是我们队的娃娃头。全队二三十个学生娃，全都得听他的。大家把他选为总统，三哥便任命我为副总统。每天放学回来后，他就会组织大家来打仗。大家的武器都是用木头、芭茅、黄荆等做成的。木头一般做手枪，因为这能节省材料。黄荆可做弓箭之类的，芭茅杆能做各种各样的武器。像手枪、机关枪、手榴弹等。由三哥把人分成两边，一边当敌人，一边当解放军。大家摹仿电影里打仗的情节。这打起仗来，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的被打痛了，就会哭的。要是大人知道了，有的争娃娃，就会来骂大家的。于是，三哥订了一条军法：不管哪个被打痛了，不准回去告诉大人。谁要是敢回去告诉大人，今后就不准他来参加。小孩儿都是喜欢热闹的，这不准他参加，就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可是不好受的了。所以大家都怕以后不能跟大家一起活动，每每在打仗时，被打痛了，往往会哭几声，但一听到大家说再哭以后就不准参加时，他就会不哭了，只是抽噎着。像这样天天打仗，大家都从来不会厌烦的。所以我们队的学生娃，算得上是训练有素的了。
三哥先向自己的人马发出号召，叫大家积极准备好，在最近这两天，我们要去打川民六队那些狗崽崽，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天天都在练习打仗，这回看我们平时练习得怎样了。大家一听，这回要真的去打仗了，个个都喜气洋洋的，好像是有什么喜事样。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狠不得马上就去打。三哥很满意大家的表现，他叫大家先不要急，等他去联合好农富大队的那群学生和川民三队的学生后，再痛痛快快的把川民六队的好好的打一顿，叫他晓得我们的厉害，今后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三哥把人联系好后，就向六队的下了战书。那六队的想到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不会怕的，就一口答应下来。到了约好的那一天，三哥怕六队的人吓倒不敢来，偷偷跑回去，就叫我们低年级先放学的跑到前面去把六队的人挡住，不要他们跑回去了。等他们高年级放了学后，大家一齐去打川民六队的那帮狗崽子。
我们十来个先放学的低年级的学生，一放学后，就赶紧跑到四、六队交界的一个小土坡上，这是六队的必经之地。我们手里各自拿着干泥巴坨坨，等六队的一上来我们就用泥巴坨坨打。我们站在小坡上，心里有股莫名的兴奋感，好像我们真的像电影里的那些解放军战士了。我们这回可要当英雄了。
六队的放学回来，看到我们已抢占了有利地势，就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这群小娃儿当然抵挡不住他们强烈的攻势的，很快就被他们给打了下来，小山坡被六队的人占了。我们站在小山坡下，并没有跑散，仍拿着干泥巴坨坨和六队的对打着，这自然是我们吃亏占下风的了。不过，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把六队的人拖住，不能让他们跑回去了。
三哥放学了，他带了一群人，可能有三十来个人。我们见总统来了，一下子就来了信心。我跟三哥讲了一下情况，三哥夸奖我们做得好。接着，他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冲啊！”大家就好像是听到了总攻的冲锋号一样，不管六队的人在上面扔干泥巴坨坨打人，也不管这些干泥巴打在身上痛不痛，只顾一个劲的往上冲。六队的人没见过这种阵仗，被吓住了，他们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冲散了。
大家冲上小坡，向着正在溃散的六队的人用泥巴坨坨猛打，打得六队的人是抱头鼠窜的。
这时，六队的头头儿，不知是被吓蒙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往山顶上爬去。三哥见了，便叫上几个跟他同岁的人去追。到了山顶，正好三哥约的三队的人也从山顶上赶来，碰了个正着。这六队的头头儿没地方跑了，人也吓软了。三哥便和几个人把他抬起来，像抬死狗一样往山崖边抬去，准备从山崖丢下去。
这时，这头头儿的父亲，川民大队的大队长，正在田坎边淋牛皮菜，他见一群学生，闹哄哄的抬着一个人往山崖边走去，他知道这这群不知天好高地好深的娃娃，肯定要把这人从山崖上丢下去，他知道这一丢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便大声吼道：“你这几个狗日的要做啥子了，还不跟老子把人放了！”
大家听到大队长在骂，都害怕了，便把人丢到土沟里就跑了。
现在想来，当时要是把人从这山崖丢下去，不把人摔死都会摔残的，那才真不知闯下什么祸事来。
从这以后，川民六队便不敢阻挡七队的学生过了。那一分钱，他们也不敢再问了。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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