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青山环绕,翠竹环抱的小山村,鹅黄色的嫩柳拂水临照,拭去一冬来的倦意,田野里的菜花是山村那张最俏丽的脸,流淌着浓浓的明媚春情,院里院外的那一树桃花、杏花、李花,抛撒着热烈的鲜艳,迷醉人的心情。我们这些山里娃,置身花团锦绣之中,同和煦的春风追逐金黄色的蜜蜂、花枝招展的蝴蝶,白毛红掌的鹅,青色的老牛,自己失落阡陌晒场的嬉笑声,渐渐长大。
当父亲为我收拾好行囊,催促我上路时,我才醒悟到,我已不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了,我已是十四岁的纯真少年了,我要离开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到我从未谋面的县城去读高中了。
我怕到那陌生的地方去,我不知城里的人会怎么看我这个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山里娃,我不知那陌生的地方会不会接纳我。听人说,那儿的人很多,跟蜂箱里的蜂子似的,我们听了都咋舌,蜂箱里的蜂子密密麻麻的,挤到连气都出不到了,那阵仗看到都吓人的。我不知道城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好,到哪儿去找吃的呢?我们山村靠村前的田畴,村后的山坡打下的粮食来解决吃的。可大家都喜欢往城里跑,说正是因为人多才显得繁华,还说那里有高楼大厦,有美味佳肴,大家把这样做称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城里有我们乡村高吗,我们的山坡可高呢,它不可能高过我们村子后的山坡吧。
父亲很高兴,因为他的儿子有出息,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这可是小山村解放以后,第一个到繁华的县城去读书的娃崽哦。父亲的高兴是藏在心里的,大人们总是喜欢这样子,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情显露出来,好像生怕别人来瓜分了似的。他们把这叫做老成持重,说是他们不像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一丁点儿事,一有点喜事,就恨不得跑到牛脑壳坡上去用高音喇叭向着全村的人大喊大叫,把个芝麻大点的事,说成有麻筛那么大。我不知道小孩子这么做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整天无忧无愁的,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过笑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从不把事往心里去。
父亲的喜悦没能瞒过我的眼睛,我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来的。俗话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我们小孩子最爱看父母的脸色啦,我们知道看父母的脸色行事。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觉得到县城里去读书是件大好事,我的人生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了。在得知我考上了县重高,父亲和母亲都吩咐我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学校,好跟娘老子争光,你吃上了国家粮,你后半辈子就享福了。我那时虽说是一个初中生了,可不知怎的,仍然像是一个小孩子,很不懂事的。也许是因为在山村,一个村子的小孩子曾天都是裹在一起的。一起去打猪草,一起去割柴,一起去洗澡,一起去爬树掏鸟窝,一起在晒坝里嬉戏游玩,因此那颗童心不受年龄增长的影响,并且有可能伴随一生。后来我们看《射雕英雄传》,从那老顽童周伯通身上看到了童心。这是人世间最纯洁,最真诚、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把它保存下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世风雨后,这童心就像是古董、文物,有了历史的价值。
父母跟我说的这些,我压根儿就没有去想。我只觉得我会像村里的大人样,一辈子都厮守着山村,不会到外面的世界去,外面的世界是别人的,与己无关。
父亲是下午带我到学校去报名的。父亲也找不到学校,但他会问,不像我,拙口笨舌,不愿开口。见到年长的人不打招呼,父亲曾训斥我说:“你见到人就跟我喊,喊死人又不要你填命的。”可我还是不喊,倒不是说我不想喊,其实我也是想喊的,可就是喊不出口,害羞,我有时也生自己的气的,但还是没用,诚如人们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父亲的背上是沉甸甸的用麻布口袋装着的我必需的铺笼罩被,我穿的衣物,是用蛇皮口袋装着的,在父亲手上提着,我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只是在背上背了一个崭新的空瘪瘪的书包,它像是一个招牌,就像很多学校的校徽一样,能表明身份。只是校徽很小,艳艳的灼目,像火焰在胸前摇曳,而我背着的书包就显得够庞大的了,老土而无气派。背着它在街道上走,有点滑稽,只是它除了表明我是个学生外,却不能表明我是县重点高中的学生,这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有点失落。
父亲领我到学校去报了名。就问班主任,我的宿舍安排在那里。班主任说,寝室已住满了。不知怎么的,我想到客店里挂着“客满”的招牌,就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有被人遗弃的感觉,我担心起晚上睡觉的问题来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睡那儿呢?班主任体谅我们的心情、处境,就安慰我们说:“等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有空铺。”
天快要黑下来了,在家里,竹林里,老榆树上的麻雀早就闹喳喳了,村庄上空的炊烟也肯定升得很高的了,像一个人往天空抛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先前,我和伙伴们,在晒坝时,此时闹得比麻雀还欢呢,我好像能听到他们的喧闹声。我便想家了。
小孩子的心事,大人们才懒得猜呢。父亲领着我去找班主任,班主任见到我们后,很难为情的,并连说对不起。父亲见老师这么的通情达理,一点也不怪老师,只是对班主任说,能不能找个地方,把今晚上应付过去。住客店得花钱,农村人找个钱不容易。班主任便把我们领到了红旗楼,这座楼的楼板是木板的,班主任满是歉意的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将就住一宿吧!”父亲忙答应要得要得。
父亲在楼板上把被单铺开,然后把铺盖拿出来,我与父亲就准备在这上面睡了。
这时,班主任又领了父子俩过来,看来这父子俩也可能跟我们一样,班主任便带他们到这里将就住一宿。
两位父亲交谈了起来。摆着摆着,彼此便熟络了。他们果然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情况。他们是太平区人,姓姚,学生的名字叫姚文德。当时,我在听到这个名字后,总是会想起另一个名字,姚文元,“四人帮”里耍笔杆子的。我觉得按辈份来说,他应该是姚文元的弟弟。不过,这时姚文元投靠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他也成了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谁要是跟他沾亲带戚,谁就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我便没有问他与姚文元是什么关系。姚文德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农家的孩子大都是这样的,怕生,怕长辈。只是我俩还合得来,就互相问对方。想不到我俩是一个班的,都很高兴,因为有了伴,以后的日子就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了。这是我们最怕的。
两位父亲也知道了,都嘱咐我俩要互相关照。我与姚文德都点头答应着。
第二天,学校跟我俩安排了铺位,我与姚文德是上下铺,他住上铺,我住下铺。我俩的床铺好后,两位父亲又吩咐我俩一番,然后就回去了。
开学后,我俩是形影不离。过了一两周,我俩想起家来了。在第二周的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俩来到寝室外的一个空地上,对面站着,不知是谁先问想不想家,听到的就点了点头,接着就默默的流泪,那眼泪一出来,就好像是打开了闸门,不断地往下流。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脑子里总是浮现爸妈,小伙伴,屋子后面的那片竹林,屋外的方方水田,甚至还想到父母这时在干什么,那心里就憋闷得难受,眼泪也就流出来了。在流过了眼泪后,心情便好多了,一身也轻松了不少,然后一起回到寝室。
有时,姚文德的饭票吃完了,他来向我借,说等几天他父亲送米来了后就还给我。我听了,就对他说,不用还,到时我没有了,我俩又用你的饭票。他知道我这是在变着法不要他还,他便不同意,说是我以后没有了,他又借给我。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不接,他就硬生生的把饭票塞进我的衣服口袋里,我只能接受了。后来,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就对他说,我没有借饭票给他,可能是他记错了,把借别人的饭票记成是借我的了。他先还是坚持说是借了我的,他是不会搞错的,他问我是不是搞忘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未必我借了东西给你,我还记不到嗦!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也就有点糊涂了,将信将疑的认为是自己记错了。也许他想到,哪有借给人家东西,却说没借的人呢。我在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很够朋友的了。
俗话说:“舌头与牙齿那么好,有时都会咬着的。”我觉得我跟姚文德俩个就是这样的。
我俩是前后桌,因为桌子与桌子之间比较窄,我在回座位时,常会将后一桌的东西碰到掉地上。当东西掉下去后,落在他那方的就由他捡,落在我这边的就由我捡,彼此成了一种默契。
有一天,不知是咋个回事。我在回座位时,把他的书碰掉了。书是掉到我这边的,我想到照老规矩,等我回到座位后再跟他捡起来。那晓得他却对我发起火来了,叫我快点跟他把书捡起来。我一听,心里就很是不痛快,像这样的事,又不是一回两回的了,你这是发哪门子邪火嘛!你越是着急,我越是不急,就跟俗话说的样:“急性子偏遇到个慢郎中。”看你怎么办?我便回了他一句:“你等到嘛!”他见我有点佯装不睬的样子,越发的急了,就用手来推了我一把。他这一推就把我惹毛了,每个人都是有性格的。我把他推我当作是他出手打人,我在心里想,耶,你还敢打人嗦!你要打人,我还不捡了。我就直接回绝道:“不捡!”他没想到我还这么干脆的回绝了他,有点火了,又用手推了我一下,同时用命令的语气叫我跟他捡起来。我见他又动手打人,就拿起桌子上的笔,扭转身向他刺去,那笔刺在他的衣服上,他抢过我的笔,扔到了讲台上,我又跑到讲台上去把笔捡了回来。老师来上课了,我俩也就没动手了。
后来,班委把这事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把我俩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读书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被班主任喊去站办公室,对学生而言,站办公室,那是最没面子的事,算得上是一种耻辱。我记得在小学、初中,同学们常常弄会对那些去站了办公室的同学起哄,连平时很调皮的同学,也会羞得来脸红筋涨的,感到无地自容的了。我对自己去站办公室是后悔得要命的。早知这样,把书捡起来不就得了。弄成现在这样子,不但同学们会笑,班主任也会对自己的看法不好的。我瞥见姚文德耷拉着头,神情蔫蔫的,没有了一点儿精神气,我想,他肯定比我还要后悔的。
我俩来到班主任那里,如实地把情况说了。班主任听后,就训斥起姚文德来。“人家叫你等到,你就等不及了,还敢出手打人,你要知道,就算你在有理,你出了手你就没有理了。何况还不是你有理。我平时跟你们讲要团结友爱,像这么大点的事,竟然还打起架来了,要是在大点事,我看怕要翻天了。”我俩都毕恭毕敬的听班主任老师的的训斥,服服帖帖,唯唯诺诺的。
最后,班主任老师叫姚文德跟我道歉,我跟班主任说不必了,班主任说必须得道歉,今后他才好从中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的。在姚文德跟我道了歉后,班主任叫我俩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后要像先前一样,还要比先前更好才行。我与姚文德都不住的点头,表示要听班主任的话。
我们在小山村土生土长,有着纯真和实诚,淳朴和厚道,宽容和豁达。事后,我俩在心里责怪着自己,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我俩还是像过去一样好,全当没发生这事。
一天早晨,起床铃响了之后,我起床时,感到头很沉,起不来了。姚文德见我没起床,就催我快起来了,不要迟到了。我就对他讲,我生病了,请他帮我请个假,他答应了。
我没把这病当回事,以为就是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凭着自己年轻,在床上躺一会儿,就会好的。谁知我在床上躺着,脑子却越来越昏昏沉沉的了,连抬头起来都很是困难。我才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了。我后悔没有叫同学扶自己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现在同学们都去上课了,只有到吃午饭时,他们才会回到寝室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太难熬了,可我没法子,只能苦苦的熬着。
这之间,我呕吐了,很是厉害,好像是翻肠倒肚一般。呕吐后,我草草的收拾了一下口鼻里的秽物,再无力去收拾干净,也任由床下那堆秽物发出难闻的气味,我整个人好像是虚脱了似的,身子像棉花一样的软而无力,脑子更加昏昏沉沉的。
不知什么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名字,这声音听起来很缥缈,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一双焦虑的眼,我马上认出了这是姚文德,他怎么回到寝室来了。现在想来,他肯定是见我一直没去上课,便想着到寝室来看看。当他看到呕吐在地上的那滩秽物时,便明白了我已病得不轻的了。
他见我睁开了眼,就对我说:“来,我背你到人民医院去看!”
我在听了他的话后,心里发热,眼里发涩。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感动。
其实我在床上早已熬不住了,一直在苦撑着,等有人来。现在姚文德突然像是从地上钻了出来,成了我的救星,我怎么会不感动呢?
我不想让他背我,虽说我们校到人民医院只有一、二百米,可他如果把我背到人民医院去,肯定会累坏的。我想硬撑着,让他扶着我去,我溜下床,拉着他想站起来,谁知那脚直打颤,人还没站直,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了。
姚文德假装抱怨说:“你充啥子狠嘛!别耽搁时间了,来,我背你!”说完,他蹲下身来,不容分说的把我往他的背上拉。我只得依从,因为我实在是走不了了,我也想早点儿去看医生,让病早点儿好。
这一、二百米路,对姚文德的体力、意志、毅力都是严峻的考验。我分明的感觉到他的背越来越弯,呼吸声越来越粗重,好像那些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人走路时的样子。我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几次催他把我放下来,歇歇再走,可他就是不听,还叫我不要乱动。我知道我动或者说话,都会让他背起来更加的吃力。我便没劝说了,任由他背着我走。
到了医院,他把我放下来,我才发现他满脸满头都是汗。他去把号挂了后,又把我背到医生那儿,然后楼上楼下忙忙碌碌去划价拿药。这大医院看个病就是麻烦,好像不把人累着,他医院就没本事样。
在背我回去时,姚文德在路上歇了一次,看来他也确实背不动了。在把我放下来时,他似乎觉得对不起我,满是歉意的对我说:“我们歇一下再走!”
回到寝室,他又忙着倒开水,叫我把药吃了,等我躺下去后,他为我掖了掖被子,便跑着上课去了。
中午饭、晚饭都是他跟我打来了的,我的口很涩,吃什么东西都无味,对食物产生抵触。他劝我怎么也得吃点东西下去,说是不吃东西下去,把身体拖垮了,那病就不容易好的了。我实在是不忍拂他的好意,硬起心胸打起精神扒了几口,感觉那饭菜在嘴里像木渣一样,难以下咽,要多久才能咽下去的。他见我这难受劲,也不勉强。
第二天,我的病便大有好转了。
这件事,我没有去向班主任说,我觉得好朋友间这么做是应该的。姚文德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这件事,我俩也当是没发生过一样。
这些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这些是记忆中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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