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位处苏中平原，上下河交界地段。虽不似里下河水乡出门靠船，无船难行，船也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罱河泥、运肥料、运粮食、运砖瓦要船，捕鱼、放鸭、采菱要船，甚至运嫁妆、接新娘也要用船。一个生产队里都有五、六条甚至十多条船。有水泥船，也有木船；有大至十几吨、二十几吨的，也有小至丈余，只能承载一、两人的小划子。有的船上装有柴油机、挂桨，靠机械动力行驶；有的船靠人力撑篙、划桨或摇橹行驶。在水泥船还未普及的时候，农村里大多用的是木船，木船在水中因为容易朽坏，每隔一、两年都要拖到岸上来修理、油漆一次。修船的时候，人们把船从水中拖到晒场上，覆过来，船底朝天，用木凳将船架空，人可以在下面穿过。修船的木匠们先将朽坏的木头凿掉，换上新木头，然后用油石灰和麻丝嵌进船缝中。木匠们拿着斧头、錾子很有节奏地在船身上敲击着，那叮叮当当的金属碰击声和船体发出的嗡嗡声，互相应和着，传得很远。木匠们有时还一边敲，一边唱着小调，惹得我们这些小孩围在旁边听，像看社戏似的，那样兴奋而激动。船缝嵌好后，就剩下最后一道工序——油船了。油船用桐油，为了让桐油既渗进木头里，又在木头的表面形成防水层，一条船往往都要油好几遍，直到将油“喝足”为止。这样油出来的船，在水中就不易被侵蚀朽坏了。
在生产队里，我的父亲是行船的老手。队里到上海去运血料（肉联厂的猪血，可以垩田），到海下去买豆饼，到苏南去购化肥，等等，大都安排我父亲去。撑篙、摇橹、划桨、背纤，以至后来的开挂桨机，他都既舍得吃苦，又是一把好手。在长江中曾经遇过险。有一次，他们驶着一条装满血料的船过江，刚过时，江中还风平浪静，可到了江心，风浪渐渐大起来，浪头扑打着船头和两舷，江水差不多要涌到船舱里来。我父亲一看不对头，船装载太多，吃水太深，如不赶快驳浅，有可能发生沉船危险。父亲急忙和船上另外两人一起，拿着豁锨把船舱中的血料一下一下地豁到江中，加之浪头也渐渐小了下来，船的装载也轻了许多，终于化险为夷。之后，我父亲和船上的几个人都吓得出了一身汗，一直到回家后，还后怕了好长时间。农村分田到户后，父亲自己买了一条十几吨的水泥船，和妈妈一起上船贩运砖瓦。两人行船行了五、六年，每年也能赚到几大千甚至上万块钱。那时，父亲、母亲才五十多岁，正是身体和精力都还很好的时候、心还很雄的时候，吃苦耐劳的天性和熟于行船、精于经营的能力使他在那段时间成为我们生产队首先摆脱贫困而逐渐富起来的家庭之一。然而，代价也是很大的，几年之间，父亲迅速衰老、身体一直很瘦，母亲的背则越来越驼，他们两人的手也被砖瓦、篙桨磨得老茧、裂口遍布，粗糙不堪。最后，在我们弟兄几个的一片反对声中，他们不得不将船卖掉，脱离了那又苦又险的行船生活。
我在十五、六岁初中毕业前后的一两年内，也曾在生产队里行过几次船。记忆最深的是一次用船装运山芋藤。那次，我和春根、二黑一起撑着一条四、五吨的水泥船到三、四公里远的一块地上去装运山芋藤，那块地靠河边，我们把船在河边停好，上岸将已经割好的山芋藤挑到船上。因为山芋藤太多，体积又大，我们又想多装点回去，就将船上堆得像小山似的，然后，我们两人拿着篙子，在船边撑，一人在后面掌舵。在离家剩下不到一公里水路的时候，险情发生了。由于山芋藤一边轻、一边重，导致船体发生倾斜，如山似的山芋藤倒入水中，船体随着山芋藤而倾覆，最后竟然船底朝天了。我们三人只好随着倾覆的山芋藤、船体慢慢地移动，最后都趴到船底上了。由于河不深，山芋藤几乎将河填满，所以虽是水泥船，也无沉船之虞。我们在船底上坐了一会儿，平息了一下有点紧张、害怕的心情，直到等来了另一只船，我们才平安上岸，回队里向大人们报信去了。
第二天，队长安排了十几个大劳力，才将倾覆的船正过来，然后将落在水中的山芋藤捞到船上，分两次运回队里。那时已是深秋，天气已经有些冷下来，大人们下水扳船和捞山芋藤时，都冷得直打哆嗦。我们三个站在岸边，除了挨骂和奚落之外，既帮不上忙，也不敢再去逞什么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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