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饭食不饱”，并不准确，确切一点，应说“粥食不饱”。因为在我的知青生活中，很少吃饭，基本上喝粥。“不饱”贯穿我知青生活的始终。我同母共生的弟兄几个，我个头最矮，“不饱”罪责难逃。因为我十六岁插队，以后几年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肥料不足，庄稼当然不壮。
　　
　　插队开初六个月，知青每月38斤米由国家定量供应，平均每天不到一斤三两米。用早稻米煮，可以煮浅浅三碗饭；用晚稻米煮就只能煮两碗，因为晚稻米不胀。由于无油水下肚，无菜蔬相辅，又要下地劳动，更是小伙子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我一顿可以吃两大碗米饭。因此如果做饭吃，一斤三两米吃不到两顿，那就只能煮粥吃。每天早上，如数的米伴着一大锅水，我用柴草烧开了，让米在锅里胀一会儿，再去加把火，一天的粥食便算煮成了。早上吃三碗，中午吃三碗，晚上吃两碗。粥不算太稀，也不算太厚，就着点咸菜吃（咸菜是从姜堰家里带来的）。每顿吃完是最能考验我自制力的时候，因为肚里不饱，还要吃，想到锅里盛，又想到盛了，那就抽了另一顿的肥，怎么办？来个场地转移，赶快下田去。带着大半个胃的粥，在内里“哐啷哐啷”的响，扛上农具，行进在长长的乡间小路上。我怀疑我的胃有洞，在漏粥，否则怎么上午不到十点钟，胃里就空空如也呢？我有气无力，干活没劲，用农具撑着天，看看天上的太阳不动，典型的恒星模样，恨不得上天用手推它几把，推到天中央，队长就要喊：“吃晚茶啦！”可听不到队长喊，却听见农民朝我叫：“小张儿，别把天撑掉下来呀！”是嘻嘻哈哈的声音，可饱含着严肃的话题：催着我干活，不要偷懒休息。于是我又继续干一会活，停下来再用农具撑天，再看太阳，还看自己的影子，盼望影子正到自己的背后成180度，这时大概12点左右，盼望已久的队长喊声才可能在广阔的田野里回荡，我也才可能拖着饿得恨不得要瘫在地上的身子，回去喝那等待我半天的锅里的粥。
　　
　　六个月过后，国家停止定量供应粮食。严格的说，我才真正过上了农民的生活——靠工分过活。靠我干活挣的那点工分是绝对养活不了自己的。知青插队碰运气，有些生产队情愿你干重活，给你大工分，把你完全当大劳力待，算是为生产队作贡献。我运气不好，所在生产队穷得兔子不愿意来拉屎，社员对我到来从心里说很不欢迎。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社员全靠田地的收获活命，田地是个定数，我来了，分的人增加了，社员的个人分得就减少了。如果我拿了大工分，他们的分得就更少了。因此我插队七年，直到我离开农村的那一天，，队长总是分配我干“放泥”一类的轻巧活，我每天也就始终是三个工分。我曾多次提出干重活，想拿大工分，一直未能成，对此，我不怨恨农民，他们实在穷得太可怜。
　　
　　大概大多数知青与我命运相同，工分少，分粮少，反应强烈，于是上级有了硬性规定，知青吃粮标准不低于生产队平均数。我那个生产队每年口粮平均数一般五百斤稻麦。机成米面四百斤都不到，平均每月三十斤多一点，不及国家定量供应数，也就是说，我的“粥食不饱”要加剧。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姐姐从城里来看望我，我很高兴，把姐姐当客人接待，我破例煮了米饭，冲了一碗开水，里面放了盐，再加了一勺从城里带来的猪油，制成了“汤”，外加咸菜，桌上连饭连汤菜四个碗，在当时，这是我最高规格的接待。占姐姐到来的光，我吃了满满两碗米饭，享受到了“饱”的快乐。
　　
　　粮不够吃，只有回城混父母的，混一段时间再下乡。父母在城镇经济也很拮据。唉！当时毛泽东寄给福建一个叫李庆霖的知青家长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信中语），怎么就不寄钱给我的呢？
　　
　　插队三年后，我在乡下难耐寂寞，竟然动了要买收音机的念头，钱呢？哪来钱呢？当时怎么就想不到去医院卖血，却想到去卖米。我咬着牙，硬从已经不足的口粮里抽出三十斤米到溱潼镇上去卖。这是我第一次“经商”，无生意经验，偷偷地买给一个精得快要把米按颗粒算的老头（一定要“偷偷地”，否则工商干部捉到要作投机倒把分子论处），经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卖得很便宜，秤上我又一再让步，只卖了12元，后来设法再凑了一点钱，买了一台18元的收音机（牌名记不清了）。这以后我的日子就更惨了。每天下锅的米很少，煮的粥非常稀，稀得每顿我不用筷子，捧住碗直接喝，就像喝开水咕隆咕隆喝个一干二净。上午下田劳动不到九点钟，肚子就唱“空城计”，到12点左右，队长喊“吃晚茶喽”，我已经饿得腿在发抖。怎么有气力走回家的，全靠老天爷保佑。而最要命的是收音机后来又被人偷了，千刀万剐的贼呀，你知道爷爷我这收音机的来历么？全是割我的肉换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