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有了一个家，繁衍成一个村庄，那就是我的故乡泗水河村。
　　
　　泗水河村有着五百年的历史，一个老祖先，今天有两千人口的大村，更有着中原沃土一样的善良村民。村里有三条街，我家就在老北街上的村东头。南门外有一个大水坑，雨天蓄水，旱时浇地，是村里的多功能天然水库。平时喂牲口，洗衣服，妇女们的说笑声，能飘出十里路。
　　
　　故乡是我心中一幅名画。楼房替代了过去的瓦房变为美丽的复制品，再找寻不到我童年记忆中的原貌。今天老家已经是堂哥的家，旧貌换了新颜的家。院子空地有羽毛球场大，两边呈九十度直角新建十二间房，上下二层楼，门面房是五间用砖盖起来的平房。多年前堂哥全家搬进城里居住。老家成为一个空壳，院子里小草生长茂盛，好多年不见炊烟和人影。
　　
　　我对今天的院子已经感觉到很陌生，老院子的旧模样被无法复制的破坏掉了。
　　
　　南街学徒
　　
　　每家都有一本辛酸的故事。小时候最常听的是妈妈说老家的旧事。庄稼院里的故事是讲不完的一本厚厚的书。
　　
　　初秋，一天夜半，爷爷做了一个梦，上房屋窗下鸡窝的棚顶塌了，一群鸡，被鸡窝的四面墙圈围着，伸长头在墙外。醒来后，爷爷再也睡不着，披上衣服，下床，走出屋外，看看鸡窝，一切都和白天一样。爷爷在院子里转来，走去，嘴上吧答着旱烟，怎么也想不明白那桩稀奇古怪的梦。后来，那夜的梦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父亲两岁那年，奶奶得了一场病，带着对家的思念，走了。爷爷明白了，他就是那鸡舍的墙，一场梦告诉说家不能散。
　　
　　一场“覆巢”之灾，降临在我的家。父亲成为难养又揪心的苦瓜蛋。没有娘的孩子可怜，爷爷开始盘算，想到给我的父亲一个完整的家，托村里人，在外乡找一个好点的人家，我的父亲差点成为别人家的“外血”之宗。爷爷铁定决心，给父亲一个新家，有温暖的家。一天上午，家里来一个陌生人。聪明的姑姑意识到将会发生的事，赶忙把我的父亲藏到房子里。爷爷把我的父亲从房间里叫出来，用毛巾给我父亲洗洗脸，叮嘱到了新家要听话。当那陌生人拉着我父亲的手，朝门外走的时候，我的姑姑上前，从陌生人手中抢过我的父亲，紧搂在怀里。姑姑哭谏，让我的父亲留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没有娘的孩子，女孩就送人当童养媳，男孩就送给缺男孩的人家传宗接代。
　　
　　那年冬天，我的父亲穿着我奶奶生前做的“九分”棉裤。人的个子长高，裤子就变短了。我奶奶走后，父亲脚上不穿袜子过冬。穿的棉裤比短裤长，比长裤短，今年是九分裤，到明年就变成七分裤了。本该享受福蛋蛋的生活，我的父亲饱尝了童年的苦难。奶奶离开时候，家还没有经营成规模，还没有一个媳妇进家门。没有女人的家，是塌了半边天，家里的被子和床单都要靠爷爷把棉花纺成线，在央求村里人织成布，白天做地里的活，每天晚上，把棉花搓成手指粗的棉棒，舌尖上沾点唾沫，再“捻”到锭子上，手摇纺线车，细如粉丝的棉线，蚕吐丝般从锭子尖上拉出来。爷爷的纺线车每晚都要响到月落星稀。
　　
　　姑姑出嫁的那天，院子里本该是一片欢乐的气氛。每人的脸上却看不见笑的模样。女方家的送嫁妆车走了，渐渐远去。男方的接亲轿子来了，当姑姑要上轿被接走的时候，鞭炮声和哭声同时响起，起轿和起灵一样的氛围，在泗水河村里还是第一次出现。
　　
　　姑姑在娘家支撑着半个家，缝补浆洗就是姑姑一个人的事。姑姑出嫁走，我父亲每年变短的棉裤谁人来接长，父亲脚上的袜子又有谁人来做，伤心的父亲跑回了房间。姑姑的出嫁，割断了骨肉情，留下来混乱和无序的日子。一条红线把姑姑牵到了十多里外的新家。告别了她眷恋的不完整的家，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家。一个不熟悉的家，那是一个女人寄托希望的家，用双手开发的家。
　　
　　在冰天雪地里，爷爷踩着厚厚的雪走在村里的街道上，手拿线，央求人织成布，再拿上布、央求人做成袜子。现实的生活，逼着爷爷学织布，学针线活，让爷爷成为村里唯一会女红的老男人。爷爷心里想，等孩子们都成家了，就不用求人了。好日子会来到的。
　　
　　我的父亲也是重点培养的苗子，富人家的孩子上学，我的父亲也上学，读完小三年后肄业。当时在我家也是高学历的人。
　　
　　我的父亲13岁那年，在南街大户人家当学徒，成为长在别人家，还管饭吃的童工。说是学徒，其实是在东家听使唤，每天要铺床，叠被，倒便盆，扫庭院。早晨，把东家的水烟袋洗干净，摆在客厅的方桌上。接着要给东家做一日三餐，东家对学徒总是吆来喝去，有空闲时间，看着东家的脸色学算盘。晚上，父亲独自点上煤油灯看书，东家喜欢父亲的聪明、诚实、爱读书三个优点。
　　
　　我父亲身上的优点得到东家人喜欢，后来才染指生意上的事。在家庭有经济能力的人家上私塾，为的是以后能走经商路，在富人家做童工也是一笔人生财富。父亲从“粮食坊大学柜先专业”毕业，最终没有实现从商梦。
　　
　　秀才“柜先”
　　
　　我爷爷在泗水河村里很有眼光的人。到南街当学徒，也许是爷爷的无心插柳，父亲成为一个远近有名的秀才柜先。
　　
　　在村里人家家都还在专心务农的时候，我的爷爷就有了工农商联合的思考，走出辈辈种田的思维定式。
　　
　　父亲从“粮食坊大学柜先专业”毕业，离开了南街大院，开始了粮食坊的“柜先”经历。“柜先”和现在的出纳一样，收钱，付款，天黑关门时候把一天的账打理清楚。粮食坊卖粮也买粮，父亲的在南街练出的好算盘，在粮食坊里得到充分发挥，唱收唱付，工作熟练自如，深得掌柜的赏识。父亲在粮食坊的经历，工作卖力得到掌柜的赏识。不久父亲就成为方圆有名气的秀才柜先，几家粮食坊争抢。哪家粮食坊里有了“秀才柜先”就能有好生意。
　　
　　家境不好的人家孩子都不读书，爷爷让我的父亲读书；人家早早就让孩子下田种地，爷爷让我父亲到富裕的人家当学徒，从小就了经营和管理朦胧意识。家不富裕，日子过的还算瓷实，三十年代，他头脑里就有“工农商”联合作为家庭的目标。以工促农，以商养农，发展家庭经济，走壮大农业致富的路。大伯在自家地里做庄稼把式，二伯给有钱的大户人家做把式，三伯还在全国解放前就到秦地S城做工，也算是最早的打工族吧。
　　
　　爷爷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那张比着小照片画的铅笔画像，爷爷也是在村里唯一有一张“巨幅”画像的人。那还是我的父亲在西北的S城里花钱让画像师画的。那张画像至今还保存在老家的上房屋的墙上。画像上的爷爷，长长的胡须，脸颊稍长，偏瘦，皱纹爬在额头上，眼睛含笑未笑出来的样子，对襟袄，布纽扣，最上边那颗，总是不系上，透露出半个脖腔，通红，透出一种中原人的豪气。我爷爷和我的父辈们都是红脖腔，从脖子到胸腔都是红的，夏天还呈出紫色，成为家族中明显的特征。爷爷和别人交往，信奉的是让人三分，比别人“矮半截”不丢人。亏难吃，吃亏不好受，事过去就好了。吃点亏对后人好，老辈人积德就是开在银行的账户，后辈人就能享用和支取，总是积德行善摆在第一位。
　　
　　我母亲的姑奶奶是泗水河村的媳妇，给我母亲保媒，我母亲走进了北街东头第一家院子，成为这个家里的第四个进门的媳妇。
　　
　　每次母亲回娘家，都要恭敬给我爷爷告假，爷爷每次都是准假八九天。回娘家假不过十天是爷爷定下的一条规矩。我母亲站在院子里，脚步不挪动，想能感动爷爷增加几天假。初嫁的女人都想在娘家多待几天，忘不掉爹疼娘爱，忘不掉村里姐妹和自己闺房中的那张床。爷爷脸上带着微笑说，“妞，别嫌短，过些日子咱再去，别待久了，让人家烦。”
　　
　　遵守爷爷的规矩，母亲按时在第九天头上从娘家回到婆家。
　　
　　每次我母亲要返回婆家时，我外婆总是笑着说，“你公爹就识十个数。”
　　
　　庄稼院里的几个媳妇，各有特点，大娘做饭，脏兮兮的，没有味道。蒸出的馍像是用脚踩的，没个样；擀面条，下锅煮出来就成一锅糊涂粥。二娘干净，麻利，饭菜可口，也很有味道，跑慢了就吃不上。大娘最热情，二娘最会说话，三娘脸上总是平静的湖水，让人读不懂秋天的云。
　　
　　三娘是个文化人，出生在铁塔村知书达理的一个大户人家。三娘有文化，人长的画一样漂亮。过门后，在家纺线，纺线的间隙，拿本书放在怀里，一边纺线，一边读书，做饭、针线样样都精通。三伯在西北的秦地S城打工，也算是最早的打工族吧。三伯是个粗人，书读不多，立志在秦地S城干出点名堂，把接三娘进城。那个年代，也有在城里找个当工人的讲究吧。
　　
　　三伯一年也要有几封书信回家来。邮差把信送到家，爷爷总是打开先读。长者先读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爷爷读完信，把放进上房屋的八仙桌的抽屉里，故意转身离开。三娘等没有人看见时，偷偷跑进房间，拿出信来再读一遍。感受身在他乡的人对她的思念，也把对他的念想挂在心里。在旧时老家里，没有个人隐私保护。信里经典的话“见字如面”。
　　
　　几年后，三伯把三娘接到了S城。
　　
　　夜半人静，我母亲住的西屋里还亮着油灯，灯光透向院子里。借着照进院子里的月光，爷爷从上房屋门，一步一步走下台阶，悄悄走近西屋。在门前停住脚，抬手轻声扣门：“他四婶，别织了，别把自己累坏了。”母亲每天晚上都在织布机上等晚归的父亲。咳了几声，脚步声又远去了，爷爷走回上房屋去。
　　
　　年轻的时候，我母亲的身体不好，走街串村的游医说，以后隔乡，跨县，换了风水就能好。我母亲心里说，那就别想了。泗水河村是永远的家。父亲在粮食坊里做“柜先”回家晚，每晚等待就成为一种惯例。父亲进家，在铜盆里洗脸，那只铜盆是新房的重要标志。
　　
　　扁担岁月
　　
　　泗水河村三十里外的北山村，那里盛产桃子。
　　
　　我的父亲成为有了名气的秀才柜先后，我爷爷就想将来自己也开个粮食坊。泗水河村广兴开个粮食坊，那是有些资本实力人的重点选择，也算是对路的大生意。
　　
　　爷爷一心培养我的父亲做儒商。在毗邻县城，一条繁华街上，有一家粮食坊，发出当“柜先”的盛邀，我的父亲婉言谢绝了。
　　
　　按照爷爷的设想，父亲希望卖桃子能完成甜蜜的资本积累梦想。
　　
　　父亲年轻的时候，在水果季节，到果园里，用扁担挑两筐桃，撵周边的时间到集市上卖，头天去果园，第二天上集。每次去桃园，带的干粮是炒豆，在返回的半道上，豆尽力竭，饥渴，劳累，走一段，歇上三歇，拼尽力气，压在天黑前赶回到村里，满头汗珠豆子一样掉在地上，撒满来往桃园的路上。
　　
　　刚开始的起步阶段，一个经营周期，累得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担太阳，一头挑月亮，两筐装的是辛苦的汗水。肩挑扁担也有技巧，走路要让扁担“悠”起来，那样就能省力气。父亲起早贪黑，用脚板丈量两县三乡五村的方圆四十里土地，靠的是肩膀和脚力，赚回来的钱，留下再买桃和找零的本，其余钱悉数交给我的爷爷。
　　
　　夜晚，我母亲就给我爷爷和她的嫂子们送两个桃子去，尝鲜。爷爷把桃子又退回来，没舍得吃。后来，家里卖鲜桃，却没有人喜欢吃桃。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常见的真实，卖席的睡光床，盖房的住草房，大概都是同理吧。我母亲看着满筐鲜桃，大个，皮红，水灵，心里也好想吃一个，尝尝鲜，回头再看看我父亲，双肩被扁担压得红肿，一道道压痕要浸出血的样子，一个桃子也吃不下去，吃一口桃，就是用牙咬肩膀上的肉，每有个桃，都一定要它换成钱。年轻吃苦不是苦。苦也是一种滋味，年轻时多吃点苦，才能学到本事。
　　
　　在没有瓜果的季节，父亲就在周边各村巡回赶集，卖烤烧饼、炸油条。父亲的炸油条和炸糖糕，有着常人不掌握的绝技，有着鲜为人知的秘方。那还是在南街学徒时在东家得到的真传。一般做厨子的，也能说出秘方，只能说出前句，后半句是藏在心里不传授的。
　　
　　自从一次走夜路，在南门外的乱坟岗遭遇匪事之后，差点丢了性命，爷爷明白了，在那动荡的时局，想做事很难。想成就远近有名的儒商那就更难了。打消了成就儒商的梦想，爷爷告诉我父亲，到西北秦地S城找你三哥吧，兴许还能闯出点名堂。在家只能看到井大的天。在外生活要是过不下去，再回来。这里永远都是家。大伯在家务农，二伯给有钱人家当“把式”，还是务农，家里也人手多，都能照应上，多一条路比待在家里多一条希望，总比生活在格子里强。
　　
　　二伯给缺劳力的有钱人家做“把式”，还时常能够回家看看。“把式”，就是长工，拉土垫圈，担水扫院，吆牲口耕地。年底结算，有钱给钱，没有钱就给粮食。二伯是满月脸，水牛背，东北虎样的腰，饭量大，力气足，庄稼活样样通。一切都具备东家雇长工的标准。饭量不大，东家不用。
　　
　　在爷爷的鼓动下，父亲离开了家乡。离别家乡，两脚感觉如同悬空一样，不知道今晚睡在哪，也不知道明天的烧饼在那里。身上背上一匹粗布，那就是路上的盘缠和创业的资本。
　　
　　年轻时总想到外面的世界闯，家乡是小方格，想有更大的空间施展抱负。等到手脚不灵便了，眼花，耳聋，就会念起家乡的云白，天蓝，水好，泥土香，人更亲。闭眼前，告诉儿女说，等死后骨灰也要归故里。骨灰也不要往家乡送，撒在河里的骨灰，一定能顺水漂到家乡去。
　　
　　来到了西北秦地的S城，我三伯在火车站做装卸工，我父亲也去考装卸工。考装卸工，就是背200斤的沙袋，桥板搭在车门上，走上去，再走下来，背上的包不掉，就算考上了。父亲很顺利的考过了。原本想在家乡学的那点经商本事，当作人生的经历过程，保存在记忆中不声张。
　　
　　解放初期，有点文化的人少，能管账、会算账的人就更少，我的父亲无奈走进了会计室，做起了挣钱不多，靠头脑运转的会计工作。
　　
　　我的父亲开始了圆梦秦城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