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生命是否有轮回，我不得而知。就生命个体而言，活在当世，感知世界，才有真实的意义。

　　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是为了美好而来，但是现实是没有等着我们观赏的十里桃花，亦没有等着我们来享受无尽的物质财富，因此创造就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必然，亦成为我们生存的本能。佛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享福的，而是受苦的。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我在不断努力又努力，却也怀念过去，回望自己的来路。这正应了哲学三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植物因为有根，它才不会枯萎，延续生命。人类因为有灵魂，才有存在的真正价值。人类的灵魂归根结底就是人类的根。

　　好几年前，我就想到出生地去看看，因为忙碌于工作没有成行。尽管我退休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因为双胞胎女儿还在境外求学，我还不得不继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保证她们的经济来源。今年，小女儿还在继续学业，但是大女儿将在九月上班，减轻了我们的经济与精神压力。我与妻子说，今年暑假回荆门去看“门奶奶”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抽时间到我出生和少年成长的地方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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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湖北沙洋农场第六农场平原六队，地处钟祥县大柴湖、旧口那片地域。那是一个正午，我母亲在采摘棉花，腹部突然发作，有人急急喊来队里的医生接生。医生姓侯，武汉人，曾经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医，医术高超。他瘦小干练，说话斯文，就因“国军”身份被囚农场劳改。他应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眼见到的人。按现在身份证的号码，我出生日是1958年8月24日，这是公历的日期。听我母亲说，其实我应该是出生于农历八月二十日。出生后，我大概在平原六队生活了11年。侯医生是我的接生“婆”，因为他的年龄比我的父母亲大，又与我父母亲的关系好，我就叫他侯伯伯。对于他，我有深刻的印象。他的太太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白皙的皮肤，极为富态。每有从武汉到农场来看望侯医生，我母亲就会请她到家里来做客，我叫她侯妈妈。侯医生很早就被遣返回武汉，与我家保持了联系。记得我在武汉大学进修的时候，还特地找到汉正街的他家，去看望了他。他有一个女儿，在武汉卷烟厂工作，长得像极了侯妈妈，个子高大，皮肤白皙，齐耳短发，很有朝气。现在我已过顺耳之年，我想侯伯伯恐怕也作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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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出生，应该给家里增添了喜气，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子。

　　在我出生之前，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夭折于病魔，一个殁于火患。那还是在老家长阳的时候。父亲在学校教书，母亲在学校当助教和勤杂。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制被摧毁。我们家族并没有像余华祖辈那么幸运，吃喝嫖赌抽，败落了家境，恰逢新政建立，反而逃过一劫。我的祖上严谨家风，勤奋耕读，到新政建制时，依然富甲一方，由此自然成为被斗的对象。祖父几兄弟，所有财产悉数充公，家人被扫地出门。我祖父英年早逝，只有祖母主持家政。她勤俭持家，谨慎度日，极为不易。就是这样的家庭，依然逃脱不了打压摧残。家里粮食被全部瓜分，我的祖母古明艺见此，承受不了打击，疯癫致死。我祖母是长阳津阳口大户人家的闺女，他们古姓家族在长阳与邓姓齐名，被称为长阳的“邓古两大家族”。1950年，土地改革，经过几辈人勤扒苦做好不容易用积攒起来的真金白银买到手上的土地被全部没收，祖屋亦被全部瓜分给当地贫雇农。尽管如此，还有人说我父亲私藏了金银。当时我父亲是学校的代理校长兼教师，工作队将我父亲从学校押回，要他交出家里的所有金银财宝。我父亲说，我一直在外读书，后来从教，没有在家主持过一天家政，土地你们收了，粮食房屋你们分了，该交的都交了，现在就只剩下几个人了，据理力争。我的祖辈是从明朝洪武时期从江西吉安吉水迁至长阳的。元末明初，因朱洪武与陈友谅战事频仍，导致全国人口稀少，又极不平衡。朱元璋掌政后，为了均匀人口，振兴经济，实行了“赶村政策”，出现了“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人口大迁徙。据族谱记载，我们这系邓氏从十一世邓有庆在明初从吉水迁至长阳，到我父亲这辈人，已经有十五代人。他们筚路蓝缕，披星戴月，发展到我的曾祖父邓国祚那辈，已经富庶一方，到我祖父邓开慧那辈，已经是耕读人家，所以我祖父才可能去省城读书，并东渡留日，从事教育。亦正因为崇尚诗书，家里的积累日渐薄弱，并没有多少金银。可是工作队哪管你这些，就是认定在外还藏有大量金银，不肯罢休。他们把我父亲关押起来，天天拷打逼问，甚至用竹签拶指。我祖父留日回国后在武汉大学（一说武昌师范学校）任教，25岁殁于任上，只生育了我父亲一个独子。父亲从没有受过皮肉之苦，哪里经得住这般折磨，万般无奈之下，父亲起了寻短之心。他被民兵五花大绑，在路过一个山崖时，他要跳崖寻死，羁押的民兵以为他要逃跑，几个人便把他按压在地，父亲用嘴咬了一个民兵的手，由此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8年徒刑。大约是1956年吧，全国对历史案件进行复查，裁定对我父亲量刑过重，由原来的的8年改判为4年。其时，我父亲刚好坐满牢狱4年，便宣布成为新生人员，从此留在沙洋农场劳动改造。我母亲因在学校代课打杂，女儿才一岁多，又无人看护，经常就把女儿系在家里的火笼旁，一天下课回来，发觉女儿被烧死在火笼旁。这是我母亲第二次丧女，长女不满一岁就因病不治而亡。伤心至极的母亲得到丈夫新生的消息后，便辞掉学校的工作，到农场与父亲团聚。

　　我的出生，当然缓解了我父母心中的痛苦。于是父亲给我取名三军。语出《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名字表达了父亲的人生意志，也寄托了对我的期望，做一个有本领有志向的人。1989年，我参加工作后，常常有人将我名字与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联系在一起。在一些场合，总有人一见面就叫出“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句来，我起初觉得自己的名字与伟人联系在一块儿很是荣耀，可是随着知道的资讯越来越多，我就很不满意自己这个名字了，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为了保持原来的发音，征得父母的同意，大约是在1983年吧，经过户籍部门批准改用“三君”。所谓三君，即岁寒三友竹梅松！意即要做高洁正直的君子，不做污秽苟且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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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岁读书，据说是因为我太调皮。妈妈前脚进门，后面就有人告状，不是说“静梅嫂子，你家的军军把我家的花子打得鼻青脸肿了”就是“张嫂，你家的孩子又把我珍珍的头发揪了”。母亲把心一横，就只好让我早点上学。

　　我发蒙的第一所学校是沙洋农场第六农场——也叫上罗汉寺农场场部子弟学校。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是一辆牛车将我们拖到学校的。那牛车是木轮子，外圈护了一层铁皮，以保证轮子耐磨。车身前有两根长长的车把，书面语叫辕，牛套在两根车把中间，车把式坐在车前的左侧，牵着牛绳，呿呿地赶牛。我上学是极不情愿的，一是离开了妈妈；再是不能天天看到出生不久的弟弟了。我含着泪水，侧躺在牛车上。牛车在平坦的沙路上晃晃悠悠地走动，人就像躺在摇篮里，不久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在大人的催促下，才知道学校到了。

　　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六农场各个中队的干部及新生子弟，大约有好几百人。学校的宿舍是红色的瓦房，里面空间高阔，中间一条宽大的过道，两边各并置两张上下高低床，床与床的间距大约一米五的样子，便于走动和上下。每到晚上，刘校长就到宿舍里来给我们讲故事，然后统一熄灯睡觉。刘校长是一位上了年龄的女性，皮肤白皙，一袭中短发，间杂一些白发。她说话和蔼，对学生非常友善，就像妈妈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记得，我有一次患了红眼病，眼睛肿得像灯泡，睁不开。刘校长就像妈妈一样用热毛巾来给我敷，还打电话到六中队队部，要干部告诉我妈妈说我生病的事情。妈妈闻讯很快就赶到学校来看我。

　　宿舍虽然大，但是每个床还是安排睡两人，一般是一个学生出被子，一个学生出垫絮床单。与我同床的叫翁国平，他是一个撒尿包，每天早晨起来，床单垫絮都被尿得透湿。有时还把被子也尿湿，甚至还湿到我的身上。开始我还能忍耐，可是久了，我就没法再忍耐了。只要他尿床，第二天我就必揍他。他是沙鼻子，一打就流鼻血。他总是哭着说要我赔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揍他，他就哭着鼻子去找刘校长。我当然没有少挨批评，但是垫絮总是被刘校长拿到宿舍外面的铁丝上晾晒。

　　学校的生活还是挺好的，常有花生米、鸡蛋、鸭蛋之类食品。每到周五，我就会把鸡蛋或是鸭蛋包起来，放到宿舍，待放学后带回去给弟弟吃。我非常喜欢弟弟，每次回去，我都会在摇窝抱起弟弟，看看他的身上有没有异常。有一次，我发现弟弟头上有一个小黑圈，就问妈妈，是谁打了弟弟。妈妈过来一看，告诉我，那是胎记。这时我才肯罢休。

　　后来学校气氛出现了异常，传说学校有美蒋特务活动，要清楚“四类分子”的子女，还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时学校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我们在高年级的学生的鼓动下，时刻准备出逃。那是一个晴好的晚上，学校熄灯后，我们一批新生子弟就打好背包，窜出学校。我们从宿舍溜到马路对面的操场，由操场翻越一个水堤。正在这时，探照灯扫射过来，雪白的灯光像一个滚动的星球，我们生怕辗轧到自己的身上。大家匍匐在草地上，不敢出声，等探照灯扫过，我们就拼命往更黑暗的地段跑。从此，我们就结束了在场部子弟学校读书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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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在场部子弟学校住读的几年时光是美好的，亦是小学期间学到最多知识的一个阶段。《司马光砸缸》《乌鸦喝水》《狼来了》等具有民国风的课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学到的。后来国家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我们这些“四类分子”的孩子就不能到场部学校读书了，大人们着急，就把我们送进了刘家祠堂学校继续读书。刘家祠堂学校是一所农村学校，距我们的六队驻地大约七八里路。我对这个期间学校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记得，有次发大水，我们好几天没有上学，待水退后，我们淌着起膝深的余水去上学，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还缠着许多蛇，令人惊恐。待水完全退却后，我们才发觉这场大水不仅淹没了整个农田，还淹没了好多农房。走在路上，只见道路两旁的树腰上，一条线挂满了稻草，用水平仪打过似的整齐，那是洪水淹没至最高位留下的印记。

　　刘家祠堂学校的外貌和校舍及设施长啥样在我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但是可以肯定，在那段时间是没有学到什么书本知识的。而记忆最深的就是，从那以后，就经常有人在路口设卡，路过的人就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肯放行。后来发展到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老三篇。有的人背不出，就要在太阳下罚站。我从小都是不喜欢背诵这些，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就发怵，就想办法躲过。尽管如此，我现在依然能够背诵一长段一长段的伟人文章和诗词，这是时代植入人们骨髓的文化阴影和烙印。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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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六队队部在一个台子上，队部是一排瓦房，中间是几间办公室，两边是干部家属的住宅。这个台子大约有一二万平方米吧，可能是经常遭水患的原因，台子由人工垒起，高于地平足有半层楼高，有洪水来的时候，人畜都可以在这里避险。队部对面是一个戏台。开会或是放电影、文艺晚会都在这里举行。

　　队里的干部大多是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的，或因没有文化，或是出身不好，建政后就没有派进城，把他们安排到农场来管教被推翻的旧制人员。这些被改造的人中，或国民政府官员，或国民党军人，或知识分子，或商人，或地主，大多是新政建制以前的精英分子。

　　平原六队队长姓张，瘦高个子，一口山东话。他妻子姓石，我们叫她石阿姨。他们的女儿叫张春兰，年长于我，曾与我在场部子弟学校是校友。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荆门见到过张春兰，亦见到过她的父亲张队长。上了年纪的张队长愈发干瘦了，对人也更加和善。在平原六队时，他很器重我的母亲，让我母亲担任学习组长。可能是我母亲有文化，又同姓张的原因吧，他对我母亲特别关照。队副姓邓，长得敦厚壮实，一口四川话。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邓亚莎、二女儿邓亚萍、儿子邓亚飞。我和亚飞玩得好，常和一班小朋友在一起捉迷藏、抓鱼、玩水。亚飞个子矮小，但聪明机智。一年，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去长滩河玩。在大堤外，有一处决堤冲成的水坑。大家就说要下去玩水。亚飞第一个下水，他觉得不对劲，很快就上岸了。我说他胆子小，接着下水。谁知，这个坑是一个锅底形，一下水我就像被水鬼拉了一把似的滑了下去。其实我们谁都不会游泳，我的手脚在水中拼命地乱扑乱打，我知道自己这下算是完了，本能地向岸上的小朋友呼救，可是他们谁都没有反应过来，有的甚至还以为我很会游水，在水里嬉闹。当我的眼神与亚飞对视后，亚飞觉察到不妙，只见他飞奔到堤边，撇了一根长长的杨树枝，赶紧跑过来递到水中，把我拉上了岸。上岸后，我一膝着地，一腿弓立，很自然地给亚飞下了一个宫廷式的大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怀念救命恩人亚飞的情感越来越强烈。自从我十一岁离开平原六队，就没有再见到过亚飞。后来听张春兰说，亚飞在马良农场水泥厂工作，却没有具体地址和电话，我曾经几次去信都石沉大海，至今没有联系上。亚飞救我的一幕，我写在花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渡口》一书《亚飞，你在哪里？》这篇文章里。

　　如果说，我有第二次生命，那就是亚飞给的，他成为我生命中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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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土质是泥沙土，极为疏松与肥沃，便于树木和农作物生长。

　　让我最难忘的是这里生长的西红柿和西瓜，特别好吃。西红柿，红里透亮，酸甜酸甜，那种特有的味道隽永绵长，自从离开了农场似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西红柿了。西瓜像放大的橄榄球，有水桶那么大，腰切两半，红沙瓤子立时溢出甜汁来。浸泡在从井里打来冰凉的水里，用勺子挖着享用，那可是解暑的极品。

　　说起西瓜，我就记起我的一位舅妈来。说是舅妈，其实与我们家并没有亲缘关系。舅妈姓康，她的丈夫姓张，而我母亲亦姓张，我们就以舅妈称呼了。舅妈曾是国民党的一位汽车女兵，新生后被安排在场部汽车队开车。他常常开一部大卡车，往来于场部与各个中队，好不威风。有次，她就从场部开车到平原六队来，给我们家带来了几个大大的西瓜，让我吃了好些时。农场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大多与老家亲人失去了联系，大家在一起都很亲热友善，由于都有同样的遭遇，便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缘。这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地域的一种特殊人际文化现象。

　　无花果应该是泊来物种，那时居然在平原六队成林成片。队部高台下面的一侧是一片晒花簾子，旁边则是无花果林。这里的无花果树枝丫丛生，浓密宽大的树叶在强烈的阳光下投下一片阴翳，正好是一班孩子戏耍的天地。无花果当然是孩子们的最爱。无花果由青变黄变红，熟透的果实溢出一股清香，极为诱人。如果有谁发现了一个成熟的果子，几个孩子就会共同分享。偶尔，也会有几个孩子在无花果树下，由孩子王指挥，赤裸着身子，口里喊着一二一地练操。殊不知，人类知耻用于遮羞的就是这无花果树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知羞启蒙，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端。因为有了农场对无花果的记忆，我到西欧十国，每每在山庄和湖边，见到无花果树就会感到特别亲切。

　　另有一种植物也是让我难以忘怀的，它特殊的味道成为我味蕾的美好记忆。长滩河堤边，有一种特殊的蒿子，它不同于其他蒿子长得高大，而是贴地而生，蒿茎只要一掌高矮，梗子褐红色，炒肉或者凉拌是极好的佳肴。它的学名叫藜蒿。春夏时节，我们一班小朋友就会邀约一起去长滩河堤边采摘藜蒿。离开平原六队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尤物了。改革开放，经济活跃起来，各种商品亦极大丰富，在超市也能买到藜蒿了，却不再是儿时的那种味道。给我带过孩子的一位侄女知道我爱这物，一年过年前给我寄来一大蛇皮袋子。她说这种东西在他们李市到处都是，没有人吃。她给我千里寄来的这份情倒是极为珍贵，但是藜蒿的味道我却始终找不回往昔的那种感觉了。无论在都市过多久，又吃过怎样的山珍海味，每谈到吃，我最喜爱的还是野菜。而我的野菜情结，便是在儿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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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队的干部和劳改人员在感情上并没有敌对情绪，新生子弟与干部子弟也没有多大隔阂，但是深层的社会影响依然存在。这是阶级斗争时代打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难以逾越，其体现了恶性的政治制度扼杀人性的残酷。

　　在管教干事中，有一位从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六队的潘干事。他清瘦高挑，温文尔雅，说话极为斯文，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很有修养的青年才俊。青年人，阶级斗争观念并不强烈，他们更注重人性，而不是阶级。潘干事与一位新生子弟女青年相爱。他们在幽会中被人发现，这件事一下传遍中队，成为大家纷纷议论的绯闻。尤其是队里的干部，他们认为一位管教干事竟然与劳改犯的女儿谈朋友，没有阶级立场，败坏了革命干部的形象，简直是离经叛道，成何体统！于是组织上严令他们必须分手。然后，将潘干事调离六中队，那位女青年看不到希望，悲伤欲绝，最终以投河自尽，以身殉情，表示了最后的反抗。

　　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极大震动，震撼了我的幼小心灵，让我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开始了观察与思考。

　　跋

　　2022年7月28日，我与妻子在我离别上罗汉寺农场平原六队50多年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少儿成长的地方。为此，我还专门找了一位向导，他与我弟弟很熟，在一个微信群，目前在沙洋农场畜牧场退休，他叫周其龙。他虽然年逾六十，身体健壮，精力旺盛。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在十一点多钟找到昔日的平原六队。常言说“物是人非”，这次让我生出“人非物亦非”的感叹。

　　记忆中的平原六队部的那个大大的高台子没有了踪影，无花果树亦找不到一株，望着绿油油的庄稼，没有了棉田，更不知我出生时的那块棉田在哪个方位。这里有三四排，每排五六栋房子，却见不到人影，在房子第二排中间的一个医疗室，我们终于见到一个踩摩托过来的人，问他才知道，这里已经不叫平原六队，而是属于五三农场，是安排丹江水库移民的一个移民点。

　　尽管如此，我和妻子还是以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为背景，在烈日下，拍下了一个留影。望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心里徒然想起自己曾在荆门日报工作时在《游黄集岛途中》写下的一段文字：“仰苍苍长天，顾莽莽大地，唯我独小也！如此大境，怎不笑嬴政霸业，耻孟德独尊？天地日月，岂有尔等说兴就兴，说败就败乎！果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22年9月13日于闻之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