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就说一件事情，一件藏在我心里好多年的事情。
那是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回到农村。
有一天，我无所事事的躺在草坪里晒太阳。忽然一个不是陌生人的陌生人坐在我身边。这个人，只见他三十来岁，长得清清秀秀，谈吐很有含养。见人还笑眯眯的。母亲告诉我：他是我们村里的人，我们二房的人，叫王仁安。
我们村的？二房的王仁安？
是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
不是你没见过，好多人都没有见过呢。
为什么？
他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的父亲怕在村里影响学习，就把他交给姐姐了。
他还有个姐姐？
母亲点点头，他姐姐读书也是一目十行。
我怎么不知道？
妈妈好像没听到我问话，她继续说：姐姐叫王丁香。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地区的教育部门。王仁安就一直在她那里。这个小伙子确实是个人才，据说在北京读的大学。
北京？
母亲点头。
那个时候的人，不说北京，就是在省城读书都让人肃然起敬。我更加喜欢他了。
他分配在省城？
是的，据说他一直在搞什么航天事业。
他的父亲是谁？
妈妈想了想说：他父亲就是我们村子里的王本中。她低下头，说起来我们还没有出二房呢。说到他，母亲的表情多少有点骄傲。
王本中？他家不是地主成分吗？
是啊，如果不是这样，王仁安也不会回来。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受到影响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接触的时候，总会在有意无意间保持距离。
不过，他身上有一种常人没有的魅力，就像一块磁铁，时不时的在吸引我。
然而，一起干活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那么坏，不仅不坏，还喜欢帮助别人。聊天的时候还发现，他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谈到数理化，谈到文学硬是滔滔不绝。我更加喜欢他了。为此，大队民兵营长，多次提醒我，说我是个危险人物。
我却我行我素。
有一天，我们去河里洗澡，他突然放肆的哭。
原来，白天的时候，大队部召开了群众大会，他作为地主子女，戴上高帽子被拉到台上批斗了……
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神志不清，精神萎靡不振，时而笑时而哭的。原来，那次批斗会，他受到了刺激，神经错乱了。
然而，冬去春来，世界上的事情一切都在变化中。一九七七年的某一天，大哥告诉我，说王仁安的事情，根据上面的精神可以恢复名誉了。
现在恢复还有什么用，人已经这样了。
如果恢复了，至少生活上有保障吧。
也是。
当然，大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负担推给政府。只是……我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理解大哥说这话的意思，共产党员嘛，公家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
我只说了一句，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停了一会儿，我又说道：你一个人带着他，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不用。大哥摇摇头，说去外面需要很多钱的。我们又没有钱，再说他是文癫……实在不行，我就梱根绳子牵着他。
一个礼拜之后，大哥从省城回来了，本来就瘦弱的他现在更加瘦小了。去外面，他一直就没有出去过，还要带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实在难为他了。
正在我沉思的时候，大哥说不过不要紧，那边说了，只要我们这边的派出所把档案调出来，证明王仁安是错判的，就有机会恢复名誉。
这么说还有希望……走！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
母亲走过来，哪里这么急，大哥走了这么远的路，先让他坐一会儿吧。我一想也对，大哥虽然是坐火车回来的。但从火车站回到家里，走了几十里地！
母亲见我不言语了，才走到我身边：再说天也黑了，吃公家粮的人早就下班了。
我看看天，默认了。
第二天，大哥带着王仁安来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看了看大哥，又看了看王仁安，又仔细的核对了村上的介绍信。还是不放心。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
公社书记听说了，就问介绍信上的人是不是陈丁昌。
民警说，没错没错，就是陈丁昌。
书记说，仁安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就按实际情况，当时他是怎么回来的，事实求是就可以了。本来，我还想去找你们呢，没想到这个陈丁昌比我还性急。
派出所民警说，根据存挡记载，王仁安确实是因为家庭成分，在动乱年代被下放的……
又过了两天，我朦朦胧胧的醒来就听到母亲说，实在不行就把家里的猪卖了吧。原先是准备过年用的，本想有了它，就能过个丰盛的年。现在看来留不住了。
省城这边的人看到大哥带着王仁安又过来了，关心的问：这么快就来了？
是啊是啊。
证明呢？
大哥听了，才赶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塑料包，颤颤巍巍的，一层一层剥开之后，才看到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单位上的人看了，眼睛一亮，说他的情况，依据党的政策，完全可以恢复。
就这样，国家把王仁安的农转非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还为他评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他的姐姐和他的父亲听说了，抱在一起大哭起来。他们的哭声既是对党的感激之情，同时又是对积压在心底的渲泄，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爱，是一份迟到的正义宣文！
现在，王仁安虽然辞世了，这件事情，九泉之下的他，精神上永远没有了后顾之忧。经过这件事，老百姓更加清楚明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何等的英明！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原来，档案真的有这么重要，她能完全扼住命运的咽喉。王仁安重获第二次生命，真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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