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广东打工，进了一家丝花厂。
一天，我突然接到丈夫从家里打来的电报：女病，速回。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手机更不用说了。于是，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老板给我算工钱。我怀
椯着一月200元的工资，于当天傍晚跟着刘云去了建筑包头刘建那里，刘云和刘建都是老乡，那里还有三个要回家的年轻人。
晚上，我在刘建家里吃过饭后就去了工棚休息。工棚的床是木板搭成的。整个工棚搭成两排大床，男同志睡一边，我睡一边。工棚没电，我摸索着和衣躺下休息。
“你们睡觉注意点，不要睡死了。”刘建的妻子说，“怕派出所的来查夜，查到了要罚我们包工头的钱，一个50啊！不管你在不在这里做工。”
躺在没棉被的床上，又是冬天，一听要查夜，我就打哆嗦了，越打越厉害，牙齿格格响。黑暗中，老乡们说，这是最后一晚上了，要是偏偏让查到，出来二十多天，事没找到，钱没赚到，还倒罚50块，那就倒霉了。要不这样吧，我们听到狗叫声，有人来了，肯定会狗叫的，就让一个人去侦察。发现真的来了，赶紧报信，做蛙叫，听到蛙叫，没证的就快逃。
老乡们的话让我害怕得不得了，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
我听说过查夜，但从未碰到过查夜。
半夜了，提心吊胆的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枕在脑壳下，逃——时刻准备着。
真的，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狗叫声，之后便听到蛙叫了，再之后，听到人急急地说话声：“快走，来了。”
我一跃而起，抖着双手去摸蛇皮袋，想第一个冲出去。真见鬼！竟摸不着蛇皮袋了，分明就放在身边的。
刘建的妻子听出我在摸东西的声音，低声摧促我：“快走，东西不要拿，等走了再回来。”
我摸索着到了工棚门口，朝外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到哪儿去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而且是晚上来的，不知该向哪里跑。我高一脚低一脚来到工棚外的场地上，焦急地向四周环顾，企图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刚走几步，就踢了一脚，一摸，原来是木材，乱七八糟的堆着。我想绕过去，蹲在木材后面。“那是藏不到的，他们有电筒。”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来的男低音。“那怎么办？”我急得想哭了。“只有出去了，爬围墙出去，前面的铁门是锁了的。”
立刻，围墙上，模模糊糊现出了几个黑影，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几个老乡爬出了围墙。情急之中，我想都没想就跟着爬。虽不是逃命，我也要拼命地逃。不然，我那200块钱，罚50又除车费，没有了。
那时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那个比我还高的围墙，又是怎样从围墙上跳下去的。幸运的是，我不但没摔断脚和手，而且脚一落地就像箭一样冲走了，跟着那几个黑影向田野的一条小马路冲去了。冲了很远才停下来，看看“电筒”到了哪里。那几只电筒像探照灯一样，能照亮很远的马路。他们每到一个建筑工地，角角落落都要用电筒扫一遍，看看有没有外地人躲在里面。
眼看那些“电筒”朝刘建的工地和我们逃的方向来了，我们都跳下比马路低几尺深的稻田里。稻田是干的，收了禾，田里堆着一垛一垛的干稻草。我们蹲着，躲在稻草垛的后面，眼睛注视着“电筒”。电筒一闪一闪的在向前移动。我们猫着腰退到后面的稻草垛后面。“电筒”向前，我们后退。那情形，活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镜头。看见“电筒”朝刘建工地去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怕“电筒”杀回马枪，我们直等到“电筒”向来的方向回去时，才直起腰，冲到马路上欢呼：好险啊，差点活捉了！
这事已过去许多年，却像发生在昨天。
2020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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