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学校在课外活动时间安排各班级到大操场拔草。很多班级拔得很快，三下二去一，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可是中文系77级却不是那样，劳动委员把地分成几块，一组一块，一组人排成一队，一根一根地拔，拔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一根杂草都不留，一班人足足拔了一个多钟头，才算是完成了任务。其实这个劳动只需要三五个人，十几分钟就能搞定，这是有意无意还是无可奈何地浪费时间。当时有人问77级的班长：“你们班为什么这样做？”班长笑着回答：“不为什么。如果领导嫌我们学生的时间太多，它可以另外安排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我们几十个人来拔这几根草，这不是有意浪费我们的时间吗？况且在此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做什么都要争分夺秒，我们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呀！”
郑某某是班里最老实的一位同学，他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一天下午的劳动中，班里安排去拣牛大粪，下午四五点钟，同学们都挑了满满的一担牛大粪回来，他却挑个空担子，什么都没拣到。劳动委员问他：“同学们都完成了任务，就是你一个人没有，为什么？”他面有难色：“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牛大粪，但大粪堆上都插上一条棍子，那肯定是养牛人做了记号，这是人家的东西，我不敢拣回来。”同学们都笑着说：“如果你把大粪上的棍子都丢掉，你再插上另外一条棍子，那大粪不就是你的啦！”他的脸红了起来。
林某某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海口人，老三届。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交际面很广，对集体的事非常热心，经常为同学排忧解难。但他对学习却不太认真，常无故旷课。他曾对我说过：“我将来不想当老师，当老师很辛苦，人家也看不起。”我问他：“那你读海师干什么？这不白白浪费你三年的时间。”他说：“读大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了金字招牌，干什么都容易。”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有一次考文艺理论，是正式考试，成绩要计入学生档案里面。在课堂上，试题上很多问题他都答不出来，他干脆就不答卷了，把试卷放在口袋里，在交卷时，他不把试卷交上去，却跟同学们一起离开了教室。课后他找来几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帮他答卷，然后用自己的笔迹把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在试卷上。第二天他去找文艺理论的老师：“老师，昨天交卷太匆忙，我忘记交了试卷，现在补交好不好？”那老师居然相信了他的话：“那你现在就交上来。”这次考试他竟考了很高的分数：95分。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没有一个同学去揭发他的行为。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班级也出现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都要开追悼会，奏哀乐。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更是哀乐声不断，整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总是和悲痛、泪水和哀乐连在一起的。如果广播里响起哀乐，人们就知道，可能是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哀乐，是葬礼上播放的音乐，专门用于丧葬或追悼会仪式的悲哀乐曲。1936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毛主席在悲痛中，要求边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一首葬礼音乐。著名音乐家马可和其他音乐工作者，结合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稍加修改，将速度降为“极慢”，成为一首凄楚动人的管乐曲，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
中文77级的陈文川、潘志昂、温 成、王威非常喜欢音乐，特别擅长演奏各种各样的管乐曲。潘某吹大号，温某奏双簧管，王某弹吉它，陈某担任指挥，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奏各种乐曲，如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等，曲调优美，委婉动听。最近以来，他们却连续几天演奏起哀乐来，而且是绕着排球场一边走一边演奏，声调悲壮哀婉，吸引了不少同学，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中央又有什么大人物逝世了，却不知道是他们几个搞的恶作剧。
我在海师读书期间，正值四人帮刚被粉碎，百废待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当时城乡烂仔横行，公安打击无力，社会治安恶化。一些人为了自保，便“住馆学功”，社会上掀起了一场“练功”热。这股风也吹进了我们学校。我班同学陈自强，自小习武，功夫相当了得，许多同学都向他请教，连班长也赶来凑热闹，成了他的门徒。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什么都能学，偏偏武术就学不了，学了好几天，连一个动作也学不成，自知成不了器，便退了“学功”。
我虽然学不了功夫，但却成了他的好朋友。我非常崇拜他，到处吹捧他的功夫，说他如何如何，我不但在班里吹，也在各个系里也吹，却恼出了一个人。他叫王宏吉，是体育系78级武术班的学生，澄迈人，长得牛高马大，力大过人，他从小也习武，功夫也很不差。他看到我在体育系里吹，非常不服气：“你们中文系都是秀才，哪里有人懂功夫？”我故意惹他：“我们班里就有一个，你敢不敢跟他比试比试？”他恶狠狠地说：“比就比！是骡是马拉出来才知道，我还怕他不行？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公开比武！”
一天，一张战书下到了我们班，战书里写道：“我要跟你班的某某公开比武，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商定。但比武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伤害，你敢不敢应战。体育系王宏吉。”本来我是开个玩笑，结果惹出了大事。同学们纷纷指责我惹事生非，说出了大事我要负全部责任。我感到非常害怕，公开向大家做了检讨。在我和同学们的规劝下，陈自强同学答应不参加这次比武。
过了几天，王宏吉怒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宿舍，在外面大喊大叫：“陈自强，你出来！我们今天要公开比武。”他满口酒味：“你怎么讲话不算数，成了缩头乌龟？”陈自强听了大怒：“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今天就要教训你一下！”说着要冲出来跟王宏吉决斗，同学们极力把他拦住了。
我赶快跑出来劝王宏吉：“那天是我讲错了话，我不该讲要比武的话，我向你赔不是，我们中文系和体育系一向关系很好，是一家人，不要伤了和气！”体育系的同学也纷纷跑出来劝王宏吉，他才离开了现场。
说也奇怪，真是不打不相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俩却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切差功夫上的事。
中文系的同学总是太多事，就是在看电影上也要想出一些歪道道来。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文娱生活相当贫乏，能够看到一场电影就是一次大享受。当时，虽然有一些影片被解放出来，但远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府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有时连票都不容易买到。这时，解放军给我们雪中送炭，附近的一八七医院每个星期都放一场电影，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地方上还没有放过的电影，部队却先放了出来。如印度的【流浪者】，日本的【追捕】，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影片，我们看了大开了眼界，大声叫好。
有一次，我们道听途说，说一八七医院放电影，晚饭后便抬着凳子胡里糊涂地赶往一八七医院去。到了八点钟，电影还没开演，连放映机都没有搬出来，我们感觉到有点不对头，便问医院里的人：“医生，都八点了，怎么电影还没开始？”他们都看着我们直笑：“放什么电影？怎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受骗了，灰溜溜地赶回了学校。
我们窝了一肚子火，决心要报复一下。几天后，中午在饭堂吃饭的时候，我们假装神秘地说：“今晚一八七要放电影，片名还不知道，估计是内部片。”同学们相互传说，连其他班级也知道一八七医院要放映电影的消息。
晚饭后，我们抬着凳子，分别到各班去叫我们的朋友【预先约好】：“快去一八七看电影！内部片！”然后大模大样地从学校围墙的缺口里跳下去，直往一八七医院的方向奔去，然后七拐八拐的躲在树林子里。天色将晚，我们从树丛里看到各班的同学一拔一拔地向一八七医院走去，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绕着围墙走了一圈，从小路又拐进了学校。
一会儿，去一八七医院的同学回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大骂：中文系的那帮疯子把我们给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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