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的会让自己在回忆中祷告和期望，那样荒诞和让人伤心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愿不要再发生了。譬如说那场“浩劫”式的所谓运动。
而有些当时看来不怎么样，后来却感到格外的有意义，内心里面也是有一种十分享受的感觉。
一九八零年的春节，当时的我在清水区公所工作，工作岗位是区公所的广播干事。广播干事的本职工作是对所辖的乡镇的有线广播站进行管理，保证通往村社各家各户的喇叭畅通，能够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上的县上的节目，特别是新闻联播的声音。
那个时候基层工作不是仅仅去干属于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是围绕一个时间的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去开展进行的，用于本职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是整个工作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所以，虽然我的工作岗位是广播干事，但是一年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驻村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
我住的那个村是视高乡的勇敢村，也就是现在的天府新区视高街道办事处核心区那里。区公所派了一个“路线教育”工作组驻在生产大队上。工作组一共有五个人，组长是区团委书记担任的。我具体联系的生产队是勇敢大队的第三生产队。平时的工作开展也就是收集生产队的一些如生产安排情况，遇到季节性的农忙种植，則帮助生产队参谋一下出出主意，督促生产队按照乡政府和区公所的要求做到精耕细作和土壤改良。
那时候还没有收对公负担的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始起步。所以，农村基层的工作相对于后来“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要简单和容易开展得多。
但是，也就是在那年春节临近和春节过后的日子中，包产到户的传言由原来的隐隐约约，成为了人们经常议论和关注的话题。
我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知晓，还是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包产到户，但是一提包产到户我就耳熟能详了。因为那时候的小学生就像大人们一样，不管是作文课还是专门写张贴在学校墙上的“大批判”文章，经常写的就是写那“三自一包”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如何如何的罪孽深重，搞包产到户如何如何地是想让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在听了包产到户的传言之后的自己，不免心里有些疑问和说不出来的感觉。
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八月份十月，包产到户已经成为被大家摆到明面上讨论和议论的事情了。在去生产队开会说事情时，我联系的勇敢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老是问我：“刘老师，这包产到户到底干得起来不？说是有的地方已经干起来了？！”。我則因为没有得到通知和开会呀什么的工作布置，因此只有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一些我们要相信上级会比我们考虑得周全的话。但是，看得出当时我所联系的生产队里的社员群众，是盼望包产到户的。因为，很多人都流露出如果要是包产到户了，那些平时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的人就没有机会得“耙耙工分”了。
在十月底左右的一天，小春麦子豌豆刚刚种完，当时的区委书记尹立田和区长朱义贵到县上开会回来，随即召开了全区乡干部大会，会上宣布了按照上级要求和指示，根据农村推行“水统旱包”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对种大春作物的水稻田间实现统一的集体生产和管理，对旱地作物的生产和管理实行包产到户。
我满以为按照上级要求和指示精神的“水统旱包”，会得到社员们的支持，然而，当我去我联系的“社教”生产队勇敢大队三生产队开会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时，参加生产队开会的所有的社员都问，为什么不搞完全的包产到户，而是搞包一半的什么“水统旱包”？
说真话，当时我在心里面总是想和耽忧，如果搞完全的包产到户，栽秧子的时候，如果上面那个田的人不允许从他的田里放水到下面那水田里，那下面那个田里怎么栽秧子呢？亦或是在下面那个田里面的秧苗需要水的时候，上面那个田的主人不同意，那岂不是让下面那个田里的人急死了吗？！
所以，在会让我反反复复解释这是政策，只有“水统旱包”才符合我们的实际。
到了十二月底，我所知道的我们全区所有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按照“水统旱包”进行的政策落实。我满以为生产队的社员们都能够理解和满意“水统旱包”政策的好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生产队的很多社员一看到我之后，就不停地对我说他们还是希望政策一杆子插到底，用社员形象的话说也就是不要“倒土不洋”的什么“水统旱包”，要搞就搞搞包产到户！
那段时间，只要生产队的社员开会，说事情说不了几句话，总是有人就把话题扯到包产到户的事上去了。每一次开会，我都会被社员们问得面红耳赤，队长則更是难乎为情地看着我不知所措。
时间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一天我在区公所值班，接到县上的一个电话，说是下午三点钟省上一位领导要来清水，让我通知区委书记尹立田和区长朱义贵到区公所作好工作汇报的准备。
接到电话后，我立马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十多公里的那尹立田书记家，告诉他电话通知的事情。
大概是在下午两点钟过，那位省领导坐着一辆当时很少看到的小轿车来到了区公所，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秘书之类的人一起。在尹立田书记和朱义贵区长的陪同下直接就去了会议室。
两个小时后，那位领导在尹立田书记和朱义贵区长的陪同下又走出会议室坐上车离开了。
在送走了省上那位领导后，朱义贵区长来到区公所值班室，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位省领导说些啥子？朱义贵区长一边卷着自己手中的叶子烟，一边说：“主要是说包产到户的事，叫我们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先把水统旱包搞好了，再说包产到户的事！”。
春节后的二月底，县上开了一次水统旱包的工作会，可能是考虑到广播站要进行宣传的原因，全县的十三个区的广播干事也通知去参加了会议。会上县领导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不管哪里搞什么包产到户，我们县这里就搞水统旱包，就是周边的县份都搞了包产到户，我们也不茫然跟进，也要先看看再说！
后来听说，来过我们区公所的那位省领导，又来到县上与县上的领导们商量推进包产到户的工作。但是县上的领导坚持说水统旱包符合我们县上的情况，而不同意安排布置推进包产到户的工作。那位省领导只好到一个区去，自己找来几个区委书记一起讨论如何推进包产到户的工作。
可是，到了三月份时，包产到户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没有让人回得神来，三月底县上就开会全部推进包产到户的政策。
我们工作组联系的勇敢大队，几天就落实完了，比工作组的同志们想象的还要顺利和快得多。原来以为那社员们会因为某一块水田的好孬纠缠不清，在落实承包人的时候，社员们都好说好商量地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五月份小春作物收割完了之后，不管是秧苗还是栽秧子田里需要的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就连那以前生产队集体为了抢水栽秧子，经常发生两个或几个生产队打架斗殴的事，竟然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事实证明，那年的春耕生产进行得又快又好，不到几天就实现了满栽满插。大家原来的担心和忧虑的庄稼会迟迟种不完，社员们之间会发生许多的纠纷，全是多余的想法！
多年回过头想到这些，有的时候我老是在心底里想，有的时候一些人嘴巴上说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就像当时工作组里的大家，总以为自己比老百姓看问题考虑事情要准确得多，明白得多，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完全是低估了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前进的步伐，有的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但凡是适应和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
我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的今后还将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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