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5、6月份，全国开展了真理问题的大 讨论，在各个高校中反应非常热烈，我们学校一连开了几次会，很多同学也写了文章，支持这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不想在政治层面倾注过多的热情。我知道，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中国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邓小平拔正了中国的航船，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是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是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这个年过三十的人能够在大学里得到深造。我决心在大学里保持不断前行的初心，珍惜时光，增长教书育人的本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学习机会来得太不容易，77、78级的同学对学习专业知识格外用功，成为全校学生的表率。大家起早摸黑，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刻苦学习。天不亮，就有很多同学起床了，读拼音，背单词，学校里一片读书声。晚上十一点多了，还有很多同学在教室里看书，写论文。星期天，在图书倌和阅览室里都挤满了人，很多同学在查找资料，翻阅报刊------同学们从来不会慢条斯理地打发时光，也不会哈兮连天地迎接晨光，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十点上床，大家对读书都有一种久旱逢甘露，如饥似渴的感觉。
在课堂上，由于高校师资缺乏，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些是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新教师，他们年轻，总体素质较差，课堂教学远不尽人意，我们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较为满意的知识。课内不足课外补，下课后或是放假时间，我便往图书馆里跑，往阅览室里走，尽可能多一些阅览各类知识，千方百计的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海师图书馆很大，里面的藏书多，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图书资料损失不大。
当时师专的校长是李光邦，是我的同乡，他的夫人恰好是图书馆的管理员，给我开了绿灯，让我随意翻阅图书馆里的图书杂志。下午没有上课，是学生的自习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连刮风下雨也不断间。在这里，我尽情地吸吮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营养，撅取我最需要的知识，我一边阅览，一边作记录，不到一个学期，我的记录本就写满了几大本。在三年的读书生活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开拓了广阔的知识空间。可以说，我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是从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获得的。
在当民师的时候，按本地人的习惯，我上课时大抵用海南话讲课，一来用海南话交流有一种亲切感，有人情味，二来是本人普通话还不过关，讲普通话往往带有海南话的口音。来到师专以后，我千方百计的提高自己的普通话能力。教我汉语拼音的是李召老师，他是北方人，讲一口非常纯正的普通话。上课时，我特别注意他讲话时的口形和音调，下课后，我按照他的口形和音调来朗读课文。我买了一个小型收音机【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目的是学习广播员的普通话朗读，随时纠正自己的语音。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的汉语拼音大大提高，学讲普通话也越来越标准。
在长期的学生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少的老师，有些老师我永生难忘。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人数不多，一个年级就那么几个老师。大学则不然，一个学期就有十多个二十个老师来教我们，有时一个课目都由几个老师来授课，他们上了几天课以后，就突然没了踪影，几个月甚至很长的时间都没见过一次面。况且，大学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较特殊，有一定的距离，不象中小学老师那样，跟学生打成一片，关系融洽。
尽管这样，在大学中，还是有几个老师，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教我【古代汉语】的钟老师，是个老教授，在我的记忆中，他个子很高，背有点驼，穿戴非常整齐，苍白的脸上总是堆满笑容。他是研究古汉语的专家，著作很多。他博学多才，教态甚佳，很受学生的欢迎。只要是上他的课，同学们就早早的坐在教室里等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上课语言简洁、朴实，讲话从来不拖泥带水，语言表达严谨，板书整齐有序，精讲细析，通俗易懂。特别是对那些难懂的古文语句，钟老师则采用了加线分析的方法，主谓分明，语意一目了然。
迎着初升的太阳，迈着坚定的步伐，是年九月，又有近四十万大学生加入了这一光荣而骄傲的行列。
至此，在共和国的词典上，为这一独特的群体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特有名词：77级、7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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