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我们“大串联渡过江”，“文攻武卫扛过枪”，“接受教育下过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过红卫兵，也当过造反派，我们斗过老师，也砸过文物，烧过书，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做了很多傻事，也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始被利用，终被抛弃”，文革闯将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提前流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十年动乱中历尽了人间艰苦，品尝人间的辛酸苦辣。
我们老三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传奇性、生活经历最曲折的一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经历过的多灾多难，也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希望。
海师中文77级是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班级。我们这个班的许多同学在高考中成绩优异，但因年龄偏大【入学时已三十岁左右，且许多人已婚】，招生办为了给年纪较轻的考生开绿灯，就把他们打发到培养“臭老九”的海师中来了。在我们这个班级中，老三届占大多数，他们当中有大队书记，有团委书记，还有记者、医生、银行职员、公社宣传干部和广播员等，什么人都有。当民办教师的人最多。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个别人甚至在文革武斗中还负过伤，造反派的余威还有。他们身份特殊，有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们一个小小的班级中，竟有七名党员，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因而很多人都有点儿自命不凡。
有一次，有位年轻的教师【工农兵学员】给我们班上党史课，他在上课时总是喜欢讲“我们党如何如何”，一位党员学生感到不耐烦，在下面嘲笑他：“我们党？哼！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党员呢？”搞得那位老师很难堪，闹出了大笑话，后来学校领导把我们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只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非常自觉，个个都通情达理，非常尊重老师，不管他来自哪里，不管他水平如何，不管他年龄多大，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老师，尊重老师是学生最起码的准则。在学校里，很多老师跟我们的关系都很融洽，喜欢上我们的课。他们经常向学校党委反映：中文77级的课堂纪律最好，思想非常活跃，学生的水平也很高。我们都懂得，我们这么大的年纪能够上大学，是最大的荣幸，我们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决不辜负邓公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中文77级的同学在社会上历炼多年，比较成熟，自学、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许多同学在入学前都当过干部，当过教师，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办事的效率很高。很多事情，只要班主任【那时叫指导员】交代班长，不用他出面，我们全班同学都会同心同德，全力以赴的把它办好，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后来班主任对我们非常客气：“我这个班主任是无为而治，很多事情都是你们出点子，脚踏实地地干，而且干得很好。我当了你们三年的班主任，感到非常轻松，一点压力都没有。我很少考虑到你们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到，你们都为我想了，而且想得非常周到。我为能当你们的班主任而感到自豪。”
事实上也是这样，他当了三年中文77级的班主任，平时就很少下到班里来，平时我们也很少见到他。后来，同学给了他一个浑号，叫“周主任”，意思是说，他一个周才同我们见一次面，来了也不说什么大话，只是握握手，拍拍肩膀，聊聊天，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我们都非常自觉，学校按排下来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了，他反而觉得自己多余了。有一次，班里同学为了一个问题争得很厉害，人声鼎沸，声音都传到了外面，这时，有位同学大声说：“周主任来了！”大家马上停了下来。他走进教室，什么也不说，只是对我们笑了笑。
我们的班主任姓王，澄迈人，也是海师学生，毕业后留在海师当老师。他个子矮小，长得很壮实，脸色白哲，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烔烔有神。他年纪比我们小得多，我们跟他见面时，从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小王”，他笑了笑，感到非常亲切。他性格随和，没有架子，跟我们合作得很融洽。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年纪相差很大，很多同学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最年长的是班长，姓吕，东方县人，入学时他已经32岁了，而年纪最小是李x同学，刚过17岁，是海中的应届毕业生，他的父亲也在海师当老师。有一次吕班长竟对他开了玩笑：“小李呀！要是在解放前，我生都能把你生出来！”在今年的班里纪念入学40周年的聚会上，班里的所有同学都退了休，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工作岗位上。
开学后，我和符老师被分到第二组，这个组共有12名同学，其中7位同学都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符老师是共产党员，被同学选为为组长。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被我们叫成“造反派”，见面打招呼时我们不叫他的名字，而直呼为“造反派”，因为他太年轻了，性格也比较幼稚，在我们心目中，他简直还是个孩子。
我们班里有一位全校性的风云人物，他姓邢，乐东县人。他性格随和，待人极友善，我们都亲切地叫他“邢大哥”。“邢大哥”中等身材，头长卷发，脸色苍白且带病色的红晕，声带嘶哑，给人一些弱不禁风的感觉。但他的性格非常坚强，精力旺盛，他经常坚持学习和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据说他也是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文革中非常活跃。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口才很好，能写一手好文章，很受当时军代表的赏识，推荐他在县革委会宣传组里搞宣传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很快就入了党。在入学前他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自治州很有名气。他给我们的现象是：为人忠厚，非常豪爽，不排架子，在工作上有一股拼命精神，且领导组织能力极强，很受领导看重。开学后不久，学校学生会改选，校党委推荐他当了学生会主席，这无形中也提高了我们中文77级的地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先当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后当校党委副书记。再后来，他离开了学校，专搞行政工作，先当省党校副校长，后当了省文体厅的副厅长。“邢大哥”不喜欢官场生活，他爱好写文章，搞学术，最后他又回到了本行，跑到广州某一所大学里当了一名教授，他著作很多，颇受欢迎。
朱同学是文昌中学高中六六届毕业生，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他很有文才，能写一手好文章，是文中井岗山的笔杆子。在大武斗中他不幸被捕，对立派把他押往溪边进行假枪毙，当枪声在他头上炸响的时候，他毫无畏惧，高呼“毛主席万岁！”他毕业后先在师范学校当教师，后来担任了市教育局的副局长。他曾写过一首诗，表达了他在假枪毙时的感想：
抛心沥血拜朝阳
竟作阶囚险被戕
枪管短长抵肩背
惊思尤教骨冰凉
在老三届生中，每个同学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林同学是海南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文革中他参加了造反组织，在一次武斗中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一块弹片钻进了他的大腿，鲜血直流，他当时昏迷了过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当教师。在教学中他精益求精，深受学生欢迎。学校领导提拔他担任教导主任，他坚辞不就：“我不是当领导的料子，也不想在领导的岗位上，我还是一辈子当我的老师。”他后来调到母校当老师，直至退休。
我们班里有很多同学当过教师，有几位甚至当过中学教师，起初那些年轻的教师很害怕接触我们，特别怕上我们的课，因为我们的教龄比他们长，在教学上有一定的经验。有些给我们上课的年轻老师都是工农兵学员，刚毕业不久就来到了师专。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讲台上那种胆怯，那种束手无措的神态。不过，同学们对他们比较尊重，从来不在课堂上公开指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课堂纪律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有一次，有一位黄老师上我们中国历史课，他刚刚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课堂经验不多。同学们看见他在三节课中一共写了十多个错别字，而且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在课堂上，同学们没有公开讲，这样会使他非常难堪。下课后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我直接找他谈，这样做既保持了他的尊严，又指出了他的不足，他表示诚恳接受。
我们入学后，学校里还有两届工农兵学员【77年没有招生】，大约有四五百人左右，跟我们77级的学生人数相等。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这些工农兵学员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才，但也有一些是名不符实的大学生。尽管在有些大学里，曾发生过77级学生同工农兵学员矛盾和冲突的事件，但在海南师专，我们77级学生非常尊重工农兵学员，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学，友好相待，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在他们毕业时，我们还为他们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会。
老三届中的大多数人在文革中被卷入了运动，少数人【家庭出身不好】当了逍遥派，他们或当红卫兵，或当造反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批斗老师，冲砸文物，参加武斗，残杀同类，做过违心事。几十年后，当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了错误，进行了反思。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回校公开向老师陪礼道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金不足赤，人无完人，人非草木，焉能不错？知错必改，改了就好。
1977年恢复高考，使老三届人在改革开放中搭上了最后一班车，尽管能考上大学的人不多，据统计，在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中，在77、78两年的高考中，考上各类学校的老三届仅有十万人左右。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恩赏，因而他们对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珍惜。据高校老师反映，在历届学生中，老三届的学生最能遵守校纪，最勤奋好学。毕业以后，他们在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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