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灰蒙蒙的秋日黄昏，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家乡。 我高中“毕业”了，不再是学生了。
两年来，我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经风雨，见世面。这场政治运动从学校开始，我和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道，首当其冲，摇旗呐喊，冲锋陷阵，不但触及其灵魂，也触及了皮肉。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这场“大革命”的前沿，破四旧，斗黒帮，大串联，大造反，大武斗，经历了一场场惊涛骇浪。
说来也好笑，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月黒风高，烈火熊熊的晚上，一边呲牙裂嘴地唱着【造反有理】，一边象第三帝国的冲锋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连自己也被洗劫的两手空空。
1968年底，由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內乱远没结束，要修复文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的破坏和损失，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中国人民还要忍耐多年的苦难。对我们这些为文革付出青春和热血的青年学生来说，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时成为一个头疼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把他们统统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既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的权宜之计，也是分散如此巨大的聚集在各个城市里继续造反的青年的最好办法。
同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批的知识青年离开了城市，分赴各地的农村和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学校到农村务农的。
我的家乡在东郊公社建华山大队，背靠椰林面向大海，是个半农半渔经济生产单位。这里人多地少，每人仅两分耕地，土地瘦瘠，又没有水利保证，生产条件落后，全年吃国家统销粮十一个月，劳动日值四毛钱，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全大队人口五千余人，分为三十一个生产队，一个渔业队，两个林场，一个企业队，是公社人口最多的生产大队。
回到家乡，我看到农村里的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村里墙壁上还张贴着许多“七、三”“七、二四”布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随处可见，我心里感到阵阵凉意。
一回到家，刚放下行李，我就马上向生产队长“三爹选”报到，所谓“报到”，什么手续都没有，只不过是口头说“队长，我中学毕业了，请你安排我在生产队里的劳动。”【离校时没有发给毕业证，几年后才补发。】为了报答他在拔点时的救命之恩，我给他送上一包香烟。他抽着香烟，一双三角眼紧瞪着我，什么也不说，只吩咐我到会计那里签个名，领取一本工分册。
我到会计那里签了名，领了工分册，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我就完成了角色的变换，由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公社社员。
从此刻开始，我再也不是一个靠父母养的学生了，我已经成了一名挣工分吃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敲响了，我依时来到生产队办公室听候工作安排。所谓生产队办公室，只不过是生产队仓库前面的一块空地而已，唯一的标志是仓库旁边一棵连雾树上挂的一口铁钟，平时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和安排劳动项目都在这里，这里也是村里人们的活动中心。当时邦塘村较大，后来分成两个队，我们是邦塘二生产队。
我上工的时候，连雾树下已经有好几个人了，都蹲在地上抽烟聊天。他们是上了年纪的，是我村里的叔叔。我们队里比较特殊，男人们不是在外面工作【或在大队企业】就是当了渔民，在生产队里劳动的就这么几个男人，而且都是有政治问题的，有两个还是刚刚从外面清理回家的。队长把我和他们编在一个组【叫林业组】里，说明我跟他们差不多是同一类的人了。
第一天的劳动非常轻松，我跟这几个叔叔扛着锄头到一个椰子园里清理杂木。这是靠近海边的一个椰子林地，那里遍地是灌木林，遮天盖地，很阴森的，村里人说是风水地，在那里埋了很多坟墓，后来我们把那里称为青年园，生产队种了许多西瓜。起初我干得非常积极，满身大汗，但是后来看到他们不是抽烟，就是拉尿，个个都满不在乎，懒得动手，我的劳动热情就减少了一大半，也跟着他们在一起聊天、抽烟，磨洋工了。
下午劳动结束时评工分，我自报八分，大家评我八分，最后由组长决定我也是八分。八分是生产队里最低的工分值，当时的劳动日是四毛钱，按劳动日每天十分计算，我这一天的劳动报酬不到四毛钱。
第二天，队长“三爹选”亲自安排我的劳动：“今天你不要去林业组了，跟我去大田割水稻，拿镰刀和担子，吃好早饭就去。”
吃完早饭后，我跟着“三爹选”向大田走去，背后跟着一大群妇女，我的母亲也在里面，我感到相当的别扭，就问：“队长，就我们两个人？”“三爹选”一双三角眼瞪着我：“她们都不是人？”吓得我再也不敢吭声了。
我们走了很久，差不多到了东郊墟，一大片稻田横在我们面前，金灿灿的稻谷随风摇动。“三爹选”指着前面的一块地说：“这块地是我们的，今天必须把这块地里的水稻收割完。”我有些不解：“我们队的地这么远？”“三爹选”说：“还有更远的呢，在清澜那边也有我们的地，我们要坐船去。”
我在学校参加过多次的农忙假劳动，都是割水稻的，因此对割稻子一点儿也不感到生疏。队长看到我割水稻那么熟练，又快又干净，当众表表扬我：“你今天的劳动态度很好，你会成为一个好社员。”
我听了队长的表扬并不高兴，我心里想：我读了那么多年书，而且是县中里毕业出来的，真的要当一辈子的农民，那不是虚度一生？倒霉一辈子？
中午生产队送来午餐：椰子粥，我连饿带渴，一连干了两碗，还觉得饿，但我不敢多吃，怕人家笑话。
吃完午餐后大家都不休息，接着再干，因为妇女们都想快点把工干完，好回家多做点家务。大家共同努力，很快就把这一大片的水稻收割完了。
下午四点多钟，人们把稻子捆绑好，准备挑回生产队去，这时我感到左右为难，挑多点呢，挑担子是我的弱项，怕肩膀痛吃不消，挑少点呢，又怕人家笑话，想来想去，我还是选了前项。我拼命往我的担子多捆稻子，结果有五六十斤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挑过这么重的担子。我咬紧牙关，勇往直前，肩膀痛了就把担子放下来歇一歇，然后就继续前进。途中我母亲看到我十分难受的样子，叫我把一些稻子均给她挑，我坚决不同意：“妈，我能挑，你走吧！”就这样，四五里长的路程，我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才把稻子挑到了生产队。
在挑稻子的途中，“三爹选”也挑着担子从我身旁走过，他对我不理不睬，我知道他是在考验我。
第三天劳动还是割稻子，挑稻子，还是很远的路程，奇怪的是，这一次挑稻子我的肩膀不那么痛了，腰也直了。挑担子是务农的一大关，这一关我过了！“上山炼过腿，下乡炼过背”，务农就这么一回事。
此后几天，“爹三选”叫我继续回林业组劳动，他也亲自来这个组参加劳动，有他在场，村里那几个叔叔再也不敢偷懒了，大家都干得很起劲。过了一段时间，“爹三选”叫我担任林业组的组长，负责排工和记工分，就这样，我竟当上了生产队里的最小的干部，领导这几个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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