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血统论”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獗之时，二十四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着目前的社会现实。他从和自己情况类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弱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而又不公正的现实，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由遇罗克写的，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张贴在北京的许多公共场所，与“血统论”相对抗。
【出身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的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传染，情操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如果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是混蛋，一代代混蛋下去，人类就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不仅是向红卫兵宣扬的“血统论”挑战，也是向多年来习用的实实在在的血统论挑战。
【出身论】刚一问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议着、抄着、思考着、辩论着。
在血统论弥天漫地，扼杀无数有为青年，残害无数无罪天灵之际，呐喊真理的【出身论】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喊出了人们敢怒不敢言的心声。人们争相传抄翻印，影响波及全国。
北京四中学生宇xx、王xx等人，为【出身论】的正义论断和严密论证而折服，他们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作者，决定以【首都中学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了。第一次印刷了三万份的小报，一抢而空。接着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空。【中学文革报】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对血统论做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如此大胆公开挑战，怒不可竭。他们认为，生就“红，红，红”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他们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革命是坚不可摧的。虽然出身论从理论上仅仅因为父母的问题而背上黑几类包袱的人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一部分人不仅不理解出身论，反而变本加厉地皮驳它。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人多年来接受传统教育及形成的传统思想，出身论的境况在当时社会上远不如血统论。当时，不仅支持、宣扬出身论远不如宣扬血统论有市场，可以说，出身论是血统论手下败将。
在这样一种的历史背景下，遇罗克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他经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不过又每每被他那雄辩的口才和机智勇敢，以及支持他的群众解围。登载【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也经常被撕、被抢，甚至卖报和读报的人也受到围攻和殴打。
【出身论】和文革中形形式式的大字报不同，它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面对红卫兵运动初期宣扬血统论反残酷现实的一种对抗，是遇罗克独立思考的产物。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思考。【出身论】受到了无数遭受血统论迫害的人的欢迎和赞赏，但由于它离开了文革的行话去进行独立思考，而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
遇罗克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申辩，但不可能战胜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宣判。在强大的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和他的战友们的处境愈加困难。
一九六八年，遇罗克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遭逮捕。经过多次批斗、公审，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处决。他的战友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到迫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一九八零年，遇罗克被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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