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露天电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在那个文化生活单调缺乏的岁月里，看一场电影是一件多么奢侈的喜事啊！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县放影队在乡村放电影。要在全县这么多村庄轮流过来，一个村庄一年只能轮流到一、二次。到了七十年代，才有了公社放影队，放电影的场次也不多，一般一个月里只有四次，有时还轮不到这次数。

　　放影队还离本村较远的村庄放影时，我们这些孩子便开始关注，屈指计算着什么时候轮流到我们村放电影，那份祈盼的心情不亚于祈盼当时的过年。终于，脚夫把放影器材挑到祠堂里，我们便跑到这儿看“新鲜玩意儿”。一双双稚嫩的手总是要去摸一摸器材箱子，包括放影队自带的发电机。

　　我村有两个放电影场地：一个是祠堂，两側房间被改为学校教室，中间被改造为戏台，但场地很不宽畅，雨天勉强在此放电影；一个是村头那块种植过一茬早稻的晒谷场，晴天都在这儿放影。

　　黄昏时分，受村干部安排的几个村民，在晒谷场的一側，用条锄挖两个洞，“植”两根树木或毛竹，上方搭一根横挡，挂上黑边、中间雪白的银幕，再把下方两角用绳索拉紧。有个村民风趣地说，拉好的银幕，晚上可以兜住全村人的目光，兜住电影里的人和声音了。

　　与此同时，小孩子们纷纷跑回家搬来长凳、方凳、椅子，抢占一个好位置。

　　天渐渐暗下来，那时放影员很吃香，酒足饱饭后来到现场。他摆好两张书桌，做好放影的准备工作，并打开唱机放上唱片。唱片在转动中飘出歌声，回荡在山谷里。

　　与其说播放歌曲，让人享受动听的歌声，热闹静谧的乡村，倒不如说是汇聚人流。在家里吃饭时，阵阵歌声，仿佛在催人赶快去看电影，我拔了几碗饭后，边走边跟父母说，快去啦，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父亲总是说，不用这么急，还早呢。

　　此时，空境头的光束已经照在银幕上了，一个个村民的人影在上面晃过去，直着身的，弯着腰的，口中刁着旱烟筒的，抱着小孩的……银幕前，村民们七嘴八舌的，场地声音嘈杂，熙熙攘攘。 电影终于开始，立即呈现出片头画面：五角星或天安门或工农兵图像及八一或北京或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幕，熠熠生辉，光芒四射，使我激动不已，仿佛打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

　　看到电影吸引人的时候，大家都会静下来，屏住呼吸，沉浸在故事情节之中，只听见电影中声音和放影机转动的“沙沙”声。

　　忽然银幕出现空白，换胶片了，放影机的桌上灯光大亮。当村干部的父亲利用换片的间隙，拿过话筒说：“喂，喂，趁全村人都在，现在开个会。”他真会抓机会，婆婆妈妈地讲了十廿分钟。我真有些反感，人家急着要看电影，他倒好，横插进来要开会。开会的最后，父亲提醒村民要注意家里火烛，以防发生火灾；要关好门窗以防小偷盗窃。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已经长话短说了，平时召开大会都需要几个小时呢。

　　二

　　看电影的不全是本村村民，还有来看电影的邻村村民，有的来之于五、六里路之外的山里人。都是乡邻乡亲的，有些村民给他们提供凳子坐。如果我们去邻村看电影，他们也会这样做的。因为村民的家里提供不了这么多凳子，所以多数邻村观众还是站着看电影。有时，后座的观众会喊起来：“同志，同志，快往边上站吧，电影都被你挡住啦！”于是，他只好挪动一下位置了。

　　小伙子们最喜欢往漂亮的姑娘身边挤，巴不得往她们的身边坐或站，与其搭讪，挑逗，开玩笑，好像一群蜜蜂围着花儿一样。

　　有时电影快要结束时候，天公不作美，飘起毛毛细雨，于是，放影员就给放影机撑着雨伞，把电影放完，有的观众也打着伞看完电影。

　　电影散场后，山里的观众走在回家路上时，有的打着手电，有的提着围灯，有的点着火把，并对电影评头论足。当中有青少年、中年、甚至也有老年人，他们在克服漆黑夜晚、蜿蜒曲折难行的山路，以及在田间辛苦劳动了一天的情况下，夜晚还赶赴邻村看电影。他们如此狂热，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和追求。

　　那时，听说邻村晚上放电影，我也非常兴奋，常常随邻居叔叔们结伴步行去看电影。为了看一场电影，有一次我被吓着了。当看完电影后，我们几个人回家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黑咕隆咚的山谷。平时听人说到过，此处经常有野狼出没。那时我还很小，此时毛骨悚然，一路上紧紧抓住叔叔的手，回到家里。

　　电影是每个村庄轮流放的，但有不少村民还追到几个村庄观看，似乎看一场电影还够，非得看多遍才能满足。

　　有时，公社有线广播站会通知：今晚在上淤头放电影，欢迎广大群众前来观看。沙溪村是公社所在地，上淤头是沙溪村一个宽阔的天然广场，离我们村庄十里路。有各年龄段的村民们、甚至有身体较健康的老年人，也会乐此不疲，步行前往观看。有时，正是村民劳累的“双抢”时节，但是有的村民仅然不顾疲劳，依然前往上淤头观看电影。

　　可见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即精神食粮，有着如此强烈的渴望和需求啊。一个人不仅需要吃饱饭，还需要精神食粮的满足；一个人既需要丰裕的物质供给，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滋润。

　　当时，对于我来说，提供文化生活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电影，一个是连环画，一个是半导体收音机（七十年代中期我家才有）。对于大人们来说，主要是电影、收音机、听故事、社戏、正月里舞板龙灯。

　　如果听故事，村里人时常会邀请邻村一位盲人来村里唱。他坐在祠堂的戏台上，两腿夹住大鼓，拿着两根敲鼓棒，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时而鼓中敲敲，时而鼓边敲敲，咚咚，哒哒。先生把故事情节讲到高潮时，突然话锋一转：“要知结局如何？请听下一段哦。”把哦的语调拖得长长的。接着端起搪瓷茶杯喝了几口茶，拿起长长的旱烟筒点燃吸烟，歇息。待一筒烟抽完后，先生又接着唱故事……

　　由于文化生活缺乏，连这样没有视觉图像的故事，村民们依然济济一堂，竖着耳朵，如饥似渴地倾听。

　　三

　　小时候，最喜欢看战争片，如《地道战》 《地雷战》 《铁道游击队》 《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 《英雄儿女》 《上甘岭》 《奇袭》等。

　　文学有三大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我想它也包括电影。

　　我看《闪闪红星》和《小兵张嘎》时，年龄与潘冬子和张嘎差不多。那时，少年儿童模仿能力很强，小英雄的一些举动常常被我模仿，其人物形象也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认为一部经典的电影既是文化娱乐，也是一本教科书，在成长的道路上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心灵受到熏陶，还陶冶情操、激励奋进。如《永不消失的电波》等影片，可以说对我长大后从事电报工作，也起到了激励、影响的作用。

　　那时候，在晒谷场放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在村民中引起强热的反响，特别是妇女们更是唏嘘不已，对善良的主人公素芬的遭遇给予同情，对丧失良心、忘了本的万忠良给予遣责与憎恨。记得那几天他们在生产队劳动时，拄着锄头柄，在谈论着影片中的人物命运。

　　一九八零年期间，在新建学校的操场上，放映了喜闻乐见的《小字辈》 《喜盈门》两部片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喜盈门》，既有教育意义，也颇为艺术感染力，成功塑造了典型、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村民的喜爱。影片的开场，到现在让我记忆犹新，在一曲清新、欢快、悠扬的笛子声中，一座座青山，一个个村庄景象，徐徐向我转动过来。

　　露天电影，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主题歌和插曲，如 《九九艳阳天》 《我的祖国》 《英雄赞歌》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手拿碟儿敲起来》 《映山红》 《红星照我去战斗》 《北风吹》 《扎红头绳》 《红色娘子军连歌》等，后三首的歌曲，我到现在还喜欢听。尤其喜欢《红色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催人奋进。

　　记得一九七九年村里终于有一村民购了第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该村民在堂屋里提供凳子，播放电视，要向看电视的村民收取每人三分钱。说是收点电费和服务费。即便这样，来看电视的村民也络绎不绝，常把堂屋挤得水泄不通。有时会发生小小的“逃票事件”，好事多磨，倒是热闹有趣。

　　一九九零年期间，我家乡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已经是“彩电”了。

　　当下，农村彩电早已普及，发达的网络也触及到农村的家家户户，文化生活渠道增加了不少，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如今的夜晚，再甭跑那么多的路到邻村看一场电影，躺在床上就可以选看丰富多彩的节目了。同时，在掌心上的手机里可以看到各种影视节目，也可以随心选听各种音乐歌曲。

　　露天电影早已远去了，但那些经典的电影深深地感染、影响和激励了我们这一代人。我是看着露天电影长大的，那段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我将永远铭刻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