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或许是因为觉得有一些事情值得记忆吧，因此，我时不时地把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从记忆的碎片中找出来翻翻，以让我更加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大概是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带着我一起去粮站买米。当母亲把城镇居民户口粮食供应本，递进一个就像买车票的小窗洞的时候，我听见里面的一个女的声音说：“廖老师，从这个月开始，粮食供应按照每一个人供应的标准口粮实行三七开的比例，供应百分之三十的面粉，百分之七十的大米！”。
母亲听了之后说：“知道了，我看了你们粮站的大门口墙上贴的‘安民告示’上写的通知！”。
在买了十几斤大米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听了母亲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好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灰面好是好，但是如果用来煎薄饼的话，会比平时多用清油。还有就是那灰面不管是用来煎薄饼还是拿来做馍馍，都没有吃米饭经得起饿！”。
那时候十来岁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母亲说的话的意思，只是隐隐的觉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本来就不是很够吃的每一顿饭。后来发现果不其然，有时候的顿头上母亲用那灰面来做洘洘（就是面糊糊），由于洘洘比较清稀，吃了之后睡到半夜就感到肚子饿了。
过了不久，听街上的人说粮站又贴出一张“安民告示”，告示上说按照上级规定，居民以前供应的百分之三十的灰面，改为供应红苕，毎一斤灰面按照一比五的比例供应红苕，也就是说一斤面粉的口粮折算成为五斤红苕。每一斤红苕的价格是五分钱，具体由哪一家农民供应红苕，由公社粮站统一安排落实。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在心里认为，一斤灰面可以供应五斤红苕，那不就可以吃得饱了吗？！
可是就在我暗自窃喜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脸上却是一副凝重和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忍不住好奇的心情问母亲说：“妈妈，这以后一斤面粉折算下来可以买五斤红苕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你怎么还不高兴呢，妈妈？！”。
妈妈看了我一眼，然后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对我说：“刘红，你不懂，虽然这红苕是五斤算一斤灰面，看起来很划算，可那红苕容易烂，我们又没有地窖储藏红苕，只有堆放在寝室里，但是这样红苕就容易烂掉，一旦烂掉了，本来就要精打细算过的日子，不就更加的增添了不少的烦恼吗？！”。
我听过母亲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母亲像是思考了一下后又说：“要不就这样，这几天我们每一顿都吃红苕，把这个月配搭的红苕都吃完了之后，才开始煮米饭吃，免得那红苕烂掉了可惜！”。
我听妈妈说的话不无道理，心想还是我的妈妈有办法！
因而，一连十来天，我们全家人每一天每一顿都吃红苕。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而今眼目下巴不得吃一些红苕类的粗粮什么的食品，因为油荤少，吃了红苕后又便于排便，上下畅通，每一顿吃完之后，两个小时左右肚子就饿了。因此整天的感觉都像是饿的一样。
母亲为了不使我和两个妹妹每一顿都吃红苕而对红苕产生厌食，因而每天都变着法子的煮红苕。有时候是煮红苕，有时候是箜红苕，有的时候是煮红苕汤，还有的时候是蒸红苕粑，以及做粉蒸红苕。
然而，即使是这样，因为堆放红苕的地方不通风透气，所以也有百分之十几的红苕被烂掉，这让本来就十分节约的母亲心疼不已。
鲜红苕挖完之后，眼看就要到年末十一二月的时，要保证将鲜红苕提供给城镇户口的居民作为口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了。因此在公社革委会和粮站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生产队的社员便在九十月份开始做准备，将红苕切成薄片制作成红苕干，毎两斤红苕干抵算一斤面粉。
咋看起来还是比较划算的，可是那红苕干有百分之十几是烂的，加之容易受潮同样不便于保管，容易使红苕发霉变质，所以街道上的居民们很不喜欢吃红苕干，当然我们也在不喜欢用红苕干折算口粮的人家户之列。花钱不说，关键是让本身就紧巴巴的口粮，更加显得紧绷了……
长时期以来凭城镇户口粮食供应本在粮站买口粮，加上岁月中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嵌划下来的记忆痕迹，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感到一个人多年的生活方式一旦在大脑中形成了习惯，倘若如果突然有一天其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识别不及时，惯性思维模式是会让人产生习惯性反应和行为的。
在一九九三年左右，粮站开始不需要凭城镇户口粮食供应本买大米了。但是，我的心里老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忧，万一哪一天又需凭城镇户口粮食供应本去买米又咋办呢？所以，那时候我将它保存好好的，一直保存了好久才将之废弃。
我知道不需要凭城镇户口粮食供应本到粮站买米，有着袁隆平先生不可磨灭的一份贡献，而与此同时，毎当我听到或是有人说到“袁隆平”三个字时，我就会在脑海里产生联想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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