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的院墙残缺不全，残存处不足一人高，院子空地被邻居开垦成菜园。老屋外墙抹的石灰皮多处脱落，露出土坯垒成的底子。唯有那棵老槐树依旧傲然倔立，枝头隐隐抽出嫩嫩的细芽。
这是养育了我们姊妹六个的老院，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老屋盖于一九六四年，那年我虚岁四岁。六十年代初，华北平原涝灾繁发。在我三岁那年，汶泗平原连续下了几场暴雨，积水有半米多深。村里那些年代久远的土坯房，经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残，很多坍塌倒地了。这包括我家那黄泥起底的老祖屋。
祖屋坍塌之后，全家人只好找房栖居。直到第二年春天农闲季节，父亲才找人帮忙建起了三间新房，也就是现在的老屋。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和齐全的建材，全凭体力和精力。农村谚语：“与人结梁（子），劝人建房”。农村还流传着“四大累”：脱坯、挑墙，打磕篓扬场。垒一出院子，要经受前三样苦累折磨。盖一口屋，相当于扒一层皮。母亲每说起建老院的经历，都叹一口气，“这一口屋耗费了你父亲多大的精力！”
那年秋天未过，父亲和母亲就在南园脱坯，陆陆续续脱了一个多月。第二年春天刚解冻，父亲开始就拾掇。为了防止再次洪水浸泡，新屋用砖头砌了五行碱脚。这些砖头是父亲用了一冬天，从别处千方百计收集来的。碱脚砌好后，把干透的土坯垒在上面，成圈墙。留好窗口和门框，一直垒到屋顶。新房用了祖屋现成的屋椽和门窗。屋顶铺一层用细麻绳串起来的秫秸，再铺上一层掺上麦秸和成的黄泥，上方笘半截?，再瓦上半截青泥瓦。屋墙用黄泥抹平，等七八成干的时候，用熟石灰掺上毛稔，抹出一层墙皮，可以防雨水，也美观。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
新屋盖起来后，就着东西邻居垒好的现成院墙，父亲只在院子的最南面筑一道东西方向的泥巴墙，然后在院子东南角大门的位置，装上两个旧门板，一出院落就成了。院子很大，长二十米，宽有十三四米，显得有些空旷。真正居家过日子，附属的物件还有很多，父亲需要一样一样地置办。
父亲在西南角垒了个厕所，并沿着厕所垒了一个猪圈。猪圈东西宽有四五米，南北长八九米，大致占了院子的五分之一。这三十四平方的猪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我们家“财政创收”的主要来源地。
农家养猪，一个作用是养猪卖钱，另一个作用是积肥。四五十年前，我国的工业生产还处在初级阶段，化肥比较稀缺，农家肥是农村种地的主要肥料。父亲在猪圈的中间，挖一个约四五平方的土坑。家里的?木灰和猪吃剩的泔水及它的粪尿都归集到土坑里，边积攒沤制边加入新土。大猪小猪来回扑腾上一夏天，到了秋季，满坑里粪土成了上好的农家肥。父亲把这些粪肥翻到猪圈外面凉干，再用独轮车运到大田地里，撒开了，等于给秋收后种麦子施了上好的底肥。集体生产的时候，粪肥都交给生产队，能抵相当数量的工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家有了责任田，这上好的肥料都施撒到自己田地里。
农民家庭养猪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母猪，用来下崽卖“猪苗”（相当于树苗，就是卖给他人用来养大卖钱）；一种是肥猪，养大了杀猪吃肉或卖钱。所谓肥猪，就是在猪崽满月后，找劁骟客对其阉割。阉割后的猪性情温驯，一天天只知道吃和睡，别无他念。这样的猪容易长膘，肉质鲜嫩，经济性大。吃完就睡的猪是好猪，长膘快。因此，酒糟就是上好的猪食料，酒糟含酒精，猪吃了嗜睡。街上一户人家有一个亲戚在县酒厂当领导，他经常从城里拉酒糟喂猪，他家的猪长的快，长的肥。俗话说“酒是粮食精”，如果赶到现在，经过营销高手包装，“吃酒糟长大的猪”将会是“绿色猪”、“有机猪”、“贵族猪”，价格会翻上几倍甚至十几倍！
那时候，粮食紧俏，我家喂猪是用晒干打碎的地瓜秧面。母亲总是把晒干打碎的地瓜秧子面倒进大瓷盆里，然后用烧开的刷锅水烫熟，再掺些地瓜、胡萝卜之类的。等凉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把猪食分开放几个槽里。母猪下崽的时候，母亲就给它改善一下伙食，掺上一点玉米渣。育仔的母猪吃“小灶”要专用一个槽。为防止其他“嘴馋”的肥猪挣食，母亲总让我找个棍子来“维持”秩序。百十斤重的肥猪蛮劲大，我往往阻止不住它们的凶样。母亲就几步赶过来，夺过棍子照领头的肥猪猛砸，嘴里恨恨地骂着：“叫你馋！叫你馋”。挨砸的肥猪“吱吱”的叫着往后退，其他的肥猪侍空又钻了过来。一般情况下，母猪的“月子餐”总会被它猪抢去一半。这令我对猪的吃相记忆深刻，以至于后来看《西游记》，猪八戒的形象总脱不掉贪婪、自私、嘴馋的模样。
从我记事到参军离开家，母亲每年都养几头一二百斤重的大肥猪。母亲说，我家的猪圈只发白猪，不发黑猪，养黑猪不长膘。那个时候，食品收购站收肥猪的标准是不能低于120斤，有一年，母亲喂了一头黑猪，到年底其他肥猪都能达标出栏了，这头黑猪还不够秤。“赔钱的家伙！杀了过年吧。”父亲说。
那年春节，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不仅吃了好几次肥肉，而且杀猪的大爷，还给我吹了一个大大的猪尿泡。系上一根长长的细绳，我玩了好长时间。
我小时候，家里也喂母猪。每到母猪快要生产的时候，父母就特别上心。如果赶到夜里，父亲成夜的不敢睡觉，侍候着为猪接生。父亲说，挣牲畜生仔的钱是“血财”，要十分小心才行。挣钱赔钱都是瞬间的事，弄不好一窝猪活不下来，那就赔大了。
小猪崽生下来，母亲就特别精心地侍弄大猪小崽，如果没有着急的买家，一直把它们喂到二三十斤。当小猪崽要出售时，我母亲还恋恋不舍。母亲说，这肥嘟嘟的小家伙，养出感情来了，一下都卖了，心里好几天都空落落的。
然而一窝一窝的小猪崽卖出去，交上了我姊妹几个的学费钱，还能补贴一些其他用项。
在猪圈的北部两米多处，有一棵家槐树（国槐），约有小孩子一抱粗，是祖父年青时行经山西，有感于先人迁徙离别于洪洞县大槐树下，归来后植下的。那时枝叶葱郁宛如壮年。春夏之际，摘下一把嫩嫩的槐叶，用热水氽一下，然后和豆扁一块放进开水锅里煮，熟透之后，再将和好的玉米糊边搅拌边缓缓倒入锅内，烧开，用小火短时熬制后，加少许盐。一锅槐叶咸糊涂就熬成了。喝上一碗，味道鲜美，回味无穷。母亲说，槐叶不仅味口好，还清肝泻火、凉血解毒，经常食用对身体有益。但母亲还说，槐叶也不能过多食用，特别是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三年困难时期，食物匮乏，一些人食用过量槐树叶，造成浑身浮肿虚脱，甚至有些人失去了生命。这是教训。
在老槐树下，有一盘石磨。石磨是老物件。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二姐和哥哥放学后都要帮母亲推会磨再去写作业。如果父亲和大姐挣工分收工早，也会帮助母亲推磨。有人帮忙推磨的时候，母亲就会把需要磨面的粮食端出来，倒在磨砧上面。帮忙的人在一头用木杠推着磨砧转动，母亲就一手推着木杠另一头，一手往磨眼里填粮食。粮食通过磨眼进入到磨砧中间，经过磨砧挤压，顺着砧槽落在磨盘上。这时候，粮食只是挤碎了，面粉出的很少，需要把流到磨盘上的粮食糁子重复再磨几遍，面粉就多出来了。筛面时，母亲都是在石磨旁放上一个浆缸盆，把擀面杖横在盆的中间，正好悬起来，然后把面箩放在擀面杖上来回拉动筛面。筛面时要特别注意树冠上的小鸟，往往有怜不清的小鸟，冷不丁地排下粪来。
石磨东边垒着一个鸡窝。鸡窝正好支在堂屋西间窗台下。离屋近，可以防犯夜间的“偷鸡客”。漆黑的夜里，黄鼠狼、夜狸子神出鬼没，常常会悄无声息地进入院里。然后会扒拉开封好的鸡窝门。这时候，窝里的鸡也会感应到恐惧，“咯嗒、咯嗒”乱窜。屋里睡觉的人必须警觉，然后迅速起床，操起门后的木棍去驱赶。行动慢了，就会被这些偷客得逞。我二大娘家的鸡就被祸害过。有一年冬天，可能夜里太冷，我二大娘懒床，听到动静不愿意起来瞧瞧。第二天早上发现鸡窝的母鸡被黄鼠狼全咬死了，还少了一只。我大娘连哭带骂了一个上午，直到噪子哑了。母亲烧了碗热汤给她送过去，劝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消停。黄鼠狼子听不懂人话，我二大娘撕心裂肺的咒骂，无非是抒发自己的懊悔和纾解生活的困顿而已，若说社会意义，也不过是给紧巴巴过日子的人们一个警醒：生活不易，不要贪图一时安逸，而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损失。
那个时候，一窝鸡对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是现在的人无法体会的。
计划经济年代，货币流通没这么发达，在农村鸡蛋就是“硬通货”，相当于“民间货币”。一般家里不养十几只母鸡，也得养五六只。常常是炒菜没盐没酱油了，母亲就会安排我或哥哥拿两个鸡蛋到村头供销社换点盐或酱油。小的生活用品都可以用鸡蛋直接换。喂上几只鸡，就是家里一年吃盐打醋等一应用度的“小银行”。
每次换酱油或醋的时候，我们总会把瓶子撅起来呡上一小口，然后咋巴咋巴嘴，品品滋味。供销社里的售货员是“公家人”，谁家有个供销社的亲戚，都是值得炫耀的事。我们拿鸡蛋去换东西的时候，那个胖胖的女售货员一般都把一支胳膊支在柜台上，一只手把鸡蛋放在台称上，然后拨拉一下算盘珠，懒洋洋地告诉我们，你这只能换多少东西。我们村头供销社的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整天喝酒喝的晕乎乎的，特别喜欢我，每次我去换东西，他都会笑眯眯地走过来给我啦上几句话，顺便塞给我一颗糖，然后说，“这小孩子长的俊俏机灵，长大准有出息！”因此，我常盼望着家里盐赶快吃光、酱油赶快吃光。……
掏鸡蛋也是我们小时候抢着干的活。
老家的鸡舍一般要垒三层。垒鸡舍时，在离地四五十公分的地方，稀稀拉拉地排上一排木棍，把鸡舍隔成了两层，木棍架起的上层是母鸡夜间宿觉的地方，下层用来收集母鸡排出的粪便。母鸡宿在木棍上，通风透气，还易清理粪便，避免瘟疫滋生。母鸡宿觉的上层再垒出一个隔层，是母鸡下蛋的地方。下蛋的那层铺上麦秸或稻草，软软的，既让母鸡下蛋时享受“软卧”待遇，又防止鸡蛋磕碰坏了。母鸡下蛋爱僻静，往往把蛋下在最里面。碰上不好拿的时候，母亲就叫我或哥哥钻进去掏出来。我和哥哥都抢着去干，因为有时候会多掏出来一个或两个，那时候，母亲就会夸奖我们一顿，高兴了还会拿出一个给我们冲碗鸡蛋水。
小小的意外收获能激发小孩无穷的动力，我和哥哥天天盼院子里的母鸡快上窝下蛋。听见母鸡咯咯地叫的时候，肯定是母鸡下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偷偷跑到鸡窝前，往里看。大姐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看母鸡下蛋，看了母鸡下蛋，长大了就会见生人红脸。见生人红脸是过于羞涩，在农村是上不得台面、没出息的代表，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因此，再也不敢偷偷看母鸡下蛋了。虽然不敢看母鸡下蛋，但察看是否有鸡蛋的欲望还是禁不住。有一次，放学早，家里没有人，我凑到鸡窝一看，一个白晃晃的鸡蛋躺在正中间。我拿了出来，温乎乎的，对着阳光一照，乳白半透明的样子，诱惑人心。以前听小伙伴们说鸡蛋可以生喝。生鸡蛋是什么滋味？我想尝一下。于是我找了个针锥，在鸡蛋一头戳了个窟窿，然后用嘴吸。没曾想蛋液却吸不出来。“另一头也得扎眼才行”，正不知所措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看到我笨拙的样子，告诉我。我吓了一跳，脸涨得红红地辩解：“我想尝尝生鸡蛋的味道。”“尝吧”母亲说。我按照母亲教的，在鸡蛋另一头也扎一个窟窿，然后用嘴对着一头吸了一下。“哧溜”，鸡蛋就直接穿过喉咙进到了肚子里。“香不香？”母亲怜爱地问我。我摇了摇头。滑溜溜的，略带腥味，说不出来的感觉，绝没有喝鸡蛋水的享受。
老院的东边是一家人做饭休闲的地方。在正对着大门的位置，有一段用土坯垒成的迎门墙。父亲顺着迎门墙和邻居家的界墙，搭了一个小棚子，算是简易橱房。
挨着棚子，在院子偏中央处，种植着一棵臭椿树。臭椿生长快，并散发一种特殊味道，可以抵抗很多病虫害。栽在家里既可遮阳，又可以减少虫蚁滋生。我家的这棵臭椿树有一抱粗，枝叶稠密，丛丛叠叠。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象一把撑在院中的巨伞，荫蔽整个夏天。烈日下，浓密的树冠隔住了强烈的阳光，给院子留下凉爽；雨天时，稠密的树叶就象搭上了一层雨篷，抵挡住暴雨来时的凶猛；夜间，在树下休憩乘凉，也可以避免露水侵袭。
盛夏的傍晚，母亲就会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在椿树下铺张草席，方便一家人躺着休息。姐姐们轮着帮母亲拉风箱烧猪食，父亲则在远一点的地方支两块砖，放上水壶，添一把柴火，烧上一壶茶水，边讲些天南海北的名人轶事、边喝茶纳凉。
我八岁那年，开始独立与伙伴们结伴割?，然后送到生产队换工分。记得我一天能割二十多斤，换一个多工分，比一起割草的小伙伴多五六斤，因此往往得到大人们更多的夸奖。割?时，我们每人背一个不大的粪箕头，等到前面箕口装满，就送到生产队的牲口屋，由饲养员过称，问过家长姓名，记在帐本上。饲养员然后用铡刀把鲜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淘洗干净喂牛和骡子。有一次，我割了三十多斤，连粪箕子后面都装满了。等背到牲口屋记完工分回到家，肩膀被压的红肿。母亲心疼地用嘴给我吹了一会，然后让我躺到凉席上睡一会，说给我煮个鸡蛋补补。我躺在凉席上看树冠上的树叶晃动，看远处渐渐开始眨眼的星星，然后眼皮抬不起来了……直到父亲喊：“秋，起来喝碗茶提提神！”我睁开眼睛，月亮已爬上树枝，哥哥姐姐都已挤上凉席，我迷糊中接过父亲凉好的茶水一饮而尽。然后开始听父亲啦一天的见闻……
站在老院里，站在老屋前，往事愰忽，如在昨日。半个世纪，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
从十八岁入伍，到转业回地方并落户城里，我离开老家已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我们姊妹几个相继成家，离开了老院，并在新的地方育子繁孙。父母十多年前也先后去世，老院随着物转星移失去了往日的模样。留下的，只有愈发破旧的老屋和依然茁壮的老槐树。
“吾生有涯，吾家而无涯”。伫立在老院，我竟莫名惆怅。生活在城市，衣食安康，可步履匆匆。人生总会随着生命戛然而止，留下记忆的，能有什么？而老院，似乎传承着生命，至少可追忆一代、再上一代……
回到城里，我悄悄埋藏了一个计划：找个时机，重新修葺一下老院，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搬回流逝的碾盘、补栽一棵椿树，给老屋重新抹上白灰，用青砖勾勒出墙角屋檐，换换蛀蚀的屋椽和门窗 ……打造成家族的纪念馆，然后把我整理的老家纪事装订成册，放在老屋里供族人参阅。
其意已兴，其行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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