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尽管北京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社会秩序仍然很乱，一些大学在大搞武斗，象清华大学，两派搞了100多天的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后来，毛主席派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制止武斗，解散造反派组织，把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北京市社会秩序才慢慢稳定下来。当时中学的情况非常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考虑这些。钟锤尽管大小是个官，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发挥什么作用。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于是出现了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在政治上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而周总理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经济方面考虑得比较多，如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呀。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1968年底，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党内权力斗争远没结束，要修复文革在政治上和经济带来的破坏和损失，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中国人民还要忍耐多年的苦难。对那些为文革付出青春和热血的青年学生来说，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时成为一个头痛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把他们统统打发到农村去，这既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的权宜之计，也是分散如此巨大的聚集在各个城市里继续造反的青年的最后办法。
从1968年的8月份开始，北京市就开始安排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红代会，好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
钟锤就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他是从农村来的，从小就生长在农村。他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是科学技术，而不是农业。他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他也在考虑，他觉得大学还是要办的。他想考大学，但文革断了他的路。
在1968年春天，钟锤看到上大学没有希望了，就想去当兵，但是谢富治阻止了他：“你先不能走，在中学红代会里还有你的很多工作，你现在还不能走。”他眼睁睁地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而没有自己的份儿。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就赶钟锤走：“你怎么还没有走啊？”钟锤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我就下农村去。”陈伯达这时却反对他下农村：“你去农村就会拉山头。”钟锤说：“我一个人去。”陈伯达也不同意：“你自己去也不行。”结果就把钟锤弄到部队一个农场去了。
钟锤在部队农场里干了几年，1973年，他离开了部队农场，回到了北京，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那时北京市还有三支两军办公室，钟锤有很多熟人，他们就帮钟锤找工作，许多单位都联系过了，只要不进国家机关、专政机关，其他单位你想去那就去那。这让钟锤特别反感：这个国家已经把自己排折在外了。
钟锤父亲过去在市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跟那些大企业的厂长们比较熟悉，就把钟锤安排到第二通用机器厂。这是个上万人的大厂。钟锤分在修理车间。工厂在西郊，进城不太方便，骑单车跑，要用四十多分钟。
钟锤由一个大名鼎鼎的红卫兵司令，最终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这是他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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