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于会泳参加了革命队伍。半年以后，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于会泳所在的单位奉命坚壁清野，进行战略转移。他在坚壁的包裹里，放进了自己的一张相片，写上了自己家的地址，并拿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写道：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相片寄给我的母亲做留念。
“你在写个什么？”他的小队指导员走过来问。
“写个字条。”于会泳让他看了看。
“糊涂！现在你死我活的当头，你还指望敌人发良心？”指导员边批评，边把那张纸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十二月，山东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时，于会泳写的那张纸条，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的领导面前。在解放区军民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之际，竟然发生如此不光彩之事，领导们非常气愤，单位里先把于会泳禁闭起来，然后交文工团进行批判。
但领导上为了挽救他，并没有给他任何处分。十个月后，他又回到了文工团。
上海解放后，于会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由于工作积极，还加入了党。但他写的那张纸条，仍然被留在档案里，由山东送到上海，并伴随他走过长长的人生路程，始终成为他难以消除的心病。
于会泳在学习期间的专业学习成绩十分突出，学习期满后便被学校留在校属的音乐团工作，之后又调到民族音乐研究室，从事说唱音乐的教学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和研究上，于会泳不断有新作品发表。除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章外，他还先后谱写和改编了歌曲【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开遍地香】、【女社员之歌】等，这些歌曲因富有民族风格，又流畅上口而别具情绪，所以在发表后流传颇广。
六十年代初，虽然于会泳的政治处境依然如故，但他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还是得到爱才如命的贺绿澄院长的多次公开赞赏，不久就任命他为新设的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以后，江青从中挑选了一批剧目作为她所谓“京剧革命”的“试验田”，下令各地进行修改提高，并建议选派一些“懂戏曲，有专业作曲知识，又有戏曲改革事业心”的音乐家，充实到这些剧目的创作队伍中去。
上海市委宣传部与文化局对此作了专门部署，拟定了原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淮剧【海港】、和新选的话剧【龙江颂】三出戏作为重点剧目。一九六五年三月，于会泳被借调京剧院，担任音乐设计组组长。
这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艺术剧场观看【海港】的彩排时，忽然问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于会泳是什么人？”
于会泳之所以引起江青的注意，是因为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相继到上海演出期间，他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两篇评论文章。江青在上海时看到这两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智取威虎山】创作组全体成员时，事先指名要于会泳前去参加。
江青与于会泳见面时，江青握着他的手：“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
江青的几句话，使于会泳激动的晕头转向。他按照江青的指示，废寝忘食地对【海港】音乐进行反复修改。在帮助修改【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时，于会泳将杨子荣【胸有朝阳】唱段的尾句音乐，衍化到【东方红】的旋律上去，这使江青对于会泳的作曲才能也开始刮目相看了。于是，于会泳就成了江青“京剧革命”的重要智囊人物。
一九六六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音乐学院师生将于会泳从京剧院楸回学校批斗。
九月的一天，于会泳那张存放在档案袋中的小字条被造反派头头掌握了！于会泳一下子成了人们共同讨伐的主要靶子。有关于会泳的大字报几乎全是“叛徒”、“逃兵”字样。于会泳四面楚歌，有口难辩，他陷入了绝望，曾一度企图自杀。
但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并没有忘记他。有一次江青在审查演出时，问：“于会泳怎么没来？”
领队立即汇报;：“他有问题，被红卫兵楸回学校批斗。”
“他有什么问题，不就跟我搞戏嘛！”江青愤满地转向张春桥:：“叫单位党委对小将们做工作，马上放他来北京，党委做不了，上海市委做。”
上音党委接到指令，趁红卫兵对牛棚看管疏忽之机，把于会泳接了出去，即刻送到机场上了飞北京的飞机。
于会泳刚到北京，并没有受到良好的礼遇，在旅馆里，还有专人看守他。有一次，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审查演出时，剧组领导也没有安排于会泳参加。江青大为不快，令秘书随小车把于会泳接来，又让姚文元代她到剧场门口迎接于会泳。于会泳到剧场后，江青又招呼他在自己身旁，演出完江青上台接见演员时，还特地把于会泳叫上台去，并推到台中央和自己站在一起接受全场鼓掌欢呼。
目睹这一切，于会泳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他便怀着对江青的知遇之恩虽肝脑凃地也难以报答的感激之情。
一个多月后，于会泳回到了上海，刚下火车，就被赶来的红卫兵楸回到了学校。
于会泳站在学校礼堂前的一个临时木台上，在人们的怒吼声中脱掉了鞋子，光着脚哆嗦着顶着初冬的寒风，接受人们的批斗。
“于会泳，你是什么东西？
于会泳想起张春桥的叮嘱：不要与小将们冲突：“我，我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说，是谁叫你去北京？”
“是中央文革的首长。”
“究竟是谁？；”
他始终避而不答。
经他这么一问一答，造反派们不再来找他麻烦了，反而纵恿他参加造反派组织。
造反的机会来了。于会泳在校园里贴出了他的第一张批判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十四点责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联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于会泳走上了大礼堂的舞台。舞台的前沿，密密麻麻地跪着三十多个院、系领导干部。
望着脚跟底下的这些被红卫兵押着的当权派，于会泳神气起来了。以前，他害怕政治运动，现在却劲头十足地站在政治运动的前列。
张春桥知道于会泳在上海挨斗的表现，便找于会泳转达了江青的旨意：总管上海的“京剧革命”。于会泳感激零涕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首长的信任。”一九六七年九月，他当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又当上了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的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于会泳在抓【龙江颂】的创作过程中，反复揣摩江青对样板戏的意见，别出心裁地归纳出几条创作原则。五月，他发表了【论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抛出了所谓“三突出”的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突出最主要即中心人物。肉麻地鼓吹它是江青“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
一九六九年一月，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楼上二零八室，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头头，在拟定参加九大的上海代表的名单。
“于会泳搞样板戏有功，应该当代表。”张春桥说。
“但他历史上有点问题。”组织组头头提到了于会泳的那张纸条。
张春桥有点不耐烦：“这问题我早就知道了。”
深知江青、张春桥垂重于会泳的徐景贤，马上表态：“老于要看现在嘛，过去那是枝节的问题，我看可以摆上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于会泳顺利地通过九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作为上海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帷幕中间拉开了一条逢隙，于会泳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闻声从座位上站起来回应：“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于会泳在政治地位上节节上升，给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带来灾难。九大结束后，于会泳载誉归来到上音作报告时，造反派们竟设计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欢迎仪式：他们让原校党委书记钟望阳在校门口跪迎于会泳，当于会泳下汽车时，他们又在钟望阳头上搁上高升炮竹，然后点燃，以示庆贺。对于这种下流的恶作剧，于会泳心安理得。
九大后，上海音乐学院几乎成了阴风惨惨、人人自危的人间地狱。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江青！由此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一百多人，先后有三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四人，两人被关押入狱。
一九七零年三月，于会泳成为新设立的国务院文化组组员，负责全国的音乐工作。一九七二年，他又晋升为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实际掌管全国的文艺工作。
十大筹备期间，徐景贤与主管上海市革委会组织工作的王秀珍把于会泳的那张纸条从档案中拿掉。于是，在十大上，于会泳又堂堂正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他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革命逆流，加快篹党夺权的步伐，于会泳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指示，积极组织大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布置样板团把【春苗】、【战船台】、【决裂】等改编成京剧，并限令限期“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一定要完成，每个团都要为完成这个任务做贡献。”他还召集了十八名作家开创作会议，要求作家写出“与走资派有深度、有高度的作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于会泳也随之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八年八月，党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点了于会泳的名，他彻底绝望了。
八月二十八日，于会泳在屋外散步时，发现一瓶“来沙尔”。下午，他借午睡后去厕所洗脸之机，把来沙尔倒入自己的口杯中。
晚上六时半，他给母亲、妻子及子女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八时左右，于会泳将一百五十毫升左右的来沙尔，仰头倒入了自己的口中。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经医院多次抢救无效，于会泳终于背着沉重的罪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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