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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的蹉跎岁月(第二章:我们来了后梅林皋)

时间:2020/11/22 作者: 景信 热度: 362931
  七月二十八日,是我们终生都难忘的日子。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七十多个工人子女,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坐车出发。等我到地方一看,就见矿山俱乐部门前到处都是人,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有哭的,也有笑的,啥模样的人都有。不一会,大广播喇叭响上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时候《东方红》歌曲每天必唱,然后才是矿山广播员开始广播:

  “大家都注意了,下面请矿山领导给大伙讲话”

  随后听见从广播喇叭里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个人说话声还是个公鹅嗓,就听他说: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们一听,心里话,这不是废话吗?这些还用得着你说?再说这话也不是他说的,是毛主席说的。接着就开始表决心。带领我们下乡的李书记,叫李荣学,这时候上台了,他说话比刚才那个公鹅嗓强不了哪去,他说话是破锣声,声大,震得广播喇叭都滋啦滋啦地响。他接着公鸭嗓背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还说给我们开欢送会呢?简直成了背诵大会。我们这些年轻人马上就要当知青了,心里都感觉很美,特别是给我们一个个都戴上大红花以后,就更美了,当时有的人脸都红了。

  尹桂琴凑到我跟前来对我说:

  “国英,你说咱们下乡也真够光荣的,这辈子有这么一回也值了。”

  正在这时,二卜过来了,小声对我们俩说:

  “别说话了,听领导讲话。”

  二卜姓卜,他还有个哥叫大卜,他们哥俩是跟着他爸从省城沈阳下乡来到煤矿的,他爸就在煤矿上班,听说还是个大官。大卜二卜来到煤矿不长时间,就又赶上煤矿工人子女也上山下乡,于是,哥俩就又跟我们一块来了个二次下乡。二卜人长得光棍,能说会道,又是从大城市长大的,再加上他爸还是矿上的官,所以李书记就让他当我们知青的头。等后来到了青年点我们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二公子”。那时候青年点的男知青差不多都跟古代人似的,有两个名,一个真名,一个是外号。外号都是看外表和长相起的,比如戴眼镜的,就叫“四眼”,或者直接就叫“眼镜”;要是谁心眼多,主意多,那就叫他“狗头军师”;还有像什么“假丫头”、愣头青、小平头……

  李书记讲完话就该轮到二卜上台了,他要代表我们大伙去表决心。就看他大步流星地上了台,可能上得猛点了,站在那老半天一句话没整出来。我跟你说,他平时可会说了,说话讲大道理都一套一套的,可那天出洋相了,就看他那脸憋得跟下蛋的老母鸡差不多,通红通红的。我们就在台子底下给他使劲:

  “背毛主席语录啊,毛主席语录还不会吗?”

  可我们离着远,他也听不着。最后,他竟然喊上口号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李书记就坐在他身后,小声对他说:

  “喊错了,这不是开批斗会。”

  二公子的脸更红了,回头对李书记说:

  “平时总喊这个,习惯了。”

  接着他又喊:“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欢送会一结束,我们就一窝蜂似地往汽车跟前跑,都恐怕跑慢了上不去车把自己落下,就听李书记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冲我们大声喊:

  “大伙都别挤,保证把你们都拉走,一个也落不下。”

  跟你说,那时候一个是因为我们年轻,再加上当时的人都傻,就是一门心思干革命,别的什么都不想,不像现在的人,心眼多。

  出发的时刻到了,只听公鹅嗓一声大叫,大汽车开始慢慢往前开,再看汽车两边站满了人,就好像电影里老百姓欢送解放军似的。我们在车上喊,家里的人在下边喊,耳朵嗡嗡地响,我们喊的是啥,连自己都听不着。只听见敲锣打鼓的声了。

  我当时岁数小,个头也小。站在卡车上使劲往车边上挤,我看见了我妈了,就使劲朝她摆划手,也不知道她是没看见我呀,还是怕看见我,就是不瞅我,一个劲在那抹眼泪。汽车就从她眼前过去的,她都不抬头看看我,当时把我急得都跳起来了。可当汽车快走出矿里的大门口时,我看我妈向我摆划手啦,把我气得没给她摆手。当时我弄不清她是咋想的。因为这件事,后来,青年点放假我回家,还特意问她了:

  “妈,当时你看见我了吗?”

  我妈说:“看见了。”

  “那你咋不瞅我呀?”

  你猜我妈咋说?她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额头笑着说:

  “不想要你了”

  我知道那不是她真心话,过了一会就听她说:

  “你在车上没看见我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我不瞅你,就是让你惦记着我,别把妈给忘了。”

  其实我也知道她不全是因为这个,她是怕我想家,怕我哭。

  汽车开出矿区,就上了公路,这时候我们的心不像刚才那样折腾了,都蔫头耷拉脑地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们才觉得有点伤心,你知道吗?当时我们以为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就在农村呆着了,口号不是喊了吗?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吗。可伤心归伤心,现在想啥都没用,只能听天由命了。

  大汽车拉着我们跟飞似的往前跑,只听见耳朵两边的风呼呼地响,把我们头发都吹起来了。感觉风越来越大,沙子打在脸上跟剜肉似地疼。那我们还嫌慢呢,我们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地方才好。可后来汽车从公路上下来,开始上了土道,这下子车更慢了,那土道坑坑包包的一点不好走。我本来就晕车,现在汽车一逛荡,我受不了啦,直恶心,想吐,拿手娟捂着嘴强忍着才没吐来。尹桂琴就过来一边扶着我一边问:

  “国英,你觉得咋样?挺住了吗?”

  我也不说话,其实我也说不了话啦,只能对她们点了点头。然后就看尹桂琴往四外看了看对我说:

  “你再挺一会,看这样,可能快到地方了。”

  还真让她说对了,她话音刚落,就听汽车“嘎吱”一下站住不走了,紧接着就看司机和李书记从驾驶楼里钻出来,他们俩站在那比比划划地也不知道说了些啥,之后就听李书记冲我们喊:

  “都下车吧,前边的地翻浆,车拉不动,只能把东西拉过去了。”

  有个戴眼镜男生(后来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四眼”的外号)就问他:

  “李书记,离咱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就看李书记用手一指前边说:

  “快了,看着前边那个营子了吗?那就是了。”

  我们顺着李书记手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看见有人家、有房子,两边的山坡上还有放羊的羊群。我们这下子来精神了,好几个男生还哼哼上小曲唱上歌了。

  我当时下车一溜达,比刚才在车上时强多了,也不觉得恶心了。就跟着大伙一块往前走。人家汽车,别看现在道不好走,那也比我们步行快,不一会就把我们追上了,李书记把脑袋从车窗户里伸出来,冲我们喊:

  “你们走吧,我先过去安排安排。”

  说着,汽车“嗡”地一声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了。

  等我们走到营子里,就看在那汽车边上站着一大帮人,我们到跟前一看,除了李书记和司机,其他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李书记看我们都到齐了,就用手指着汽车边上的房子对我们说:

  “咱们就住这,这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啦。”

  我们一看,那是一溜人字架的小矮房子,破头赤乱的,光看外头就知道里边也忒好不了。李书记又用手一指站在他身边的两男人和那个女干部摸样的人给我们介绍:

  “这两位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这个是公社派给咱们青年点的女干部张素荣同志。”

  李书记介绍完了,我们大伙拍巴掌鼓掌,表示欢迎。后来我们知道,岁数大的那个姓张,叫张树才,留下给青年点当队长了;而那个年轻的留着小分头、别钢笔的家伙,是后梅林生产队的会记,姓冀,在老冀家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冀老三。

  这俩人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张树才就别说了,当队长带领我们干活,而冀老三就不一样了,别看青年点跟他没啥瓜葛,可他是三天两头就往我们青年点跑,总是愿意在女知青们跟前显摆自己。我们都知道他没安好心,是个好色之徒。因为,在我们到的第二天他家里就出事了,给我们留下了流氓哄哄的印象。都不愿意搭理他。就在欢迎我们那天,等李书记刚介绍完,他就从人群里走出来,先干咳两声,那声音好像驴打响鼻差不多,然后打着官腔,拉着长音:

  “这个——我作为当地领导,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到来。”

  说着还把他两个胳膊伸开,来了个拥抱动作,用手不停地抹擦他的小分头。我看他那烦人相直恶心,都差点吐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青年点的领导经常换,今天这个来了,明天那个来了,来了又走了,跟走马灯似的来回换。好像李书记,张队长,还有王岐一直没换。再就是我们没换,三年多,一直都在那没挪地方。我们不管谁来谁走,更不管都是谁派来的,反正人家都不干活,都管着我们。

  一大帮当地群众围着我们看,男的女的都有,看我们那眼神就跟看动物似的,用手指着我们比比划划的。开始离着远,不知道他们都说的是啥,后来我们听清了,原来是在笑话我们的衣服和头发。就听他们说:

  “看那衣服穿的,都不如不穿,肉都盖不上,肉在布外头。”

  话音还没落地,另一个也说上了:

  “再看那个裤子,咋还没裤腿呢。”

  “啥没裤腿呀,人家那叫裙子。”

  “还裙子呢,我看就是围裙。”

  说完衣服了,又开始说头发。

  “看那还是人脑瓜子吗?简直就是羊屁股。”

  张树才实在听不下去了,过去用手指着他们骂:

  “我说你们这些老娘们,就不会说点人话吗?你们家羊屁股长脑袋上去啊。”

  话说完了,他觉得不对劲了,就回过头来,冲我们笑笑,看着李书记说:

  “乡下人,觉悟低,请别计较。”

  还没等李书记说话,“小分头”嘻皮笑脸地过来了,他眼睛看着我们手却指着那些乡下女人说:

  “她们是家雀,你们是天鹅,家雀哪能跟天鹅比呢?对吧?”

  这回那些婆娘不干了,指着他鼻子问:

  “冀老三,你说谁是家雀啊?”

  她看“小分头”没言语,就又说:

  “还说她们是天鹅,她们要是天鹅,那你就是懒蛤蟆,懒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大伙说是不是?”

  “是。”

  那些人跟着起哄,然后还哈哈大笑,我们也被逗笑了。“小分头”赶紧把话岔开:

  “别闹了,喝绿豆汤吧。”

  说着,他朝后边一挥手,好几个社员抬着大木头做的水桶上来了。我们从早晨到现在没吃没喝,如今是又饥又渴。听说有绿豆汤喝,都争着往前挤。张树才冲人群里喊:

  “大伙都别挤,汤有的是,水有多少汤就有多少!”

  来几个社员给分绿豆汤,“小分头”站在那一边看着一边指挥,可他看着看着,突然上前夺过水瓢,舀起一瓢绿豆汤端着就给俞媛媛送去了。我跟你说,当时我们女的四十多,数俞媛媛长得好,“小分头”那是看上她了。庄芸芸气得小声骂:

  “呸呸,这癞蛤蟆还真想吃天鹅肉啦。”

  李书记除了感谢人家以外,还对我们说:

  “喝吧,都多喝点,绿豆汤好玩意,防暑降温;喝吧,喝完有劲了,好卸车。”

  暑是防了,温也降了,可我们肚子受不了啦,饿呀!眼瞅着就一天了,还一粒米没进呢,还喝了一肚子绿豆汤,哪来的劲啊。等我们把车上的东西搬进屋一看,一下子不饿了,忘了饿了。

  那都不是人住的屋,简直就是牲口圈,用鼻子闻闻还一股膻味,一看之前就是圈羊的地方。往炕上一看,新搭的炕都没烧干,还呼呼地冒热气呢;屋门两边的大缝子,别说挡风,我看连牛都挡不住。许丽一边铺褥子一边说:

  “这地方人咋给咱们这么个破房子呢?还说欢迎咱们来呢。”

  “谁欢迎你们来了,这房子给你们住,生产队那些羊都没房子住,只好在外头住了。”

  后梅林生产队长不知道啥时候进的屋,许丽说的话他正好听着。他一说话,吓了我们一跳。

  我们女知青的头陶秀云急忙打圆场:

  “队长你别生气,这房子挺好的,通风好,凉快。”

  队长瞅瞅我们,嘴里嘟囔着,背着手摇头晃脑地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敢情人家当地人不愿意让我们去。那个队长就曾经跟我说过:

  “本来我们的要种地就不多,现在还得分给你们一份。”

  言外之意,是我们夺了他们的饭碗。当时我们是管不了那么多,我们还憋一肚子气没处撒呢。

  铺上行李,安置好自己的东西,就又接着饿,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唤。我就跟大伙说:

  “这都是那绿豆汤整的呀,这地方人也真是,管水喝不管饭吃,”

  我接着问陶秀云:

  “哎,我说头,这都快黑天了,咱们上哪吃饭去呀?”

  陶秀云说:

  “你问我呀?我还想问你呢。”

  刘淑华把话抢过去:

  “你别问我们呀,你不是头吗?我们当然得问你了。”

  刘淑华、尹桂琴平时我们几个就好,有啥事都帮着我。

  我们正在那瞎嚷嚷呢,就看门开了,刚才李书记给我介绍的那个妇女干部来了,她站在门口外边冲屋里喊:

  “大家都饿了吧?走,跟我吃饭去吧。”

  我们一听,呼啦一下都往外边跑。跟着她找饭吃去。

  刚到那地方,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是跟着人家屁后走,过了好一阵,总算走到地方了,在那生产队的场院上,摆着四五张大长条桌子,说是桌子,其实就是木头板子搭成的,那上边还放着好几个装着菜的大盆,有几个村里的妇女再给大伙舀饭。

  我们去的晚,没有座给我们坐,只能站着吃,其实就是去得早也没我们的座,我们要是都坐下,那人家领导们坐啥呀?再说,就是有座我们也不坐,站着吃更得劲。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可真能吃,就那红高粱米干饭,一口气能吃四五碗,害得给我们舀饭的那俩女人直嘀咕:

  “看她们人长得干干巴巴的,饭量真大,比咱们都能吃。”

  “说不定多长时间都没见着粮食了,能少吃了吗?”

  “是,有可能,听说大城市都有人饿死了。”

  “可不是吗,听说工人家粮食都不够吃,要不咋把他们都整到咱们山沟里来了呢。”

  黄丽萍家就是沈阳的,从小在大城市长大,哪见过这阵势,尤其看见那俩女人,她端着空碗都不敢盛饭去。俞媛媛把她手里的饭碗拿过来去盛饭,夺过那女人舀饭的勺子盛了满满一碗饭,递给黄丽萍说:

  “谁说啥也别听,脸壮吃的胖,该吃就吃,再说也没吃她家的饭,谁管得着呀。”

  俞媛媛,人长的漂亮,胆大,说话也赶趟。

  那俩女人看她俩穿裙子烫发也不顺眼,就又嘀咕上了:

  “工人不认吃,认穿,好美。”

  “那叫美吗?那叫浪,跟个妖精似的。看着吧,有这些狐狸精,咱们营子以后消停不了啦!”

  这话还真让她们说着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说,昨天晚上营子里出事了。

  李书记看大伙都吃完了,就站起来对我们说:

  “都把饭吃饱,就这一顿啦,明天我们就自己做饭吃了。”

  等我们回到青年点,太阳都要落山了。

  <本书作者>

  此时我知道,随着知青们来到乡下,她们三年零三个月的农村生活也在那鱼香肉汁的熏渍下开始了。

  第一个白天就这样在我爱人那些许激动地讲述中过去了,夜,即将来临。从那以后,他们还将迎接各种来路不明的挑战,说不定还可能挑战生命的极限。艰苦才刚刚开始,前方的路,凸凹不平,布满荆棘,需要他们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力去面对。由此让我想到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那天下午她休息,我以为她会一直讲述下去。可后来她说累了,我们就走出家门,来到城市的一个角落。我仍然跟在她左右,期盼能继续她的讲述,直到我们路过一个城建工地,噪音淹没了她的声音。

  最热烈的是在工地外的水泥搅拌车旁,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举着茶水桶比赛喝水,招来年轻人围观,人们又喊又叫,他们的兴奋是他们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上。

  由此让我想起自己小时侯,也是与小伙伴比赛喝水,一口气喝一桶水,结果从鼻子眼跑出半桶,害的我绕大树跑十圈。还让我想到我往农村送建筑材料时,看见两个乡下女人正在田里干活。她们谈论着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应该是一个体格强壮有力的人,他还是村里挣钱最多的人,从他们的话里我知道他常常在城里干搬运的活。一个女人直起腰捶着后背说:

  “他挣的钱一半用在自己女人身上,一半用在别人的女人身上。”

  后来我常遇到她们,混熟了以后,说到这件事,她们会冲我嘻嘻地笑,指着我跟我媳妇说:

  “看住他,可别让他挣钱给别人的女人花。”

  我媳妇巧妙地回答她们:

  “是那样的人看不住,不是那样的人不用看。”

  再后来的日子里,每个周六我们都会走出去,就那么边走边说,边说边走。她们的知青岁月如同一块莫大的磁铁吸着我,牢牢地吸着我,把我一次次吸进那童话般的王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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