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坏老头，他欺负我岁数小，干活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在我们面前指手划脚，吆五喝六的。他从来都是背着手走路，挺着脖子说话，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开始我们还以为人家就那样呗，当官当惯了，不会小声说话，不会低头。直到有一天，上边来领导了，他才原形毕露。就看他在那个大官面前跟个哈巴狗似的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我们都憋不住笑。可等送走了大官你听他咋说：
“都笑啥呀？你们要是都把活干好啦，我还用得着跟他低三下四的吗？”
听他那话，好像他当狗，都是因为我们。
每天中午吃完饭都是在我们干上活了他才来指挥，一边剔着牙，一边打着饱嗝，那声音都跟青蛙叫唤差不多，在我们面前像个灯影似的晃来晃去的。最后，迈着四方步慢慢的回他的办公室吹茶水去了。
我们平时见着他都喊：
“队长好。”
他不回话，鼻子“哼”一声算是看的起你。有时连瞅都不瞅我们一眼，头不抬眼不睁的过去了。他还有个毛病，就是每当要训人的时候，都使劲整他的鼻子，和那些牲口似的“哼哼”地响。
那些中年妇女不怕他，有的人就说：
“你那么使劲整鼻子干啥呀？跟驴打响鼻似的。”
我跟你说，他人长相歪瓜裂枣，所以歪心眼也多，好在女人身上动心思。我就亲眼看见他帮助那个中年妇女干活。
其实他的这些坏毛病我们都不怕，最怕的还是他有偏有向，明明完成任务了，可他就是不按规定给你工分。我们找他理论，他更有说的：
“一个小丫头片子，给你点就不少了，瞎嚷嚷啥呀。”
我都烦透了他，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挣工分就忍着吧。那时候我们就想，再忍忍吧，怎么说副业队也是矿山的单位，说不定哪天领导高兴，就让我们上矿山当工人了。
队长训我，我爸就劝我：
“说两句就说两句吧，也不掉一块肉，领导都是为咱们好。”
我要是挨训赌气说不干了，我爸还是劝我：
“忍忍吧，副业队离矿山近，离着近总比离着远强。”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多简单呢，总把人家往好处想，就好像离着矿里近就能先当上工人似的。
一晃三年过去，我都十九岁了，从一个小丫头片子都长成了大姑娘，可还是没能把那个当工人的信儿盼来，最后，倒是把下乡当知青的信儿给盼来了。
那是1975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工地，就听队长喊我：
“小刘啊，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回家吧。”
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想：
“头几天我跟他顶嘴，他这是记仇了，要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他买酒喝，他这是要停我的产呢。”
我正在那胡思乱想呢，就看他笑着朝我走过来了。三年净看他哭丧脸啦，现在乍一看他冲我笑，还真把我吓一跳，看着也不习惯，还赶不上他那个哭丧脸看着顺眼呢。
还没等他到我跟前，我就问：
“我又啥做错了，还不让我上班了？”
就看他笑呵呵地连声说：
“没做错，这回没做错，到农村“包队”去是好事。”
说着，他把我手里的铁锨夺过去，还做了个打发我回家的手势：“回家准备准备去吧，回去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前些日子就听说矿上的工人子女，在家没当正式工的就要往农村撵，说是撵到农村插队落户去，队长准是听错了，把“插队”听成了“包队”。
那时候时兴那个，就是工人到农村各个生产队去当包队干部，不用干活，去各家各户号饭吃。吃完嘴巴一抹，抬腿就走，是个很不错的差事，可那样的美差不是谁都能干得上的。难怪队长今天另眼相看我。敢情他是觉得我也当官了。可不管怎么说，班是不能上了，只能回家。我跟飞似的往家里跑，刚进当院就喊上了：
“妈，我下乡去了。”
我妈就说：
“去就去吧，也不是没去过，那么大声喊啥？”
我妈以为这回还和以前一样，去农村干活，干完活就回来了呗，也没往心里去。可后来当她听说我是下乡当知青，去了以后可能不回来了，她不干了，哭着问我：
“国英啊！你心咋那么狠呢，不怕我想你吗？”
我跟她撒娇，从后边抱着她说：
“妈，不是我要去，是国家，是国家让我们去。”
她转过身来追问我：
“国家是谁？谁是国家？告诉我，我找他评理去。”
当时一下把我问住了，还真不知道咋跟她解释了。正这么个时候，我爸下班回来了，他把话接过去说：“国家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国家，知道了吧，就是毛主席让城里的年轻人上农村去的。”
我看我妈不吱声了就紧说：
“城里的地长不出粮食，人又多，不上农村咋整？都得饿死。”
我爸虽然没念过书，也不识字，但他毕竟是矿上的老工人，所以对国家的形势懂得一些。我妈听了我爸说的话。彻底不吱声了，只剩下抹眼泪了。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下乡的正式通知。听说我要下乡当知青了，亲戚朋友、我们家邻居，见着我妈，都给我妈道喜：
“听说你二姑娘当上知青了，这回你们家行了，少一张嘴吃饭还不说，今后也没人敢欺负你们家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当知青的确是很光荣的，我们还没走，还不是知青呢，那几天去矿山俱乐部看电影，就不跟我们要电影票了。检票的跟我们票，我们就大声喊：
“我们是知青，要啥票呀。”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
“知青有优先权。”
那时候我们都仰着脖走路，我们一大帮女知青去商店买东西，人多时都不用排队，卖货员看见都喊：
“知青往前来。”
怕别人不高兴，就解释说：
“他们是知青，知青有优先权。”
这么说吧，当时我们当知青，都跟当兵一样光荣。
别看别人觉得光荣，可我妈一点都不觉得，见了别人就说：
“当知青有啥好的，名声好听，可我姑娘遭罪了，农村的苦，我吃过。”
尤其是我要走的头天几天，我妈更着急了。她心里憋屈，就找茬跟我爸吵。有一条晚上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俩还吵呢。他俩是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谁。就听我妈说：
“毛主席哪样都好，就这个事办的不咋样，咋还把孩子们撵农村去了呢？”
我爸听了，开始吓唬她：
“瞎说啥呀？毛主席你也敢说？”
我妈跟他使厉害：
“就说了，你能咋地？你还想告我去呀？”
我爸一听半天没说话，过一会才说：
“上山下乡不管咱们孩子一个，领导家的孩子也都去。”
我妈听我爸这么说，也换了口气：
“可农村太苦，孩子忒遭罪呀！别的不说，光那跳蚤、蚊子就得把孩子们吃了。到了冬天，还不得冻死啊！”
“人好福享不了，好罪都受了。都是长病生灾死人，没听说谁是咬死冻死的。”我爸又有点不耐烦了。
我用被子蒙着脑假装睡着了，听我爸妈在那吵，其实听我爸说，我也是农村生人，在我四岁那年，是爸爸用挑筐，一头挑着姐姐，一头挑着我，从二百多里地以外的农村老家把我们挑到这个煤矿上来的，从此过上了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上山下乡。什么跳蚤、蚊子，我什么没领教过。
那时侯的人都听毛主席的话，广播喇叭天天都播送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事，就好像不下乡就不革命似的。在家还没走呢，可我们的心都长草了，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农村去。但后来真的要走了，又有点舍不得了。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棵李子树，当时已经结李子了，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侍弄它，给它浇水施肥，开花做果之前还给它打农药。现在我要离开家去农村了，心里放不下它，就在树的四周挖了很大一个坑，往里面放了好多青草，听说青草腐烂了以后可以当肥。还把我妹妹叫过来嘱咐她说：
“你帮二姐看好它，我不在家，它就归你管，秋天摘李子时，别把树叉子折断，上冻之前要给它浇一次水。”
我还给水缸里挑满水，劈了好多劈柴，好像家里没有我都过不了似的。那几天，除了我忙里忙外的，再就是我妈最忙，又是给我做行李，又是做衣服，邻居见了她都说：
“看把你忙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打发你姑娘出门子呢。”
那时候我们家生活困难，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一套被褥捆成行李卷，跟篮球差不多大，要出发那天，我们都跟行军拉练的解放军似的，把它背在身后，手里拎着个网兜，里面装着洗脸盆，肩上挎着个“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那里边有我们女孩子平时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嫁妆”。
说我们要去的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一点不假，那真是要多穷有多穷，要啥没啥，有的、值钱的，只有大风和沙土。
北塔子，辽西朝阳地区紧靠内蒙古的一个公社，朝阳地区十年九旱，北塔子十年十旱，有一年不旱都不是白塔子。除了干旱，再就是风沙大。风大的时候都对面不见人。我们刚到的时候，看当地的人都跟土人差不多，还笑话人家：
“看你们一个个的，好像耗子刚从洞里钻出来一样。”
可时间一长，我们也那样了，也成了耗子，整天灰头土面的。我们李书记问另一个大队派给青年点的干部，叫王岐的人：
“王队长，你们这地方一年刮几回风啊？”
王岐笑笑，伸着两个手指头说：
“不多，顶多刮两回。”
李书记放心了：
“那还行，要多了可真受不了。”
可是王岐的话只说了半截，等李书记话音刚落，就听他又说：
“不过，两回风刮的时间可长啊，头一回是从春刮到夏；二回是从秋刮到冬。”
我们一听，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全年都刮风吗？他还真没骗我们，在那待三年多，我们是领教了。再说后来我们也习惯了，没风还不行了呢，离不开风了。
风大沙子就多，沙子一来都铺天盖地的，每天下班回来身上会落上厚厚一层。晚上睡觉被子上也都是，就连吃的干粮都跟蘸芝麻盐一样，嘎吱嘎吱响。当地人还编了顺口溜：
“天当床，地当房；沙子当棉被，土面当干粮。”
王岐还给讲个笑话，说是有一家人刚从外地搬来，当天晚上睡觉门窗没关严实，一觉醒来就都让沙子给埋上了，大人起来找孩子，找到最后发现少一个，于是就跟翻地瓜似的，在沙子里来回折腾，可怎么折腾也没有，一直到那个男人听见孩子的哭声，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怀里抱着的就是孩子。后来他笑着跟人们说：
“当时到处都是土，啥也看不清，孩子要是不哭，我还以为抱着的是枕头呢！”
沙子多还不说，还扎人，身上就跟长了刀似的。听说那地方的沙子是从内蒙古大沙漠跟风一起来的，所以身上有刀。
风沙大、干旱少雨让北塔子臭名远扬，算是整个朝阳最穷的地方。可偏偏又让我们摊上了。能怨谁呀？要怨就怨自己命苦吧！但是，北塔子也不全是臭名远扬，也有值得我们杨兴，让旁人羡慕的地方，要有人问我们：“你们下乡去的是啥地方啊？”
我们都不说是北塔子，而是说：
“穆桂英。穆桂英知道吧？我们去的就是穆桂英待过的地方。”
也别怪我们那么说，更不是顺嘴胡说，我们到了那地方，还真听当地说书匠说过。他说，我们插队落户的生产小队叫后梅林皋，大队叫白塔子。在后梅林皋村子的大南边有一座大山，当年穆桂英就住在山上，山下的村子就是她的穆柯寨。有没有这回事，谁也不知道，说书人嘴没把门的，随便说说的事，让人们不得不信，不信又不敢，因为，当地的人全依靠这个才抬起头来，用这个跟别人显摆，我们也是一样，也靠这个显摆自己。其实他们那么显摆有那么显白的道理，王岐就说过：
“不显摆不行啊，不显摆小子说不上媳妇，丫头找不着婆家。”
当然我们显摆不是为了这些，我们是怕家里人担心，是怕旁人笑话。一听说我们下乡到穆柯寨，家里的人，我爸的工友们都来劲了：
“好地方啊，当年穆桂英能打胜仗，兵精粮足，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穆柯寨呀！”
可有的人不那么说：“有什么值得显摆的呀？穆桂英开始就是个山大王，山大王待的地方能好了吗？肯定是穷山恶水，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还真让人家说对了，后梅林皋还真就那样。山是挺高挺大，可山上光秃秃的，山根底下的树，也都让村民们砍了当柴火燎锅底了。在村子的北头，有一条河，叫白塔子河，河面挺宽挺大，平日里也没有水流，而到了雨季就会发大水，混浇浇的河水像稀泥似的，还嗷嗷叫，怪吓人的，让人听了都心惊肉跳。有时候它还跑到上边来，把人家给冲走。说后梅林皋穷山恶水一点不冤枉。
可为什么有个“后梅林皋”这么个好听的名字呢？还是我们到了那地方，听村里的白胡子老先生说了后才知道的。他下巴上花白的胡须里藏着的都是学问，他摇头晃脑地说：
“梅林，梅林，就是梅子树成林。至于后梅林吗？与前梅林而言之；皋，水边的高地也。”
他说话太费劲，之乎者也，跟鸟语似的听不懂，倒是后来王岐说得明白，他说，这地方长着一种叫梅子的树，树多形成了树林，在距这片梅林不远的山前边也有一片同样的梅林，于是，这两片梅林分别叫前、后梅林。至于“皋”，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水边的高地”。那是指据此地不远的白塔子河而言。后梅林皋就是这么来的。
全村三十多户人家，有一半姓冀，剩下就是姓张和姓康的多，姓刘的只有一户。我下乡到那以后还和这户老刘家成了一家子。他们家有个叫杏儿的姑娘，比我小一岁，和我认识后，经常去我们青年点找我，她管我叫姐，我们俩处得很好，跟亲姐俩似的。
杏儿的爷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私塾先生，听说我也姓刘，就迷着眼睛咬文嚼字地说：“这俗话说的好啊，张王李赵遍地刘，老刘家是大姓，从大汉朝算起，咱们都是刘邦的后代，都是一家人。”
杏儿很苦，在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就被她爸硬逼着嫁给了本村一户姓冀的人家当媳妇，老冀家是大户，再加上她要嫁的是公社革委会的男人。老刘家怕老冀家，就把杏儿舍出去，成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杏儿不同意，想让爷爷帮助说话，可没想到老私塾说话更难听。就听他说：“嫁就嫁吧，嫁谁都是嫁，早晚都得嫁；嫁了老冀家，省得别人欺负咱们。”
你听这是他当爷爷应该说的话吗？简直就是个老糊涂蛋。杏儿的苦命谁也救不了，最终还是嫁了。三年以后，她听说我回去当工人要走了，就来送我，可怜的杏儿，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她拽着我的手哭哭啼啼地说：
“国英姐，要是人有下辈子，我也和你一样作个工人爸妈的女儿，也当工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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