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五岁那年，邻家小五姑已经八岁了，她要去上学。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所以我也吵着要和她一起上学，母亲除了干农活，还要照看四岁的妹妹和三岁的弟弟，没时间管我；奶奶也要忙地里的农活，也不想管我。让我去上学，是最好的选择。

　　开学了，我背上三叔的旧书包，包里有两个母亲用父亲从单位里拿回来的废纸订的本子，扛着一个小板凳（那时候上学要自带板凳）跟小五姑一起去上学。学校就在村子里，离我家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老师都是村子里的熟人。除了校长是正式教师，其余都是民办教师，平时一边种地一边教书。

　　学校其实非常简朴，一排五间土墙草屋，分成两口教室，一年级单独一口较小的教室，较大的那口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共用。门口有一大片空地，就是我们的操场。操场旁边还有一片树林，夏天，屋里热时，这里也常常成为我们的临时课堂。学校后面不远，是一个面积很大的麦场（打麦子，打稻子用），在不打庄稼时，这里也常常做我们的操场。三年级的教室在学校后面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是借用一家农户的房子，这家人全家都移居到外地去了。

　　教室更是简朴，地面是泥土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墙是土墙，也是坑坑洼洼的。课桌是用砖块撑起的几条长木板，没有涂油漆，就是原木的颜色，但用得时间久了，又旧又暗。学生从自家带来的凳子各式各样，大小不一。老师的办公桌就放在教室的前面。一年级的老师既教数学，也教语文。老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就在教室里办公。

　　我个子很矮，幸好小五姑的个子也很矮，我就紧靠着小五姑坐在第一排最里面的一个位子，紧靠着北墙摆放着老师的办公桌。

　　第一堂课，还没有发课本。许多学生既没有笔，也没有本子。教我们的老师姓徐，大致四十余岁。他把粉笔掰成许多小段，一人发一段，就在课桌上学写字。第一堂课，他教我们拼音字母“a”。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个“0”，那个长出的“豆芽”我怎么也写不好，徐老师于是把着我的手教我写。这节课我学会了写“a”。

　　上第二节课时，校长拿着从村里开过来的户口资料核实学生情况，核实到我时，发现我只有五岁，按规定显然不能上一年级，校长就让我搬着凳子回家了。

　　被学校撵出来，我非常难过，忍着眼泪，扛着凳子回家。母亲下地干活了，我把书包塞在灶屋里父亲冬天支起的大炭炉子里，就去找奶奶了。

　　奶奶听说我被学校撵回家了，就开始骂起来，拉起我的手就去学校。一路上奶奶都骂骂咧咧，也就几分钟就到了。迎面遇到住在奶奶家后面的吴老师，他喊奶奶表婶。奶奶指着他的鼻子就骂，说凭什么不让我上学。吴老师赔着笑脸，说是校长的主意。即使这样，奶奶还是又骂了他两句才拉着我去找校长。

　　按辈分，奶奶要喊校长叔叔，而且是同姓的叔叔。奶奶没办法骂校长。但奶奶仍大声地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上学，学费我们会按时交。校长解释说年龄太小，学不会东西，跟不上班。奶奶说，不要求我学会什么东西，家里没人带，就全当你给我们带孩子了，学不好明年还上一年级。奶奶就站在教室里，一直拽着我的手，大声地跟校长理论，学生就围在周围看，有的是我本家的叔叔和姑姑，还过来拍拍我的头。

　　既然不要求学会什么，学费还能按时交，乡里乡亲的，校长最后终于同意我跟在班里玩吧，明年年龄够了，接着再上一年一年级。我终于成为正式的一年级学生了。

　　那时候，不上学的小孩比比皆是。而我有幸走进学校，就像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

　　我并没有像校长说的那样因年龄太小学不会东西，我不仅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好。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班里有好几个都是我同姓的姑姑和叔叔，年龄大我两岁、三岁，甚至四岁的也有，他们考试竟然考不过我。小五姑坐在我的旁边，平时做作业常常要抄我的答案。坐在我后面的小霞也要抄我的答案，可小五姑说只许她抄我的答案，别的人不给抄，小五姑的话我惟命是从，小霞来看我答案时，我就用手死死捂住不让她看，有时她还会抢我的本子，小五姑就会帮我。寒假过后，因为要交两块钱的学费，小五姑退学了。

　　后来我才知道小五姑退学对我的人生影响太巨大了，从此，我就开始了被同学欺负的日子，直到小学毕业。

　　第一个欺负我的就是小霞，每次小霞从我身边经过，都会用手指戳一下我的额头，恶狠狠地说一句：“可恶！”，我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刚开始，每次被她骂过，我的眼里就会充满好一会泪水，到后来，我就开始忍受，也不再流泪。

　　我当时用的本子都是父亲从单位带回来的作废的操作票，正面用过了，背面却是白纸，且纸质很好，其他同学大多用草纸订成的本子，黄乎乎的，且非常粗糙。邻家本姓的一个叔爷是班长，他要求我每天向他进贡一张这样的白纸，如果不给，就罚我站。徐老师常常要回家干农活，他不在时，班长就行使他的权力，甚至可以打人。我害怕被罚站，只能每天向他进贡一张白纸。幸好，那时父亲带回来的纸还是非常充裕的。

　　每到夏天，父亲的单位就会发一把写着宣传标语的小纸扇，我觉得好玩就带到了学校，徐老师上课时就拿着我的扇子扇风，我感到非常骄傲，于是每天都把扇子带到学校给徐老师扇风。有时，徐老师讲完课，坐在座位上抽烟，发现没带火柴，他就会让我跑回家去帮他拿盒火柴来，点完烟之后他还会把火柴还给我。做这些事情，我心里都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好像比其他同学特殊了。

　　学会了认字，我就开始找书看，在我们家里，除了我的教科书之外，还有一本就是我母亲用来夹鞋样的画报。画报是十六开的那种，没头没尾，只剩十余页。为了防止书页继续破损，母亲在每页的边上都贴上了黑色的胶布，这样书就显得特别厚实。平时画报被母亲收起来不让我碰，只有当母亲做鞋要找鞋样时，我才有机会翻看它。画报是父亲当兵时带回来的，里面画多字少。我记得里面有好几页都是介绍一个叫陈爱莲的跳舞的女子。长大了，我才知道陈爱莲是我国建国之后非常著名的舞蹈家，那时，我不知道陈爱莲是谁，但我喜欢画报里她穿着彩色舞衣跳舞的样子。

　　每次母亲找鞋样，我都要把画报翻上几遍，有时，母亲还会斥责我不许看，害怕我把她的鞋样翻丢了。有时，母亲很长时间也不找鞋样，我也会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把画报找出来看。因为，母亲每次收画报时，我都特别留意。她就放在衣柜上面，以为高一点我够不着。其实我只要把家里的坐床（一种方的稍大的凳子）放在下面，再在坐床上摞一个板凳，我站在上面就可以够到。

　　我最初的课外读物就是这一本残缺不全的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