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履历表中，生活经历一栏首条总是如此填写：1975年——1979年“上山下乡”务农。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对这段经历我只能鼓起自己虚弱的勇气去回忆；犹如去挖掘一口快要成功的水井，只要稍微刨开一点点土皮，水便会汩汩地冒出来，倘若又去猛掘二锄乃至三锄，则自己就会被爆溢的井水所淹灭，留下无限的悲哀。然而，直至今日，如果晚上偶尔做恶梦，便一定是身在农村、又是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夜陷于那无法挣脱的禁锢和无法排泄的郁闷的梦境之中。醒后那心的痛楚之感受，语言实难描述。真的，就在昨夜，我又在这种梦境中挣扎，电话响了，醒来便感激这把我从恶境中唤醒的声音，一接电话：原来是一位老知青龙先生约稿。龙先生约稿已有一年余，总是口答鼻子应，这次是真的应允了，心想：那颗受伤的心也痊愈得差不多了吧，再撒把盐亦不会痛到哪里去。当即便写下：乡殇——我如歌似泣的岁月……

　　一、“上山下乡”对象

　　1975年的春天，高中刚毕业的我便列为“上山下乡”运动对象。我无论在邵阳那个工地做小工，都会被拒绝或辞退；一段时间内，父母单位的领导和居委会的干部不断地上门做“政治思想工作”。母亲坚决不让我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家里几经商量：去我兄工作的单位——湖南省建四公司三处冷水江金竹山电厂（时称“440”电厂）工地做小工。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炎热的六月,我坐的一艘小轮船,沿着资江河流而下,初夏的风吹在脸上灼热灼热，两岸的生物苍白而无力，这一片灰色的景色随水流和船行缓缓流入眼帘,那感觉颇有点像柔石先生写的小说《二月》开头那段。

　　在冷水江做小工的日子，尽管只有短短百余天，但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历程。由于兄和一个施工员关系挺好，该施工员便把我安排在民工队里做工，活儿累，但报酬丰。

　　施工员常常邀我们兄弟俩在他家里吃饭，那时候生活差，没什么吃的，饭桌上就二、三个菜，如果有那么一小碟花生米，一定会喝点几毛钱的劣质酒，他很热情：吃饭时常常用上海劝我们：“吃、吃、吃！”我听起来却是“车、车、车！”他爱人是个四川农村人，很漂亮，没有工作，也在工地做点小工。

　　兄私下给我介绍他的个人经历：他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他有个哥哥是上海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随部队到了云南，并担任了一定职位的官员，上世纪50年代中下期，施工员在大学读书，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倒是没有大鸣大放，但他给他哥哥写了不少对共产党意见的信，不料他那位仁兄把信都寄给了他的学校，并嘱咐学校加强对他弟弟的教育，因此在1957年他打成了“右派分子”，判了刑，在监狱里，他哥哥给他寄来所有钱物他都原样退回，刑满后发配到了山区——“440”工地

　　在他家里我看了许多“反动小说”，有两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书叫《珍妮姑娘》，珍妮姑娘的命运常常看得我泪流满面；另一本书叫《萤窗异草》，文言文版，阅读很吃力，里面有鬼有狐还有漂亮姑娘，看得我又怕又爱。当时我就想：只有“右派分子”、“臭老九”这类人，家里才会有这种让人喜欢看的“坏书”。一次我爬上新建的100多米高的烟囱，人在上面分明感到烟囱在左右摆动，吓得我赶紧爬下来，对他说：烟囱要倒了，烟囱要倒了！他笑了，告诉我，如果烟囱不摆动，那可真要倒了。接着他给我讲授了一些力学方面的知识。他还给我讲相对论，在讲物体运动的速度时，举了一个时光倒流的例子，听了很感新鲜和奇奥，尤其他给我讲了一个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在监狱里，用土法炼出了我们国家军事上当时急需的特种钢的故事，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崇拜知识，觉得有知识的人很是了不起。

　　在民工队里做工，工资很高，一天能挣二、三块钱，一个月下来有70多元工钱，比六级木工的父亲工资还高。但累得贼死。记得有次打混凝土，每人一次背两包水泥上五层楼高的脚手架，连续24小时作业，一天一晚。早上收工回到兄长的宿舍里，一身散了架似的，倒头便睡，醒后已近深夜，兄长在煤火灶旁看书，见我醒来，便把热在灶旁的饭菜端上来，当时不觉咋的，现在回忆这情景，想着已成故人的兄，不免唏嘘。

　　我背上的伤痛就是那时落下的。有一回，八个民工抬一架扎好的钢筋架，约有1千余斤，民工们欺我年小，安排我抬中间，一起肩，钢筋架子中间便弯垂下来，肩上似泰山压顶，跄踉前行，和我对抬的是一位小个子农民，在转弯时，整个钢筋架甩向他那边，那边四人齐刷刷地压得跪在地上，只听见小个子说了一句“不舒服”，便“哇”的一声，一口痰吐了出来，那痰带着一丝丝的血，我也感到脊梁断了似的，从此，几十年来背腰一直隐隐作痛……

　　一封“逃避上山下乡运动”的告密信，结束了我的冷水江小工生活，我被单位辞退了，又回到父母身边——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