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非常怕老大人，说他很凶，喜欢打小孩，所以，看到他来就远远地躲开，我在开始时也不例外。
有一天他从我家门前经过，我在他背后猛地喊了一声“老大人！”然后迅速跑回家把门关上，躲在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他有什么反应。果然，他转过身来找喊他外号的人，可是转了一圈没看到人，自言自语说：“谁啊？”转身准备继续往前走。
我母亲忙拉着我的手开门出来，“快，给表爷说对不起。”
老大人看到是我，就走过来伸出一只蒲扇似的大手，我吓得赶紧往母亲身后躲。
“是你啊，”只见他笑嘻嘻地说，“我还当是哪个胆大包天呢。”说完，把他那只蒲扇按到我头顶摸了两摸，“下次别喊了，啊！”
我母亲赶紧接着说：“快，跟表爷说下次不喊了。”
自那以后，我感觉他并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凶，反而觉得他蛮有慈爱的。
上初中二年级时，我开始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由于人还小，只能做一些轻巧的活。种蚕豆、种棉花时，大人们用铁锹或锄头在地上弄出一个小坑，我就用一个小簸箕盛点种子在每个坑里放那么几粒蚕豆或棉花籽，然后再由别的大人们用一种称为土粪的稻草灰和细土混合物将种子给盖上。插秧时，我帮着大人们把拴好的秧苗把子撒到田里。总而言之，都是一些不怎么费力的活。
或许是我小的缘故，父亲那一辈的“老头子”们对我蛮照顾的，也喜欢和我开开玩笑。说是老头子，其实那时他们都只不过四十几岁，五十岁不到，由于农村太辛劳，吃的也差，所以，在那样的年纪就已经显得又黑又老，与他们的真实年龄极不相符。老大人也是老头子之一，他和我父亲关系好。
一次，生产队里干挑土的活，那天老大人和另外几个老头子负责用铁锹铲土。我担着一付簸箕歇在老头子们的跟前，老大人往我的其中一个簸箕里铲了三块土，另一个老头子往另一只簸箕里铲了一块土。
那个老头子对老大人说：“你怎么给他铲三块土？”
老大人装作刚看到是我的样子，“哦，是你啊，你早说啊。”一边说，一边笑嘻嘻地将两块土给卸了下来，“下次来的时候咳嗽一声。”
我知道那是他在故意跟我开玩笑，但还是答应了一声“好的。”
老大人和他们那一辈人的大多数一样，从旧社会过来，没怎么读书，但是喜欢听我讲语文课里的东西。他还很喜欢抬杠。有一次，我跟他讲到课文里有一篇文章，说是佃农辛辛苦苦一年收获的粮食都给地主收去了，地主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贪得无厌，他马上跟我抬起杠来。
“那才不是呢，”他说，“以前我们给地主交租，用一只麻袋就扛过去了，哪像现在给公社交公粮要挑好几天。”
旁边的几个老头子也附和着帮他一起说，我只能是无话可说了。
还有一次，生产队的人按照公社里的统一安排，开拔到公路边参加“改田成方”劳动。老家属于丘陵地带，田地完全随地势而形成，自然就高低不一、大小不等，且形状也不规则。那年不知道上头的哪一个领导，可能是从平原地区调过来的，觉得田地那样参差不齐太难看了，于是乎下令将田地都改成规规矩矩的长方形或正方形。但是要将所有田地都进行改造，那谈何容易。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社里就组织农民对公路两侧目力能及的田地进行改田成方。
“真是闲的没事干了，”老大人说，“要不要把九龙山的土和石头筛一筛，送到巢湖里造田啊？”
好在没多久，改田成方的运动就停止了，否则，真难保证老大人说的扒山造田不会发生。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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