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老师好啊！有闲，有钱！一年还有两大假期。”

　　量完纱窗尺寸，算完价钱，在坐电梯，下楼的路上，女老板说。

　　我和爱人听着，不便于言语。

　　我也听闻此类话题，买房子的，老师和医生多。

　　我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

　　千辛万苦，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村里的老人说，读师范有个分数就能读。我爸爸听了，很不自信。就回家问我，是这样么。我无语。爸爸是农民，他本以为自己的孩子苦读考上大学，自己脸上会有光，结果被人泼了一盆冷水，有些心灰意冷了。

　　1990年，我在沈阳读师范。每年假期回家，坐的是火车，火车上的乘客看到我的气质，一猜就是读书的，问我：“读啥专业的？”我吞吞吐吐，不轻不重地答道：“师范。”我的声音马上被对方淹没了。“读师范干什么！”言外之意，待遇那么差，工资那么低。我羞得恨不得马上消失了。

　　两年后，在我读大三、大四的时候，乘火车再有人问我读啥专业的时候，我依然回答师范。渐渐地感到人们对当老师这个行业不怎么反对、鄙夷或者说冷漠，而是感觉我的前途还可以，书没有白读，家里没有白供。

　　我1994年参加工作。工作单位在农村。工资不高，人际关系复杂，处在中国教育的最底层。论资排辈严重，老的教师想压制年轻教师，年轻教师跟老教师不实心实意交往。校级领导专门整治奇葩教师。本已处在最贫困的阶层，却大会小会天天讲着大道理，“升学率就是生命线”。粗放式的管理，一把手野蛮似的“上供”。那时候，老师的地位是这样的：企业效益好了，没有人愿意当老师；企业效益差了。人人都想当老师。

　　这个世纪开头的第二年，我和爱人到了南方工作。工资较高，又是双职工，生活水平“一年上一个台阶”，就像偏激的功利性极强的升学率一样。我们干工作蛮拼的，在异地教书要扎根开花，可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不到南方都不知道这么回事“表面上是一个国家，怎么差距就这么大。无论物质、气候，还是文化、习俗。”渐近知命之年，油腻男女一对，保命第一、保饭碗第一、保家里双方第一。

　　女老板在负一层车库和她老公见面了，含情脉脉。这栋住宅小区他们揽了不少活，十年之内生意会不错的。

　　车开到了女老板家的店铺附近。女老板下了车，很有礼貌地和我们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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