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去那层雾气，才能看到窗外的院落。其中的孩子，却又有些不甚清晰，干脆推开铝窗，迎着室外的寒凉，对着百米之外的孩子呼喊。

　　唤儿声声，在不同的区域和年代，在乡村在工厂，在如今的小区。母亲刚刚在村庄的土街上呼唤，现在我便开始呼唤我的骄儿。大声大腔的不够文雅，虽然我已经低沉了声音，但千万的儿女亲情，仍然如此传承。我想，应该在满满雾气的窗棂，写上一个大字，那就是“家；”两个大字，就是“儿女；”三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号。

　　前几天，翻起过去的书籍，看到其中，就有一组儿子的名号。那是几年之前，一个父亲对儿女名号的思考，砥砺参照：曹琛，曹百川，曹家辉。最后听一个大姐的建议，就取了现在的名字，一个大百姓，一个大公民，这片土地和这方天空的儿子；也是一个开始，年之元，旦之元；也想，假如昱弟的孩子也是儿子，是否按照“伯叔仲季”来序伦？

　　我盯着纸页上的几个名字，看到一个年轻的父亲，翻着字典和词典，在不同的纸页上写下名字的身影，那是三十多岁的青春，是初为人父的莫名其妙的神秘，在喜悦还有丝惊恐，有飞扬却无缘故的沉重，铅铅铁铁钢钢的沉重。直到如今，那飞扬的背影，才真的飞扬起来，骄傲着飞扬着。明白这是诗意的生活，那诗情如雾字一样，在隆冬暖室的窗棂，一遍遍的书写和赞颂。

　　不知道父母为我起名的时候，是否也在笔下选择，命名在纸页上修改雕琢，一会儿惊喜，一会儿犹豫，臧否左右，前后无凭。我旧家的书柜，那六七十年代的书柜，多为《反杜林论》、《毛选》等政论文献，少有活生生鲜灵灵的父母的笔记本。

　　你见过父母的笔记本吗？上面是一段心情，保存的往事，抄录的时尚语句，革命歌曲，间或也有动情的诗句：“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据说这是母亲新婚之后所录，人亡字在，天壤遥望，字字心疼，那些熟识的悲伤又要浸淫而起。

　　那些笔记本的彩页，是最鲜活的，《红灯记》的剧照，长尾勾喙的各种珍奇异鸟，已刻画在记忆深处，一生不泯吧。现在的孩子有大量的图书，声色搅得他们眼乱神滞，不足为奇，习以为俗。自己的童年，最为理解《山海经》对于少年鲁迅的震惊。

　　我的儿子，第一次会用笔画的时候，画出的是一个圆圈，是一轮圆，实际上是一副小小的地图，那圆下面的一横，虽不会是“大河落日圆”，却有可能是他经历过的铁路线和线上的纹饰图案。我保护住他的初笔，书写上日期，很郑重的样子。这也许是隐隐之中，补充父母未留下自己幼童文字的遗憾。

　　能记得自己最早的文字，是刚上初中吧，我购买拥有的小人书，扉页上一行向右倾斜的稚嫩笔迹：曹旭图书；也还见过昱弟红砖打磨的印章，红红的名字留在那些扉页上，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往昔岁月，那是我一生最为珍惜的一部分，因为那平和的时空，昱弟在，母亲在，那个家，还在。

　　如今这一切都消散了，窗棂上的雾字也已模糊了，因为近午的阳光，从不远处辉煌地照耀而来，如日中天的壮年已悄然走近，亦不再可惜母亲的遗物中丢失了她的笔记，因为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文字，曾经出现，就已存在，无法雾失，孰能雾散？尽管“我来了，我走了，你还在！”

　　是的，“我来了，我走了，你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