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甜蜜浪漫的生活最终被眼前无数的琐事残酷地拉回到现实。是啊，爱情是不会始终充满激情的，当面对工作压力和诸如吃、穿、用等繁琐家务的时候，人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整日沉浸在虚无飘渺的精神世界中的。

 

    父亲当时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三块钱，母亲还要比父亲少一块钱。我至今无法衡量父母当时的工资到底是多还是少，我只知道当时的冰棍要卖五分钱一根，我只知道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值只有十块，我只知道父母当时过得是一种拮据的日子。

 

    那是一个供给制、大锅饭的年代，粮票、油票、肉票可以象钱一样任意流通，甚至连买家用电器也都要票，父亲母亲除了工资便再没有任何的收入。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因此父母当时每月定量供应的面要比米多。由于吃面食时常会胃疼，父母几乎每一顿饭都要吃米，就连父母两个人的定量也会不够吃。为了照顾父亲，母亲经常会把家中的面拿去“黑市”换米，姥爷也不时会让母亲把他自己吃不了的米拿回家吃。两个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可不久之后我的出现，终于打破了父母家中的宁静。

 

    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一年，我出生了，也正是全国大兴“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一年。我的出生带给了父母极大的希望与快乐，带给了“母子间”的名副其实，也带给了父母生活上更大的负担。母亲怀我的时候，父亲便充当了家里的“全能手”，我一降生，就连母亲也不得不手忙脚乱。母亲说我小时候还算乖，不爱哭闹也不爱缠人，可即便如此，父母不得不在工作时间轮流照看着我这个尚不知人事的小家伙。没过多久，父母便有些吃不消了，吃、穿、用钱倒还不算什么大问题，可两个人都要工作却的确成为了大问题，如果母亲辞去工作全身心照看我，那单凭父亲的工资是无论如何不会养活全家的，姥姥过世的早，姥爷和大姨他们也都要工作。无奈之下，当我满一岁的时候，父母一咬牙把我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奶奶身边。

 

    如果说我的出生多少带给了父母一些负担，那弟弟的出生则更是带给了父母更大的麻烦。生下我不久之后，母亲突然又怀上了我的弟弟，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大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实行，第一胎与第二胎间隔不满两年的就算是“超生”。“超生”不仅会被罚款，也许会让还是党员的父亲受到形式上的处分。此时母亲肚子里的弟弟，的确让父亲和母亲感到突然与无措。

 

    母亲终于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决定不要弟弟了。母亲因此去了医院三次。第一次正赶上医院休息，母亲只好回家；第二次恰赶上医院大扫除不就诊，母亲又只好回家；等到第三次，却偏偏又逢仪器维修。也许真的是上苍都要怜悯我的这个弟弟，不论父亲再如何劝说，母亲却执意要生下弟弟。父亲了解母亲的性格，便也不再说什么了。

 

    弟弟在我出生后的第二个冬天也出生了。他的出生带给了父亲和母亲连续三年每月工资10％的罚款，也带给了父亲一份书面的“检查”。可尽管弟弟给家里带来了许多波折，可对他的到来，父母仍是欣喜万分，尤其是母亲，更是对弟弟疼爱有加。在母亲的心里，弟弟始终都是老天爷给她“赏赐”。

 

    把我从上海奶奶身边接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三岁多了。我和弟弟就这样做了个交换，奶奶便又替父母承担起照看弟弟的重任。

 

    父母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我和弟弟身上。为了让我和弟弟吃得好而且有营养，父亲母亲宁愿自己吃得差，也不会让我们吃一点苦。我和弟弟长大一点，父亲母亲便时常整夜地加班。当时的我，每晚搂着弟弟承受着父母不在身边的恐惧。后来才知道，为了多赚些钱贴补这个家，父亲是去加班画那些复杂而没有人愿意画的工艺图，而母亲却是和一帮男工友们去返沙。父母如此辛劳，却只是为了那每夜的一、两块钱的“外块”。

 

    当我身上穿着入时洋装、钱包里揣着每月上千块钱俸禄的时候，当我出门挥手拦住“TAXI”、饭桌上和朋友们推杯换盏的时候，我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到整日为吃、穿而奔波劳碌的苦楚。我不知道如果我一旦失去了眼前的所有一切，我是不是还会父母当年那样，坚强的生活下去？社会的进步不仅让我们这一代人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同时也让我们这一代人勤劳简朴的品格日渐堕落。我庆幸我的父亲和母亲会时常给我讲起那段曾经艰苦的岁月，母亲的那句：“就算妈妈去捡破烂儿，也要把你们养大送入大学”也曾让我深深震撼；我也庆幸我那点没有“忘本”的良知，在父母的教化下，还没有被眼下花花绿绿的世界彻底泯灭。我衷心地感谢我的父母，也应该一辈子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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