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我已经离开故乡33年了。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故乡水。虽然在异乡生活这么多年了，却仍是割舍不了对往昔故乡的思念之情。尤其在月朗星稀的晚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对窗外的月光，细细地品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味道。每逢此刻，我也禁不住心头对昔日故乡的怀恋和回忆。
故乡地处豫北，位居黄河之滨，太行山南麓。过了郑州北边花园口的黄河大桥，大约走将近20公里，就到了我的故乡—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千村。记得童年时，从故乡乘火车到省会郑州，只需6角钱的火车票，有3块钱便可以往返郑州玩上一天。在离开故乡19年之后的2001年，我回了一次梦回萦绕的故乡，发现高速公路修到了村边，并斜着从昔日我们第七生产队社员们称为“老菜院”的地里通过。如果从高速公路搭焦作过来的“中巴”车上郑州，那给人感觉距离郑州更近，那时间感觉也比乘火车上郑州速度要快的多，原因是乘火车要到几里外的詹店车站(2012年3月，我侄子鹏超在网络上给我说：“你写的那个詹店车站在你离开家乡时改成武陟车站，现在又改成焦作东站了。你回家买票的时候要说焦作东站！”。)等开往郑州的旅客列车通过，从这里开往郑州的旅客列车也并非每时每刻都有。可以说，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缩短了故乡同城镇的距离，使得故乡不再信息闭塞，不再交通不便，不再贫穷落后。
故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只是在太阳西沉或阴天的时候，才能依稀朦胧地看到那横亘绵延的故乡北部的太行山脉，而东、南、西三个方向，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则看不到任何山脉或丘陵。故乡的庄稼，多年以小麦、水稻、玉米、棉花为主，间或也种植过高粱、红薯，绿豆、芝麻之类。
故乡土地肥沃丰腴、松软，树木蓊郁，庄稼茂盛，在耕种了不知多少年的土地上，很少能找到不利于耕耘的石头和瓦砾，全是如粉如沙般潮湿的黄土。
刚刚犁过耙平的土地，用脚一踩，便是一个深深的脚窝。河南省大部分为平原地带，难怪解放初期故乡不归属“河南省”而归属“平原省”。——这是我从父亲生前保存的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纸质都已经完全发黄，印着繁体字的一张“土地证”上发现的。另据史料记载：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8月20日，平原省正式成立，驻新乡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原省由中央直接领导。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等6专区。共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1952年11月15日平原省建制撤销，将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专区划归山东省。
童年在故乡时，故乡归属新乡地区管辖，而现在却又归焦作地区管辖。在我童年的印象当中，故乡处在新乡和焦作地区所辖的地域之间，距离新乡和焦作两地的距离都差不多，说近不算太近，说远不算太远，走路去感觉远了，坐车去又感觉近了。因为家里生活清贫，没有钱出去旅游，这两地又没有亲友，我一直没有去过，只去过几次武陟县城（也叫木阑店）。在姥姥家—河南省武陟县何营乡马营村上中学时，才第一次和同学毛毛（大名叫刘杰飞）去了一趟郑州，再一次去郑州时，就是要买火车票，从此离开故乡远赴新疆乌鲁木齐了。
故乡的一些村庄互相距离都很近，东边是“乔庙街”（由杨村、张村、黄村、后赵村4个小村组成，这里还是个“集市”，逢三，也就是每月的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这天开市），北边是宋陵，西北是商村，东北边是冯丈和马宣寨，东南边是前赵村，南边是马村（现在叫东马村），西边是赛庄（现在又叫白庙），西北边是李村，西南是周村和杜村，真可谓是三里五村，村村落落，人口密集，这和我来新疆途中在火车上看见的那遥遥的戈壁滩上半天见不到人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故乡千村在乔庙乡辖属的所有村庄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我童年时听大人说有2000多口人，现今已发展为3000多口人，8个生产队，后来又成为10个生产队。村庄东西走向，长度为3里，宽1里多。这只是我20多年前在故乡时听到的家里大人的估计数字，现在可能会更长、更宽一些。在上世纪70年代初之前，千村却被分成两个大队，千东大队和千西大队。
千东大队的大队部设在村东头的“副业股”（自打童年记事起，大人就这么叫，但当时我确实不懂得“副业股”的意思）。“副业股”有两、三亩地那么大地方，地处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的地理位置。是个大院子，一条路斜着从院子里通往“南街”（当时大人、小孩都这么叫）。整个院子东西走向，靠东边是一排砖瓦房，右边几间砖瓦房是轧花房，饲料粉碎房，左边几间砖瓦房是大队部（后来又发现成了给村里人看病治病的卫生室）。我童年时清楚地记得那大队部的房内的正中间，矗立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白瓷像。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追悼会就是在这个大队部的门口开的。那天，全村的社员都被集中在这里，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和社员们一样列队，向掩映在翠柏中的毛泽东主席画像行“三鞠躬”。行“三鞠躬”前，我奇怪地发现，父亲竟然和队里其他社员就站在我旁边的队列之中，我看了看父亲，父亲也看了看我，但都没有说话。大院靠正北的边上也有一排砖瓦房，靠东侧的几间是大队的磨面房，靠西侧的几间是第二生产队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厂门口前，是一个面东背西，用黄土堆起来的一个正方形，大约一米多高的戏台子。
我现在理解是，这里之所以叫“副业股”，可能是由于这里有能挣钱的几台村里任何地方都不曾经多见的机器。
第二生产队的印刷厂给我印象最深刻。说是印刷厂，实质上也就是两间非常简陋的砖瓦房，里面放着一开电闸就转动的，由皮带拉动轮子的“咣当、咣当”乱响的印刷机。这个印刷厂不象现在的印刷厂，除了印刷书报，还印刷广告之类的东西，而这个印刷厂仅印刷一些学生用的作业本子、稿纸或地方一些单位用的收据或单据什么的。
当时正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干扰”（ 也称“十年浩劫”和“十年动乱”）时期，据说是全国的工厂的工人都不做工了，到处“造反”，不生产东西，这对于生活在本来就比较清贫的农村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供销社好多生活必需品却不供应不上了，没有盐吃，父亲就学着别人，在我们家靠奶奶住的两间草房的西山墙下支了一口烂缸，刮来些碱土自己熬盐；没有煤油，夜间我们家几乎一夜不点灯；没有火柴，远在新疆工作的姨妈便利用故乡看望姥姥、姥爷时给我们家带了两封火柴，这对于当时我们家来说真可谓如获至宝。
供销社里学生的作业本子没有，提不到货。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生产队的这个印刷厂发挥了大作用，全村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几乎大都是这里印刷的，至少在两、三年之内。但令人不敢恭维的是，这些作业本子的纸质非常差，都是些稻草做的，用正规印刷厂印制的作业本，正面写完，背面还很洁白、干净，可以演草用，而这个印刷厂印制的作业本正面写完，背面几乎就不能再写了，原因是正面写过的笔迹几乎透过了背面，因此背面钢笔尖一写就挂纸，一挂纸就烂，没有办法书写，给人感觉很是不舒服。
我现在想起来，这也可能是生产好纸的工厂不生产的原因，导致一些冒牌小工厂乘虚而入，挂着羊头卖狗肉，生产一些质量差的纸买给乡下的小印刷厂。当时，也多亏了这些作业本，否则我们真不知道该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到什么地方去。
千西大队大队部设在村中间路西的旧时的一座三合院里，所谓三合院，就是面南背北盖着一座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东屋和西屋。据说这三合院是村里千会桥的，千会桥和家人全在北京工作、生活。千会桥已经是某单位的“国家干部”，因其父母“成分”不好，千会桥和父母“划清了界限”（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类似情况也很多）。因此，千会桥和家人多少年都没有回老家，后来千会桥因病去世，其后裔也没有一个回来继承并居住这个三合院。千会桥的父母去世后，这个三合院就归千会桥的本家所有了。
我记事时，千西大队和千东大队就合二为一了，将整个千村大队部搬到村里距离“大街十字”东边不远的千家庙，也叫“大寺”。“大寺”门口正对着一个大水坑，也叫“大寺坑”，过去“大寺坑”可以说是我们村里的最大的一个蓄水坑，水深处有一、两米深，水比较清澈，小时候每逢夏天，我和小伙伴们没少在里面戏水。
现如今，千家庙经过修缮，仍归还了它历史的本来面目，仍是村里的家庙，院子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据说由村里上了年岁，平时闲着，并有一定威望的几位老人负责管理。
再后来，千村大队部又搬到了“大街十字”南边不远的一个院子里的西屋，距离我二哥和弟弟海晟的住宅很近。搬到这里后，我没发现千村大队部从这里再挪其它地方，直到现在。（2012年3月，我侄子鹏超在网络上给我说：大队部又挪到家庙的西边老郑的住宅了。老郑一辈子独身，2006年去世）。
因此，在我的记忆里，千西大队部只住过乡里派下来驻队的“工作组” 干部，后来不曾住人，3座房子空着，院子里很森人（很吓人的意思），没有人敢到这里来，狭小的院子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放上用稻草做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草人，当时刘少奇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全国声讨批判。不知道哪一天，有胆子大的调皮孩子，趁夜里将身穿“绫罗绸缎”衣服的“王光美”的草人放到了大街上村里供销社门前的路中央，还在草人的嘴上插上点燃的香烟，点燃的香烟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着实将过路的行人吓了一大跳。这事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制造这个恶作剧的胆大而调皮的孩子至今也不知道是谁！
那时，我们家住在千西大队和千东大队中间分界路的西侧，便被划分到千西大队的第七生产队（一直到今天还是，几代人都没有改变）。虽属第七生产队，实质上我们家四周围也就那么五、六家是第七生产队的人（第七生产队的人大都集中居住在村西头），居住距离比较近的却是八生产队、四生产队（后改为九生产队）、五生产队的人，因此我童年时的伙伴们也就大都集中在这几个生产队。
千西大队和千东大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或是70年代初就被合二为一了，统称为千村大队。据文字记载：故乡千村有600余年的历史，有3000多名千氏子孙后代。从河南迁出的千氏子孙，祖上基本来自千村。生于河南登封颖阳明将千万里是落籍朝鲜半岛的千姓第一人，现在只有千氏单一本贯。近年来，不断有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等省市及韩国、朝鲜的千姓子孙至武陟县千村认宗。自千村迁出之千姓子孙，外国籍大多在朝鲜、韩国、日本等地。
另据村上老人说，起先，至少也有几百年前，千村住着我们的先祖千姓兄弟两人，遂在此地拓荒创业，定居下来），后来两人都结婚成家有了后代，分家后，一个在村东头种地生活，一个在村西头种地生活，经过几代下来，村东和村西就在地域上显得尤为明显，以至给其后人在分家问题上没有造成那么多的麻烦。这种认真分家的风俗至今还在千村保留着，从各家兄弟们之间的分家、分地一些地契上就能看出来，并有史可证。
另据史料记载：元明之际，洛阳孟津上古邮村有千舜祖、千尧宗弟兄二人。因当时战乱频仍，弟兄二人不得不各自逃生。其中，千舜祖先携少子千伯荣逃往陕西蒲城县终南镇千家堡，两年后，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千伯祥、千伯让又带着母亲李氏北渡黄河，历尽周折来到武陟县东南20公里的柴家堂村（也就是现在的千村）。
在异乡多年的时光里，想念故乡对于我来说常是在梦里实现的。在梦景中，故乡还是那样的陈旧，没有变化，那黄褐色的土地，那布满泥泞的村道，那蛙声如潮的池塘，那被盐碱侵蚀了墙根的幽巷，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
但当我真正回到故乡之后，才发现故乡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时光飞逝，物换星移。故乡的确已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村外，高速公路的贯通完全破坏了我童年时的视野和印象。土地还是那样地肥沃，庄稼还是那样地长势喜人，天空还是那样地湛蓝，太阳光还是那样地炽热而眩目。道路也变化了，变得笔直平坦了，往昔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全是青一色的砖瓦房子，有的乡亲还盖起了小楼房，几乎家家都买了农用小四轮拖拉机，彻底改变了“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历史。
故乡人现在变得愈来愈安逸起来，原因是不愁吃不愁穿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嫉妒心也就没有了，且多了一份邻里间的相互关爱和帮助。从孩子们的衣着上来看，已经看不出来是城里还是村里的孩子。
是呀！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我的故乡也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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