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读过几天书，说实话从老家出来时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够，但现在他却能读各类书报，尤其对中国各地的历史比较了解，也比较有兴趣和别人闲聊，所以在单位家属院里人缘也是比较好的。
和不少和到新疆谋生的人一样，他也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坎坷经历，提起来让人回味。
他们弟兄姊妹好几个，但刚开始却并没有因为缺吃少穿才出来的，因为当初家里没有因人口多而生活不下去，只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出来闯荡一下，外出来了新疆，至于后来，发生了变故，又回去后，生产队却不给分粮食，原因是他已经是“外出了的人啦！户粮被取销！”没有办法，他才又并非容易的，历经坎坷的返回了新疆。
那是上世纪的1958年12月农闲时的一天，他从临泽到玉门去看在石油矿务工作的哥哥濮生江。年轻人的思想是容易变的，他也一样。在哥哥那里住了几天以后，哥哥给了他20元钱让他回临泽的家里，但是通过在玉门的几天生活，他感觉家里还是没有外面人生活的好，因为家里那年代正在刮共产风，本想看完哥哥就回家的念头此时打消了。
他没有回临泽，而是用哥哥给的20元钱买了从玉门到安溪（现为瓜州）的火车票，前到安溪找工作。就是到安溪去也不是盲目的，因为这里有堂弟濮生孝在安溪县委当通讯员，他只知道堂弟濮生孝字写的不错。
来到安溪，他很快找到了堂弟濮生孝，堂弟濮生孝也很快通过县长的关系给他找了个工作，是建筑工，第二天他就到建筑工地上上班了。不料，在上了4天班，就发现这里刮了3天的大风，有时简直是没有办法出门，他私下觉得这里仍然不是理想生存之地。于是，也就在第4天，他又买了从安溪到峡东的火车票。凑巧，在汽车上，他遇到了同样出门谋生的两个老乡。可能是出自于共同愿望，都有亲近的感觉吧！两个老乡的其中一位向他发话了，人家问：“小伙子！你到哪里去？”他答应说：“准备到新疆去！”人家又问：“你那里有亲戚吗？”他又回答说：“有！在南疆的莎车县！”
“哦！那里可是太远啦！”人家感叹说。
在车上经过和两位老乡闲聊，才发现两个老乡都是热心肠人，他们分别在新疆的农一师和农八师工作，他们这是来老家探完家后又前去新疆的。
在峡东下火车以后，就没有火车可坐了，因为当时的火车只通到峡东。他和两位老乡又坐汽车到了新疆境内的尾垭车站，到了晚上才下的车。在尾垭车站，有一个搭起来的新疆农八师招工用的帐篷，那位在农八师工作的老乡就将我带了进去，帐篷里可以食宿，他们3人就在这里住下了。
天亮以后，他们3人又一同从尾垭车站坐上了到新疆的卡车。
所谓卡车，也就是拉货到尾垭车站的货车，货一卸完就开始上人，车一满就走，每车大约可乘坐30人。
乘着连帐篷的没有的卡车，敞着风，走了一天，直到天黑，拉着他们的卡车才来到了乌鲁木齐。
当天晚上，他和两位老乡就住在了地处乌鲁木齐市黄河路上的“向阳旅社”，就是现在“群众饭店”对过的地方。
来到乌鲁木齐后，他已经没有一分钱了，在“向阳旅社”的食宿都是两位老乡给解决的，轮流给他买饭吃，并说：“小伙子！放心吃！没钱没关系！”直到今天，岳父提起这事都记忆犹新，感叹着说实在是遇到好心人了！
一路的关照，一路的交流，使岳父在接触中对两位老乡有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岳父也由此对两位老乡更为信赖，心想将工作托付给他们两人绝对没错。
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岳父就从心里计划着随要其中的一位老乡到农八师石河子去找工作。
初次来到乌鲁木齐，对这里的一切都感觉到很新，第二天早上吃过饭10点左右，岳父想出门去转一转看看，说也真是巧合，一出门便碰到了老家比较亲近的本家人濮文玉。
那时，濮文玉已经来乌鲁木齐市一年多了，在乌鲁木齐的自治区商业厅钢铁厂找到了工作。
当濮文玉了解到岳父已经计划跟老乡到石河子找工作的情况时，说：“那个地方远的很，你就在乌鲁木齐找工作！”就这样，在来新疆的火车上认识的农八师工作的老乡也没有勉强他去石河子，对他留在乌鲁木齐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临走到石河子之际，还不忘给他留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很爽快地说：“小伙子！如果在乌鲁木齐找不到工作，你就到石河子找我！”说完人家就走了。
经过后来书信联系，岳父才知道这位好心的老乡在石河子农八师拖拉机站工作。
这样，岳父就随着本家濮文玉，来到了在自治区水利厅机械厂，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老乡戴新尚，让老乡戴新尚帮助在水利厅机械厂找工作，找到厂劳资科问，人家已经不招人了。
晚上，岳父就住在老乡戴新尚所住的单位集体宿舍里，一住就是3天。
最后一天晚上，几个甘肃籍老乡聚在一起聊天，有个老乡说位于乌鲁木齐市黑山头的自治区建筑公司（现在的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在招工。
根据这条讯息，岳父就找了过去。结果是很顺利，岳父一去就被自治区建筑公司招上了，当上了一名建筑工人。用岳父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确是年轻，工作也比较好找！”
在自治区建筑公司工作了两个月后，已经是195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过去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放假。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在中桥（现在的人民路立交桥）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岳父也前去参加了，也就是在开庆祝大会的会场，他见到了从甘肃老家来新疆的老乡包文章。
在此后的岁月里，岳父和老乡包文章在一个单位工作、生活，直到退休，只是包文章比岳父晚退休了两年，但让人遗憾的是，老乡包文章刚退休不到一年，在一次骑自行车送孙子上学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离开自己生活、工作过一生的农六师汽车改装厂（现在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十三户社区）。
岳父见到了老乡包文章，真可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累汪汪！”谈话时才知道，老乡包文章是专门投奔岳父到新疆来找工作的。首先，岳父想到了自己所在的单位，他将包文章带到了自己工作的建筑公司工地找工作，结果是建筑公司不要人了。
晚上，岳父和老乡包文章单另住在工地一间集体宿舍，盘算着如何离开这里，带着包文章到其它地方去找工作。
其实，岳父如果单纯从自己来讲，是不必要再找工作的，因为毕竟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且工作还可以。但他没有完全只想到自己，只顾到自己，想到的是如何让老乡包文章也和自己一样有工作。
出门在外，老乡之间互相有个照应，理所当然，这就是乡情，这种乡情在淳朴的甘肃老乡中间普遍存在。也正是有了这种乡情，岳父才在自己年轻时的最关键的人生之路上虽几经波折，却没有磨难。
岳父想着将自己已经有了的工作辞掉，再另外陪同老乡包文章找工作，但这想法当然是不能让工地上的领导知道的，如果知道了是否放他走还是未知数。因此，岳父只能是带着老乡包文章“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在自治区建筑公司工作时，岳父一个月的工资是62元钱，一共干了两个月的时间，124元钱的工资都领上了，又恰巧赶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岳父想着和包文章从这里出走到另外地方去，应该是个好机会。
为了不被人发觉，并引起同事们之间的注意，岳父特意和包文章单独住在一间宿舍里，以避开其他同事。
天还没有亮，岳父就和包文章顺着现在的乌鲁木齐河南东路去农六师农具厂，当时没有路灯，到处是农田，他们两人摸着黑走，但丝毫没有感觉到害怕，可能是要生存的更好的愿望促使着他们。
为什么要农六师农具厂呢？岳父后来说在自治区建筑公司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农六师农具厂工作的老乡就给他寄过一封信，信里说农六师农具厂一直在招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光阴的更迭，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经过多年改制，现实中的农六师农具厂先后成为机械厂、汽车改装厂。
据岳父讲，农六师汽车改装厂曾经是该厂最为辉煌的时段，是兵团企业的骄傲，经济效益也是让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十分羡慕的，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慢慢地也就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到了上世纪的1996年和1997年，企业连续两年竟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它就像一头不堪负重的老牛，在拼尽了最后的一点气力之后，颓然倒地。2001年，农六师汽车改装厂宣布破产，从此退出了新疆兵团企业辉煌史上的历史舞台。
天亮了，大概在早上的10点左右，岳父就和包文章就已经来到了农六师农具厂，经老乡的引见，两人在劳资股都很顺利地报上了名，并当天就被分配了工作。岳父被分到农六师农具厂二车间当了锻工，包文章被分到一车间当了翻砂工。
岳父记得很清楚地记得，他和包文章上班的时间是1959年的5月4日。
和任何一个普通人所遇到的人生挫折一样，岳父也遇到让他意想不到的挫折。1959年的的国庆“十一”，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涌进了新疆，导致甘肃省一些地区劳动力严重缺乏。为此，甘肃省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根据事先统计过的名单，对外流新疆的人员，尤其是年轻人进行遣返。不用说，岳父和包文章当时都是20多岁的青年，都在遣返名单之列，躲是躲不过去的。
据岳父后来回忆说，仅农六师农具厂（后更名为农六师汽车改装厂），遣返的人员就拉了满满一汽车。
岳父和包文章当坐上被遣返回原籍的汽车时才发现，在遣返的人员中间，除了他们两人是甘肃张掖地区的以外，还有武威、兰州等地区的。
岳父和包文章坐着被遣返的汽车来到新疆境内的尾垭车站，在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的组织下，换乘火车，和其他遣返的人员一样，是哪个县的在哪个县下车，是哪个地区的就在哪个地区下车，这样一路走，一路下，一车人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家后，家乡的一切并没有让岳父感到温馨，且有一种凄凉在里面，时值晚秋，庄稼地里呈现出来的是一片衰败和凋零的景象，寒冷的冬天很快就会来临。
家里的生活仍是十分的清苦，温饱问题依然困扰着村里的很多家庭。岳父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后，便没有粮食吃了。他到村里的大队去要，人家不给，原因是岳父已经是出了家的人，村里已经没有这个人的口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好象就是：人出来了，户粮关系就被村里注销了一样。
没有粮食吃该咋办？
为了生活，在1959年的11月，岳父和包文章在老家临泽又坐上了前去新疆的火车。
当时，在新疆境内的尾垭车站，设有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工作队员只要发现有甘肃到新疆的年轻人就会拦截，并拉上车进行劝回。
对于岳父和包文章来说，尾垭车站不能不算是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艳阳一片了。
岳父和包文章自然都是聪明人，他们早料想到了这些。于是，在临泽上新疆的火车时就刻意将时间推迟，目的是火车到新疆境内的尾垭车站的时间就已经不是白天了，刚好是晚上，且是半夜人们正是瞌睡的时候。
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火车到了新疆境内的尾垭车站就已经是半夜了，此刻也正是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思想麻痹的时间。
一下火车，岳父和包文章就顶着天上的月光往新疆哈密方向跑，因为怕被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的人发现，所以他们俩不敢买票坐火车。
跑了一夜，岳父和包文章到了一个名叫“枯水井”的地方。他们两人在这里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赶路。
在路上，他们不时地看到大人带着孩子前往新疆的路人，他们也感受到此刻往新疆跑的人不止他们俩人，还有很多人，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跑过来的，但跑出来的目的是一致的。
从“枯水井”往哈密的方向跑了一整天的时间，又到了一个名叫“骆驼井”的地方。跑到“骆驼井”，夜幕已经降临，四处一片漆黑。此时，他们实在跑不动了。
“骆驼井”有卖黑面馍馍的，他们吃了买来的黑面馍馍，就住在“骆驼井”旁边修路工住过的一间破房子里。
破房子没有门，没有窗，又不敢睡觉，他们担心在睡觉时被人进来打劫。用岳父现在的话来说这房子也就是一个能避风的地方。
因为太冷，他们两人就用在戈壁滩上拾来的柴禾在破房子里烧了一堆火取暖。正在烤火时，突然，发现有人在窗户外探头向里看，岳父警觉地站了起来，并喊了一声：“谁？”
随着喊声，人进来了，在火光的映照下才看清楚，是位哈萨克族男人，会说汉语。
他说：“我是看到这里有亮光才过来的！”接着，他就坐在地上同岳父和包文章进行聊天。
经过闲聊才知道，哈萨克族男人是新疆八一钢铁厂开麻斯车的驾驶员，此刻他是拉运东西到尾垭车站路经此地的。
三个男人闲聊了一会儿也就相互比较熟悉了。
哈萨克族男人问：“你们为啥往新疆跑？”
岳父说：“因为家里不分给粮食吃，肚子饿得很！”
说话间，哈萨克族男人将两个羊肉包子分给岳父和包文章两人吃。
哈萨克族男人临走时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我在尾垭车站拉上东西回来将你们带上！”
哈萨克族男人走后，因为实在太累，岳父和包文章躺下去就全都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
两人继续从“骆驼井”向前走。在路上，岳父和包文章还真看到了昨天晚上和他们聊天的哈萨克族驾驶员，也看到了车上拉着的轧钢机。可能是车上东西实在太多，没有办法坐人，两人也没有上去和哈萨克族驾驶员打招呼，哈萨克族驾驶员也没有将车停下来。
走了一天，天黑时，岳父和包文章又到了一个名叫“疙瘩井”的地方，因为天太黑，想走也不敢走了。没有住的地方，两人就找到一个挖过沙子的大沙坑，在大沙坑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
他们准备从大沙坑出来的时候，岳父在大沙坑里拾到一个饭碗，一个大馕饼，一个布袋子，这是前面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遗忘下来的。岳父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的饭碗已经在新疆啦！”
岳父和包文章两人又走了一天，到了哈密。
岳父此时掐指算了一下，他们两人从尾垭车站走到哈密，用去了3天3夜的时间。说来也巧合，这时间刚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乌鲁木齐至郑州的171、172次旅客列车的全程运行时间。
来到哈密，岳父去找一个姓储的老乡，姓储的老乡在哈密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了，岳父在老家时曾经见过他。
在哈密，仍然居住着甘肃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因为怕他们的缘故，岳父和包文章仍是不敢坐车到其他地方去，两人就在姓储的老乡家里住了一个星期。
老是在人家家里住也不是个事儿，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两人也觉得时间长了过意不去，就想着必须得走。于是，两人抱着不被遣返工作队发现的侥幸心理，决定去车站排队买票前往吐鲁番的车票。
经过几天的休息，他们两人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因为担心人们会以貌取人，做事不方便。岳父穿着哥哥送给他的黑棉袄，梳着大背头；包文章穿着一件蓝色大衣。两人看起来像是外出办事的干部摸样，驻新疆劳动力遣返工作队的工作人员竟没有看出来他们是外出人员。
他们两人很顺利地买上了车票（每张票票价为15元，岳父说他还是用上次来新疆时的打工工资买的票），并上了哈密开往吐鲁番的卡车。
他们是中午坐上的卡车，第二天的中午就到了吐鲁番，当时的路况很差，到处是坎坷不平的戈壁滩沙石路，车行进的很慢。
岳父的堂哥濮生吉在吐鲁番棉花技术推广站工作。
岳父和包文章找到了堂哥濮生吉。岳父原计划是继续到新疆兵团农六师农具厂工作的，但经不起堂哥濮生吉的说服：“不要到乌鲁木齐去了，咱家里（指甘肃临泽）今年不好（指年景），说不定明年就好了！明年家里好了，咱们一起回家去！”在说这话的同时，岳父的堂哥濮生吉还有着有朝重回故乡的想法，也对故乡充满了希望，但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去。岳父听了堂哥濮生吉的话后，就和包文章留在了吐鲁番。
此时已经到了1959年的12月，岳父和包文章在吐鲁番棉花技术推广站拿起了坎土曼（农具），参加了工作，在戈壁滩上为吐鲁番棉花技术推广站开荒种棉花。
这里很多地方都生长着芦苇，拖拉机都开不动，只有人工开荒。累一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并不可怕，但吐鲁番炎热的“火洲”气候，风刮到身上都是热的，气都喘不过来，这样的环境的确让岳父难以适应。岳父暗自己喟叹：“这里不能长时间呆下去！长时间呆下去不行！”
于是，在1960年的6月，岳父和包文章就又坐汽车来到了乌鲁木齐，径直找到了他们上次来新疆工作过的单位—新疆兵团农六师农具厂。
因为毕竟在这里工作过，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两人吃饭、住宿都不掏钱，所见到的人对待他们都很亲切，使得他们顿然有了回到家里一样的感觉。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车间主任、指导员，和车间主任、指导员汇报了回家后的一些情况后，两人就又都被安排各自的车间上班去了。
1961年4月，岳母拿着岳父往家里写信的地址，背着3岁的大哥濮学宝坐火车，从甘肃临泽老家来新疆找岳父。在距离吐鲁番不远的大河沿（当时火车就通到这里）下车后，岳母又背着大哥濮学宝坐汽车来到了乌鲁木齐。
来到乌鲁木齐后，岳母并不知道岳父所在新疆兵团农六师农具厂（后来叫农六师汽车改装厂）的确切位置，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没钱吃饭了，就在乌鲁木齐要饭。
出门总会遇到好心人，这天岳母背着3岁的大哥濮学宝一边要饭，一边拿着岳父信上写的地址向人打听农六师农具厂在哪里？
这天，岳母问到一个拉架子车的人，拉架子车的人望了望他们母子两人，很爽快地说：“农六师农具厂？我知道！你们跟我来！”拉架子车的人将他们娘俩领到了农六师招待所（当时地处现在的乌鲁木齐新华北路小西门附近）。
据岳父后来说，当时凡是来找在农六师系统工作的来疆探亲的家属，只要拿着家信上的地址，就可以凭此在农六师招待所吃饭、住宿，不用交钱。
此后，农六师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就将岳母和3岁的大哥濮学宝带到乌鲁木齐的北门，将母子二人送上了这里通往农六师农具厂的13路公交车（当我和岳父聊起这些往事时，岳父很有感触地说，真没有想到，几十年了，13路公交车的线路仍没有改，名字还是13路，仍然在乌鲁木齐的北门发车，仍然从现在的新疆兵团农六师汽车改装厂东侧（岳父所搬新居的“幸福小镇”住宅小区旁）的路上通过。
岳母和3岁的大哥濮学宝来了，全家人也就都来新疆了。
两天后，兵团农六师农具厂就给岳母安排了工作，就是到地处现在的乌鲁木齐市西山的兵团农12师104团种地去。
开始是这样安排的，岳父和岳母都去农12师104团种地，会都开过，并已决定了的。没想到的是，早上决定了的事情，下午农六师农具厂的领导就找岳父谈话：“你爱人已经从老家来了，你就不要去（指农12师104团）了！”岳父说：“名册都造好拿走了！”
农六师农具厂的领导说：“让他们将你的名字从名册画回来就是了。”
原来，农六师农具厂二车间的马主任找到厂劳资科，给劳资科长说：“你们将骨干都调走了，我车间还生产不生产啦？”
最终的结果是岳父没有到104团种地去，而是岳母一人带着3岁的大哥濮学宝去了。但时间不长，种了一年的地，1962年过完“五一”劳动节后，岳母就被调回农六师农具厂来了，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1962年，正赶上全国各地的人员大下放，新疆兵团也不例外。当时，农六师农具厂下放的人也不少，下放的人分别去了农四师（伊犁）、102团（五家渠）、104团（乌鲁木齐西山）。
岳父没有被下放的主要原因就是人老实，用他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家让咱干啥就干啥！没有被下放。话又说过来，在被下放的人中间，也确有一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干的人！”
无论对于谁，人生之路都差不多，最关键的是你方向是否看准？如何去把握机遇，且是否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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